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刚刚生孩子后第8天，就被以“发热待查，‘非典’不除外”收到了隔离区。接下来的事情更是不幸，不知道是因为产后抑郁，还是因为“非典”的恐惧，她失意了，所有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一连几天，我们无法联系她的家属，我相信他家属也在焦急地等待这她的消息。将近一周过去了，她逐渐恢复了记忆，能够和我们对答、交流了。

           “你能告诉我怎么联系你家人吗？”我问

           “我想不起来了。”她说

           “你带着手机吗？”我问

           “好像在书包里。”

           因为她的意识变化，为了防止物品丢失，我们已经把她的书包和手表等财务让保卫人员给锁起来了。听她这样说，我让护士长马上要来她的书包，从里面找到了手机。

           这么多天没有使用，手机已经完全没有电了。找了个充电器，把手机连接上，找到通讯录，我问她：“能找到你家里人的电话吗？”费了半天劲终于联系上了病人的爱人。当我们告知了病人的情况后，我听到那边焦急、激动、感谢，各种情绪混合在一起所表现出来的声音。

           病人渐渐好了起来，能够活动、进食、沟通了。再后来，康复了，痊愈了，准备出院了。

           就在这个病人准备出院的前一天晚上，医院接到通知，所有病人转至××××医院，我们医院“SARS定点医院”撤消。

          我们可以轻松了！忙碌这安排病人的转诊手续（当时转一个病人是需要很多程序的）。这时，有一个病人找到我，问：“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转？”

       我这才想起来：有几个病人已经痊愈，我们已经安排第二天出院。他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向有关部门的人员反应了情况，希望这些病人能不能不再转走，第二天从我们医院直接出院。得到的答复是：“所有人员必须按照名单转院。出院问题可以到转去的医院再行安排。”也就是说，不管病人情况怎么样，都必须转移至××××医院，是否可以出院，由新医院的医生确定。

     这也是对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一切都要以防止有传染性的病人流向社会为出发点——民众安全第一。

           听到这样的消息，病人表现出来了不安，怕一旦过去又回不了家了。她向我求援，问我该怎么办。我安慰了病人，告诉她先转过去，我相信医生的判断标准因该相差不大的，应该能够让她出院。这样，她随车队离开了我们的隔离区。我充分相信，第二天的这个时候，她应当在与家人谈笑风生了。当然，我也相信，孩子她是看不到的，因为家人不敢轻易让她接触孩子，尽管做母亲的最想念的应该是孩子。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声音有点焦急：“他们不让我出院，要继续治疗。”

           “好好和他们说说，让他们看看协和的病历，我们在上面都写了让你出院。”

           “我说了，医生不听。”

           “……好好说说吧，在那儿我也没有办法指挥他们。”

           “那好吧。谢谢你！”声音是失望的。

           下午，我又接到了她的电话。这次的声音更加急迫：“他们要给我上激素。”

           所有在“非典”病区隔离过的病人对“激素”这两个字都非常敏感，她也不例外。

           “为什么？”我也不理解，一个已经痊愈的病人，马上可以出院的病人为什么要上激素？！

           “他们说是统一的治疗方案。”

           “说要上多少了吗？”我问

           “好像是320。”

           我无语了！激素能这样使用吗？看病，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化的行为，因为病人的体质、疾病严重程度、对药物的反应性都不一定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病人都需要评估，然后根据情况确定治疗方案，怎么能有“统一的方案”哪？更何况激素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药物。

           我在思考，要不要帮助她，怎么帮助她。不帮，没有尽到一个医生的职责，也对不起病人对我的信任；帮，是对同行的否定。重要的是，我不能让病人直接和医生对抗、冲突。

           “王大夫？你还在吗？”那边好像没有信心了

           “在”我想好怎么做了。我说：“我给你出个‘损’主意，你看怎么样？不过你可别骂我。”我试探着说

           “您说吧，我听你的。”

           “第一，不要和医生发脾气；第二，强调协和已经安排你出院了，争取医生支持；第三……”我停顿了一下。

           “你们住几楼？”

           “九楼。”

           “第三，如果医生坚决不同意你出院，你就说你要跳楼……”

           短暂的沉默，我不知道她会作出什么反应。

           “好，我按你说的做。”

           ……

           第二天，有接到她电话：“我在回家的路上了。从楼上‘跳’下来了。”语气里透着轻松。

           从2003年开始，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包括今年），我都可以见到这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