文/缪 迅

三

到厂里学工后，我们的作息时间也随之调整。每天八小时的劳动不打折扣，上个厕所也是一路小跑，和厂里的工人是一样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工人干活拿工资，而我们学生则分文不取，纯属“共产主义星期六”式的义务劳动。

当然，也不能说一分钱也没得拿，我们有每天一角钱的车贴，扣掉每月4个休息日，一个月的车贴2元6角，分两次发放。我们这些中学生大多囊中羞涩，现在口袋里有了这2元6角，那可是可以去买好多甜的咸的等好吃的零食或如我一般爱读点书的、到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里淘几本马恩列斯著作等。我和几位同学差不多都是徒步上下班，很少坐公交。以此而论，学工真的还不错，还有几个小钱可赚。

上海医院设备厂的厂休日是星期二，我们学工的学生入乡随俗，也一样是星期二休息。我差不多把两个月里的八九个厂休日都贡献给了编《学工简报》上。每到星期二，睡了一个懒觉吃了一点东西后，就赶到学校，忙着写稿子、改稿子、排版面等等。当然我不是一个人干，还有曹志琪、卜基勇等几位“连排干部”一起帮着干。算起来，两个多月里，一共出了十期《学工简报》，其中有一期是“九班专刊”，我组织了班上的十几个同学，让他（她）们写学工体会，要求结合当时搞得很热闹的“批先验论和英雄史观”，写出自己在师傅们的“再教育”下，通过学工劳动取得的思想收获和体会，有些稿子自然是达不到那个“要求”的，没关系，改就是了。经修改后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虽然只是个油印小刊，班上有的女生看到自己的名字及写的体会文字“发表”了，都开心的不得了。

        工厂食堂老照片

学工时，午饭是要在厂里食堂吃的。我们都买了饭菜票。午休的铃声一响，我们就和师傅们一起走到食堂，在窗口排队。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食堂的窗口只有两三个，每次吃饭都要排长长的队伍。厂里的一些青工往往会“插队”，见到同车间的人，就说说笑笑地插进本来秩序井然的队伍。虽然有人向他们翻白眼以示不满，不过，也没因此而吵上一架。都是一个厂的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那时候的厂食堂，菜肴品种虽不太多，但味道都还可以。红烧肉、荷包蛋、红烧带鱼、糖醋小排等荤菜1角至1角5分一份；炒青菜、炒菠菜、红烧素鸡、烂糊肉丝等的价格在5分至1角不等。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是一道叫“油煎板鱼”的荤菜，我觉得是味道最好的。所谓板鱼是什么鱼，我不知道，大概是用青鱼或鲢鱼加工的。我吃到的板鱼是方方正正的样子，或许因此叫板鱼吧。板鱼上加了多种调料并涂上了鸡蛋浆和面粉。油煎后两面金黄色，吃上去“呱啦松脆”，齿颊留香。这道菜价格2角，是食堂里最贵的菜。我可不管贵不贵，这道“油煎板鱼”只要摆出来了，我必买。结束学工后直至今日，我再也没有吃到这道“油煎板鱼”。

厂里的青工大多是66届、67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正是年轻好时光，自然要谈恋爱和结婚成家的。上班时，师傅们一边“做生活”，一边也难免要“嘎嘎珊瑚”的。最让她们津津乐道的谈资是“谈朋友”正在“现在进行时”的几对同厂青工。其中有一对同在机加工车间，男的叫小汤，女的叫啥，好像姓钟。这一对大家都看好，不过，小汤的脾气很不好，对女朋友很不温柔，动不动就会当着大家的面对小钟大发雷霆。

有一次，我走过这个车间，只听见小汤哇啦哇啦地在“骂山门”，而小钟呢，一头埋在工作台上痛哭着。旁人劝解说：小汤，你们两位真是的，要好起来嘛手搀着手不肯放，吵起来就像冤家对头一样，做啥呢？”小汤还是不依不饶地说：“啥人跟她谈朋友，一刀两断！”过了几天，这一对又和好如初，出入厂门手挽着手，在食堂吃饭时你给我一块鱼，我喂你一勺饭的。旁边的同事打趣道：“你们谈得差不多了吧，好给我们吃喜糖了。”小汤像煞有介事地说：“巴黎谈判还要经过一个曲折而漫长的阶段呢。”旁人立即拆穿他的西洋镜：“好了好了，侬就不要再发嗲啦！”随之食堂里一阵哄笑。

小汤所说的“巴黎谈判”指的是啥，在当时几乎人尽皆知。就是为结束越南战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分别代表越美两方在巴黎举行的谈判。

四

两个多月的学工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让我多睡了几个懒觉。那年头，整个上海用电紧张，不少工厂都要让电。上海医院设备厂虽然还不算是用电大户，也要作出些牺牲，让出点电来。3月下旬，厂里因为让电将上班时间推迟至上午10：30分。这是个“普大喜奔”的好消息，工人们自然开心，我们这些最爱睡懒觉的学生当然更加“窝心”了。那几天，我的闹钟发条断了，拿出去修还不能立等可取。所以晚上睡觉还真是睡不踏实，唯恐睡过头上班要迟到。现在至少好睡到早上九点起床，这下我可以放下心来睡个踏实觉了。没几天后，让电告一段落，又恢复早上8点上班。

