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鸦片战争后，清帝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江河日下。朝臣惊呼：“将来亡我者，洋人也！”立志“借法自强”的洋务派深切感到：救亡图存亟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师夷制夷”。于是乎，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应运而生。

开设船政学堂，是由左宗棠于1866年6月上书倡议，旋即同治帝批下奏折，准允：“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左宗棠要办之事，实乃当今应办实务。”后左宗棠奉诏出兵收复新疆，举荐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继任船政大臣并主事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不设门槛，凡天资聪颖的，即使寒门学子也一概引入，加以深造。从学堂走出的中国第一批理科生改写了历史：译介《天演论》的思想家严复，指挥甲午海战的军事家刘步蟾、邓世昌，清末外交家陈季同、罗丰禄，“中国近代铁路之父”詹天佑……

船政学堂不止是为了造船，更在于培养人才。欲要掌握西方先进技术，首先要培养能掌握其法门的人才；欲要造就这方面的人才，就必须改革与之不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中国从汉到清独尊儒学，以文章选人立国，“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在理工科技方面与现代文明国度差距甚远。1687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而中国尚未有“物理学”这个词；1765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而中国的主要动力依然是人力或畜力。中国传统教学的知识体系由经史子集构建，却没有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我国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船政学堂的教学内容迥异于传统设置。据史料记载，船政学堂分前学堂（造船和造机专业）和后学堂（驾驶专业）。无论是最初的四年制，还是1897年后的六年制，前、后学堂都开设内课、外课和中文课。其内课的课程有：算术、几何、解析几何、物理、三角、微积分、机械制图、力学、机械学、化学、船体设计、蒸汽机制造等。如此前所未有的新式教育彰显出船政学堂既强调“技”——科学技术的应用，更注重“知”——科学理论的传授，从机器技术到格致算学，西学教育渐次演进。

显而易见，新式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全然突破了我国的传统教学，于是乎，师资力量便成为了须臾不可或缺的关键问题。沈葆桢在日记中写道：“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作，英为最精。”他就延聘外教向朝廷递折。清廷斥巨资请了38位洋教官。做个比较：洋教官平均月薪白银200两，而中国教官则为20—36两不等；日意格和德克碑聘为总监督，月薪白银1000两，沈葆桢本人则为600两。沈葆桢恪守的原则是：“优赏洋员，权自我操。”他与洋人订有严格、细密的合同，如造船，前三年，洋人手把手地教，后两年只在一旁指导；造出船只后，学生还得能驾船出海，这才算履行了合同，可兑现薪酬，否则解聘。到1874年，福州船政共完成15艘轮船，其中11艘是军舰。

“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泽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这副沈葆桢当年撰写的对联至今仍悬于船政衙门旧址的石柱上。1907年，船政学堂在战乱中停办。虽说它不可能挽回末代封建王朝落幕的颓势，但40年来它为西学传播开通了渠道，并以卓尔实绩传导出中国近代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先声而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