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生教授一定是喝酒了，重重地敲着我的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

           打开宿舍门，他闯进来，劈头盖脸对我说：“听着，我得和你说说。”

           “说吧，什么事？”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王仲呀，如果医院有人被感染，可就是咱俩的责任呀！”说着，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但看到他这样，我真的有点感动了——李教授的责任心真强呀。

           可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哪儿跟哪儿呀？没有人授权或责令我们对全院的员工负责，保护他们不受感染呀。我们的责任充其量是发热病人的筛查。的确，院长说过要我们“把一切‘非典’病人隔离在医院病房之外，确保协和医院病人和员工的安全。”但我觉得这不过是期望，而且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而已。

           虽然我为太生教授的责任心折服，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教授，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医院没有人被感染的原因。在协和医院有无数有这样想法的医生、护士、管理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      但是，我还是不能认同这是我们俩的责任。

           于是，我说：“太生，全社会都不知道非典是个什么样的疾病，没有人确定它的病原体是什么（当时还在对冠状病毒和衣原体样颗粒在争论），没有人知道用什么防护、消毒最有效，你怎么保证全医院4000员工不被感染？再者说，我们可以尽可能防止‘非典’病区的交叉感染，你怎么保证我们的员工不在社会上被感染，回来再传染给我们的其他员工？你的心是好的，但我真的不敢认同你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你说的狗屁话！”他完全不客气的说，“我们现在被当作‘专家’，我们就要对全院负责。”

           太生教授早我两年工作，我一直很尊敬他，称他为“老师”。今天因为他是酒态，我也不好太和他争，只好敷衍他。

           我说：“好好，我们尽力吧。”

           谁知他还不依不饶，继续强硬地说：“不是尽力，是一定。”

           我说：“一定什么？”

           “一定不能让协和医院有一个人被感染，一个人死亡。”

           又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话。和他一起来的×大夫在旁边打圆场，说着一些不相干的话题。我也希望能把话题岔开。但太生教授认准了这样一点：我们是协和的保护者。

           为了改变话题，我开始和他聊他哪年毕业，那年上学，同学在哪儿。我突然发现，他的年龄好像不比我大，因为他说他是提前上学的，好像还有跳级。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哪年出生的？”

           “196×。”啊，和我同年的。“你几月的？”“×月。”比我小三个月。

           这回我有话说了。我说：“阿太（私下我们都这样称呼，比较亲热），既然我是你哥，你得听我几句。”

           他还想说什么，被我制止了。

           我严肃地说：“你听不听，我可比你大。”

           “听，听，你说吧。”他无奈地说。

           “不管我们多努力，不可知就是不可知。你不是救世主，不能让地球反着转。你现在表现出来的就是有些科室，有些人最让人受不了的一面。”

           “什么？”他问

           “自以为是。”我坚决地说。“好像你们就是救世主，谁都在你的呵护下。其实大家特别不喜欢你们这一点。在工作中你们也表现出强势，谁都得听你的。”

           “是吗？会是这样？”他吃惊地看着我。

           我说：“我认为是。”这时候一直站在边上打圆场的医生也插嘴说了一句，“就是这样的，大家就是这么看我们的。”

           太生教授不再说什么了。我接着说：“你的愿望只能说明你高尚，有责任心。但不能作为我们的目标。谁都希望我们不被感染，首先你敢保证你不被感染吗？我们尽力就行了。”他终于点了点头。

           “今天收获不小吧，当学生的给老师上了一课。哪天请我喝酒吧！”

           最后，我们真的实现了太生教授的目标——协和医院没有因为在隔离区工作而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我也真的因为这次的谈话，喝了太生教授的一顿大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