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516年底，伊拉斯谟收到德国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藏书室馆长和秘书的一封信，写信人是乔治·斯帕拉提努斯，他以崇敬的语气向伊拉斯谟请教。不过，他写信是受一位朋友所托。一位圣奥古斯丁牧师很崇拜伊拉斯谟，希望提请他注意，在解释保罗的使徒书尤其保罗的致罗马人时，伊拉斯谟对辩护的理解不正确，对原罪的注意太少：如果读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他也许会有收获。这位匿名的圣奥古斯丁修士就是马丁·路德，当时在维滕贝格大学任教。路德的批评涉及他苦思冥想才获得的信念：因信称义。伊拉斯谟没有注意这封信。这类信太多，赞扬多，无批评。即使他回信，斯帕拉提努斯也没有收到；稍后，伊拉斯谟把这件事忘记得一干二净。

这或许是马丁路德与伊拉斯谟的初次交往。此时伊拉斯谟已是欧洲最有名的的拉丁文学者，他自己有一段写实的文字颇能说明他受人尊敬和拥戴的程度：“然而无论身居何处，我都受到最值得赞誉者、最受人赞誉者的赞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也好，英格兰、苏格兰也好，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召唤我去分享他们的殷勤好客之道。即使我并非受到一切人的喜爱，无论如何，我的确在最高贵的地方受到人家的喜爱。罗马没有一位红衣主教不把我当做兄弟······主教、大执事和博学多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而路德当时在维滕贝格大学之外还默默无闻。因此，路德在宗教改革初期想尽可能地让伊拉斯谟亮出底色并赢得他的支持。因为对他推进的事业而言，伊拉斯谟是强大的权威、科学和文化的试金石。然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了解，路德在心灵深处也洞察到，他和伊拉斯谟之间有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是两人学术路径与性格底色复杂交糅的结果。笔者试从这两个方面探寻路德与伊拉斯谟两人理念分歧的原因。

第一，两人运用学术的路径选择不同。伊拉斯谟更倾心于纯学者的身份；而路德虽然也是一位学者，他更是一位改革者和实干家。在29岁的伊拉斯谟初到巴黎时，他曾这样致信维尔纳牧师，“我到巴黎来的目的不是聚徒授业，也不是要挣一座金山银山，而是为了做学问。实际上我遵从神的意志来这里是为了攻读神学博士学位。”他矢志为学的信念很早就定了下来，并且决不动摇。在伊拉斯谟其它的信件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圣哲罗姆和无数古代圣贤召唤我，踏上他们开辟的道路令我不胜荣幸···我要让每一个读者认识到，整个基督教世界承认的伟大的圣哲罗姆、在神圣学问和世俗学问两方面都完美无缺的圣哲罗姆，是每个人都能够阅读的”，“我不需要报酬，我没有获取财富的欲望，只要有足够的金钱维持健康和闲适的文学生活，只要足够自己生活而不给人造成负担就行了。”

若要用一句箴言来概括伊拉斯谟的工作，那就是“回到源头去”。回溯古代知识质朴的世界，从现今混浊的水潭回溯到活生生的最纯净的源头，回到福音教义最清澈的源头，这就是伊拉斯谟所理解的古典学术的任务。他的想法近乎天真：“我希望，简明而纯净的基督可以在人们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认为，凭借对《圣经》初始语言的了解，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理源头的道理；这就是达到真理的最佳途径”，“基督源头这几本福音书就像水晶一样透明，我们从中吸取的智慧将使当今世界的智慧自惭形秽，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论问题···回到源头的旅程简单容易，人人都能立即完成。这样的哲学容易懂。”他把信仰归结为学问问题，认为只需要回归基督教原生的、未受损害的源头，恢复并净化基督教的真谛，其他的事就不必过问了。而路德则清醒地认识到，bi必须用强硬的态度来反对教皇对于德国信徒的压榨。他写《九十五条论纲》就是要毫不留情地揭露与斥责台彻尔对赎罪券功效的无耻吹嘘。他通过参考伊拉斯谟的希腊文圣经，把《圣经》译为德文，就是要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和农民运动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武器。据传，伊拉斯谟曾半开玩笑地说，他首先下了蛋，然后路德用这个蛋来孵鸡，孵出来的却是一只斗鸡。如果这个蛋指的是古典学术的话，那么显然伊拉斯谟与路德运用它的路径选择是不同的。如果说伊拉斯谟的学术路径是“回到源头去”，一种向后式地回溯；而路德的学术则是要面向信众，讲求现实功效。

第二，两人的性格本色不同。伊拉斯谟的性格像一种“紫罗兰似的柔软”，是一位彻底的温和主义者；而路德则充满着“橡树一样坚韧的力量”，是一位勇猛的激进主义者。伊拉斯谟的身体纤弱、心理脆弱，虚弱的身体使他的心理脆弱。他极度敏感，很容易受凉感冒，他把伤风感冒称为“书生的不适”。他说，他总是希望他的笔不沾染血腥味，即使受到攻击，他也不攻击任何人，不刺激任何人。但他的敌人却没有这样的愿望。进入晚年后，他被动地习惯了激烈的论争。伊拉斯谟性格的柔软性正体现在他是留有余地的“圣手”。即使在他持有明确观点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如何避免直接的决断，这不仅是出于谨慎，而且是由于他看到人事问题中存在着永恒的歧义性。这也造就了伊拉斯谟的悲剧：他看见新生事物和即将来临的事物，而且比谁都看得清楚；他必然要和旧事物争吵，但他又不能接受新事物；他破坏了旧教会，却又拒绝接受宗教改革，同时还试图留在旧教会里；他想保持精神独立，却不得不与路德论战。

在论战中致路德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那傲慢、放肆、煽动的脾气正在粉碎这个世界，使之陷入毁灭性的混乱之中，使善良的人和爱好学问的人去接受一些疯狂而伪善的法利赛人，你正在把邪恶者和革命者武装起来造反，总之，你的福音事业正在使一切神圣和世俗的事物陷入混乱之中”。这与他七年前的笔调完全截然不同。七年前，他这样写道：“最良好的祝愿，最亲爱的虔信基督的兄弟。对你的来信表示由衷地欢迎···我拜读了你对《诗篇》的评注；很喜欢，希望你的大作能够使读者受益”，似乎是把路德引为同路人。这样的转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是伊拉斯谟的可贵之处。当真理与关爱在派别斗争的激情与糊涂被遮蔽得朦朦胧胧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守护者，像爱护眸子一样的珍视它。有人把伊拉斯谟称为“16世纪的儿童”，因为他那个时代，有许多情绪激荡、精力威猛、脾气暴躁的路德式伟人，而他却时时渴望一种心宁神静的状态。在充满着闪电和雷暴的16世纪，伊拉斯谟恍如一条宽阔的文化溪流，深水静流。           

我们承认，是伊拉斯谟的性格使之建立不了路德式的英雄业绩。由于拉丁文的风光不再，也很少有人读他的作品了。人们更多地记住的是路德。然而，正是伊拉斯谟为路德提供了“可孵化的蛋”，也正是前者对于中间力量的死守，才使当时的世界没有彻底分裂。与粗暴、狂乱、激进相比，或许人类最应该珍惜的恰恰是真正的伊拉斯谟式的精神特征：文雅、有序、温和。一位伊拉斯谟的反对者说过这样一句话：“路德把一大批教徒吸引到自己身边，茨温利和厄科兰巴丢也吸引了一批教徒，但伊拉斯谟却吸引了大多数基督教徒。”这正可作为本篇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