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缪 迅

不久前的一天，我和几位华师大老同学在洛川中路上的一家饭店聚餐。餐后分手后，我骑电动车回家。路上忽然想到，民和路不就在附近嘛，反正用不着赶回家烧晚饭，那就骑到那里去看看吧，那家上海医院设备厂，也即49年前我曾在那里学工劳动两个多月的厂子，会不会还在这条路上呢？应该是不大可能了。

不到十分钟的功夫，我就来到了民和路，自然是寻不到我印象中的那条民和路的踪迹了。路似乎没有拓宽多少，路两边基本上都是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和各式各样的商店、餐馆、房产中介、美发、蔬菜店等等，这也在我意料之中。

我的这一次重走民和路，其实是一次对近半个世纪前中学毕业前夕的学工岁月的一次旧地重访罢了。

此刻此景，封闭与淡忘已久的在上海医院设备厂学工的记忆一下子又浮现出来。虽经如此长久的岁月漫漶已模糊不清，但还是能有若干碎片可以重新捡拾起来。

好吧，趁脑子还没有彻底失忆、还能写点回忆的片段，就赶紧写起来吧。

                                                              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及中期，上海的各所中学无一例外的规定，所有学生在读期间，都要由学校组织到农村和工厂去学农、学工。到了毕业那一年，就要提前结束文化课学习，一学年或一个学期全部转入学工学农。

1973年1月，我在闸北区向东中学已经读了三年半了。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没有在课堂上，而是在学工、学农或野营拉练。“9.13事件”后，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到了1972年，开始批“读书无用论”了，中学的教学秩序也渐渐有了点走上正轨的感觉，向东中学也开始重视学生的文化课学习了。我所在的七三届九班和其他几个班冒出了好几个各门课成绩都很出挑的“尖子”，很是受老师的青睐和同学的钦佩。大多数同学都开始比较自觉地重视学习尤其是各门课的考试成绩了；考试成绩比不过身边的同学乃至不及格，脸上是挂不住的，“摊招势”呵！

记得到了学期末复习迎考阶段，班上有好几个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课成绩不太好的（包括本人）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有的甚至拿出了春节前到小菜场买大黄鱼、蹄膀的那股劲儿，起五更睡半夜地灯下复习。不为别的，只想考出个拿得出手、讲得出口的成绩，给自己也给爸妈一个交代，也让自己的“人设”不至于崩坍。

         车间老照片

不过，那个时候，学习成绩再好，似乎对毕业分配工作没什么大的作用。到了毕业分配时，你是分配到市工还是市属外工？是市农还是市属外农或外农或是读技校？都跟学生本人的学习成绩无关，一切都看你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兄姐的毕业分配去向。

或许是为了让学生们更快地适应毕业后的工作吧，或更是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教员的“五七指示”，那时候，七零届、七二届中学生到了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就停止上文化课，半年学工、半年学农，然后按照“四个面向”方针分配工作。到了我们七三届，或许上面觉得用上整整一年时间来学工学农实在是有点过分了，于是打了个对折，即最后一个学期停课，期间两个月学工、两个月学农。

1973年1月底，我终于结束了中学阶段的文化学习任务，顿时有了“解放”的感觉。不是我不爱学习，而是因为在“红团”混着而脱课过多的原因，到了中三，我越来越跟不上数学课的教学进度，上数学课云里雾里、如坐针毡，数学课考试屡屡败北。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对数学课是“不明觉厉”，恐惧感与日俱增。上数学课和每一次数学课的考试，几乎成了我的梦魇。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和那令人恐惧、让我丢尽脸面的数学“拜拜”了。还有什么比再也不用上数学课更让我“如释重负”了吗？

中学里的最后一个寒假过后，2月15日是开学第一天，我们七三届的学生就开始了学工动员。给我们作学工动员报告的是陶诗喻老师。陶老师曾是地下党员，原南洋女子中学党支部书记；文革中遭到冲击，后来虽被“解放”但未能官复原职，而是在校革委会里担任某一个职务，大概是四把手或五把手吧。她的报告蛮有水平，她风趣地说，有些同学是很想“上班”的。现在有机会学工了，往往出门时会神气活现地和家长打个招呼“我上班去了！” 她的这番话引来我们会意的笑声。是呵，我们已经十七八岁了，是该去上班了。