可以说，那年头，郊区的农民欢迎不欢迎我们学生下乡学农，很难说得清。因为学生下乡要给安排住处，而且还要安排用水用电和一日三餐的用煤等等（烧饭由学生自己解决，我下乡两个月，劳动之余，还当了两个月的炊事员兼采购员）。这个无疑给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添了不少麻烦的。而学工则没有这些麻烦不说，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多少有点文化而且体力也不错，还比较遵守纪律，大多数同学干活还是蛮认真蛮肯卖力气的。工厂又不需要支付一分钱的工资或津贴，光赚不赔。所以说工厂是很欢迎中学生来学工劳动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就拿我们班来说，到了上海医院设备厂后，近50个学生分配到各个车间后，立马进入角色，师傅们稍加指点示范后，就像模像样地干起活来。可以说，学生到厂里劳动，是来了一股生力军甚至是突击队。没几天，我班的不少同学就上了车床、冲床、钻床等机器上干活。一个月以后，聪明而且又喜欢钻研的同学都掌握了操作要领和一些技术技能，赢得了师傅们的夸奖。

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只要在车间里干活，总不免会发生一些工伤事故。上海医院设备厂算是“轻工业单位”，大的工伤事故不大会出，可小事故还是难免。班主任董老师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千万不要在两个多月的学工中发生什么工伤事故，那她就很难向学校和学生家长交待了。

        车床车间老照片

那是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上面提到过的青工小汤的师傅老张在操作冲床时很不幸地出了事，两个手指被冲床“冲掉”了。听到外面的一阵子惊呼，我跑出车间，只见小汤的一只手紧紧捏住他师傅出工伤的部位，一边大声叫着“师傅！师傅！”眼泪都出来了。医务室的厂医迅即赶到止血包扎了一下就送上厂车赶往第六医院。

后来据说老张师傅断掉的两个手指被冲床冲扁掉了，没有保住。据车间的师傅说，老张家里孩子多，经济困难，经常要厂里补助5元10元的，平时也不去食堂吃饭，都是自己带饭来的。

班主任董老师一看到这个情况，吓坏了，立即找到老周书记，要求把在车床、冲床等有可能出工伤的机器上操作的学生换下来，让同学们做一些相对来说安全的工作。老周书记当然是满口答应，立马作出调整。

在我记忆里，接收学工劳动的工厂是不大会安排我们这些学生从事安全系数不太高的岗位的。但是百密也有一疏，很难百分百地确保学工的学生一点事儿也不会出。我们七三届还好，没听说谁出了工伤。但我校七二届学工的学生中就出了一桩很不幸的工伤事故。这消息我是在七二届最后一期的《学工简报》上看到的。

那是在上海油墨厂（也是向东中学工宣队的派出单位）发生的。上面提到，七〇届、七二届学生毕业那一年都是半年学工、半年学农的。且听我倒叙一下：

那是1972年6月的一天，结束了半年的学工劳动后，上海油墨厂召开了欢送学工学生大会。会上，有一位同学代表大家发了言。他是以两重身份发言的：一是代表学工的同学们，二是以一名上海油墨厂新工人的身份。这是怎么回事？学工半年后，居然会被厂里看中留了下来，“市工”名额提前落袋为安了？

事情是这样的，上海油墨厂的车间里最多的机器是所谓的三辊机。我曾去上海油墨厂的车间参观过，亲眼看见师傅们在三辊机上操作的情景，三辊机不停地转动，油墨在其间滚压着，师傅们手持着铲子不停地将油墨压紧、压入进辊筒里。干这活儿必须全神贯注，真是一秒钟都不能走神儿。否则有可能自己的手指被油墨黏住带进正在滚动着的辊筒，那就惨了！这种三辊机在印刷厂里也有。71年6月我在上海纸盒十二厂劳动时，带我的师傅只有一只完整的手，右手只剩手腕上的手臂了，那只失去的手就是被滚动着的三辊机吞噬掉的。

那天，那位在上海油墨厂学工劳动的同学在三辊机上操作，一不小心，他的一只手被带进了三辊机的辊筒里，一声惊呼，师傅们立即关机，但还是晚了，这位同学的右手从辊筒里拔出来后，四个手指不见了！人生至暗时刻就这样提前降临到他的身上！

学工的学生出了这样严重的工伤事故，在当时也是足以让工厂和学校很棘手的，肯定要喝上一壶。具体善后经过我不知道，我只是从那份《学工简报》上读到了这位因失去四个手指而被上海油墨厂接收下来的同学的发言稿。他表示，出工伤后，得到医生的及时救治，厂里的领导和师傅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他。他很感动。现在起，他将继续在上海油墨厂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好工人。同时，他也趁此机会和同学老师们告个别了。

我在心里为这位学兄祈祷，愿他从此能少受苦难，人生的路能走得顺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