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字仲任，是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一生著作颇丰，据其“自纪”云，“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只是今唯《论衡》尚存。王充自谓《论衡》之宗旨可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萧公权先生认为，“吾人之诠释如尚不误，则王充之思想乃秦汉人士对于政治生活最严重之失望呼声”。在作为首篇的《逢遇篇》中，王氏之见解即颇为精彩。

    王充区分了“遇”与“揣”，“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如准推主调说，以取尊贵，是名为揣，不名曰遇。春种谷生，秋刈谷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犹拾遗于涂，摭弃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辅，禽息之精阴庆，鲍叔之魂默举，若是者，乃遇耳。”按照我的理解，“遇”的前提是保持自己的本色，而“揣”则是揣摩他人的意图，为了得到赏识而迎合他人。所以，“遇”是难得的，是刚好让对方满意，恰似久旱甘霖，令人惊喜万分，没有经过事先的练习和准备。而“逢”则是设计好的，如同水往下流一般,缺少新意，掀不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