第二天再次返校，参加了一个会，会上我被赋予一个光荣任务：担任《学工简报》（油印）主编。还得知我所在的中四（9）班全部到上海医院设备厂学工两个月。

第三天即2月17日，再次返校参加七三届师生学工的誓师大会。这学工劳动的仪式感还是足足的。

当天，我忙碌了一个下午，终于把《学工简报》第一期的内容搞好了。需要说明一下，我只负责采写工作和编排，刻蜡纸是学校一位姓胡的老师干的。这位胡老师50多岁，是聋哑人，刻蜡纸的水平他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71年、72年的野营拉练，胡老师都和我在同一个“团部政宣组”，我参与《野营战报》采写任务，他老人家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将我一手蟹爬字写就的稿件用清秀规整的仿宋体刻在蜡纸上，然后油推子一推，一张张《野营战报》就散着墨香和大家见面了。胡老师虽是位聋哑人，但和我们一样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9.13事件”后，学校开批判大会，他也写了稿子，念不了不要紧，委托其他老师代他念一念就是了。

这一回，我和胡老师继续新一轮的愉快合作。

二

1973年2月21日清早，我钻出温暖的被窝，匆匆洗漱后，就顶着料峭春寒出了门。学工第一天，我是徒步一个小时左右走到民和路上的上海医院设备厂的。

当天上午，厂党支部书记老周给我们全班同学介绍了厂里的基本情况。老周是位四野老战士，身材魁梧，脸膛黑里透红，说着一口东北味儿很足的普通话，对我们这些学生很和蔼的。下午，厂技术员黄申祥等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到厂里各个车间去参观了一下，然后就分配岗位。我被分在了血压表车间。

上海医院设备厂不大，仅200多人，主要产品是血压表等医疗器械。第二天，我开始了八小时的学工劳动，我干的活儿是操纵钻床磨光、磨亮小机件。这个活儿要求眼睛要看清，手要拿稳小机件，否则手一哆嗦，小机件就会报废。我戴着400度的“嘎梁”，大气不敢出一口，全神贯注于操作中。就这样，还是不小心报废了几个小机件。唉，一天活儿干下来，心情沉重呵，自己骂自己真笨！

好在车间里的师傅们并没有责怪我，对我还挺照顾的。看我眼力劲差了点儿，就让我装血压表。车间里干这活儿的大多是女工，车间给我安排一个师傅，她叫宋珍，五十岁左右的样子。她简单地示范了一下后，就让我一个人装起了血压表。

刚开始，我一天紧赶慢赶地最多也只能装70多只血压表，而车间里的熟练工一天能装150多只。没办法，只能耐心点，慢慢来，熟能生巧嘛。

宋珍师傅不怎么管我，倒是坐在我工位旁的汪姐对我甚是关照。汪姐的全名记不清了，好像叫汪巧玲，那年她27岁，是南洋女中（向东中学前身）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和我算是校友了。之后的学工日子里，汪姐实际上成了我的带教师傅，她毫不嫌弃我的笨手笨脚，而是鼓励有加，耐心传授技能。这样，没过几天，我装血压表的产量就赶上去了，最多时也能装120多个。

在干活的时候，汪姐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不少她在学校时的故事。我从她的叙述中得知，她在学校的时候也有过下厂下乡劳动的日子。有一次在乡下劳动，她和同学们对清汤寡油的伙食闹起了情绪，嚷嚷着“真没劲，这么多天吃不到肉”。班主任徐海南老师（我知道那位面相和善、早年从北大毕业的徐老师）被她们闹得没办法，只好答应：“好了，好了，明天就让同学们吃到肉。”结果第二天，她们并没有吃到一片肉，徐老师只是烧了一大锅肉骨头汤给她们喝。那时候学生穷得多、老师和学校也不富裕呵，只能喝一碗肉骨头汤来补补营养了。

         班组学习老照片

汪姐那时候虽已老大不小，似乎还没有男朋友。她也不大和班组里的姐妹们“噶珊瑚”。如今49年过去，屈指一算，汪姐该有76岁了吧。我在这里真挚地祝福她。

我学工的那两个月里，几乎提前一刻钟进车间，参加在上班前的班组会。一般情况下，班组会上，班组里的一位团干部会读读报纸或什么文件，然后班组长将当天的工作安排交代一下。对了， 我想起来了，那一阵子，全国上下响应教员提出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掀起了学习马恩列斯经典原著的热潮。我学工的这个班组也不例外，那几天，每天的班前会上，每人手拿一本《共产党宣言》，由班组里那位不脱产的团干部领读若干章节，然后由一位从公司下到厂里蹲点劳动的女干部作一番讲解。这位女干部50多岁的样子，一看就是个“三结合”进了班子的老干部。

班组长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师傅，姓什么我记不得了。会上读文件读报纸后，那位相当活泼的团干部让大家发言讲几句，班组长却少有开口，还摇摇头，脸上的表情是有点无奈又有点于己无关的样子。我当时的感觉是，他是位抓生产的好手，但对当时的时事不大关心。用那时候的话来说，就是“只顾埋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其实，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虽还不至于阅尽人间沧桑，但世上的很多事情他大概是看得蛮透了。或许他对已经搞了六七年的“运动”独有一份清醒和距离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