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有人知道我们国家生产疫苗的三株冠状病毒与北京协和医院有关，更想不到这三株冠状病毒是三个人“无意”弄出来的。

           “非典”来了，大家表现出来的是恐惧、惊慌；“非典”来了，有些人表现出兴奋和激动。前者是普通百姓，后者是科研人员。医生，则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病人，什么也想不起来。

           隔离区设立了，需要有人进去工作。医生、护士不能说不进去，那不符合医德；医院不能说把医护人员“扔进去”不管，那违背了人性。所以，一个折中方案产生了：全院各科医护人员轮流进入隔离区，每人工作一个月后出来，在某个山庄隔离两周，确定没有发病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以保证家人和工作区域其他人员的安全。

           包括我在内的专家组人员无法按照这个原则实施，因为所谓专家就那么几个人。这几个人不单承担医院的工作，大部分人都还在承担着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CDC等政府相关的工作。而我，还承担着以急诊科医护人员为主体的东院“非典”隔离区的管理工作。

           虽然医护人员踊跃报名进入隔离区，但内心的担忧和恐慌是可想而知的（有些科室就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谁进入隔离区工作）。因为在媒体上已经报道了广东某医院护士长因感染牺牲，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因公殉职等消息。如何稳定协和医院东院隔离区工作人员的军心，鼓舞他们的士气是我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大家进去了，我不能不进去，因为那样会不服众；和大家一样的进去，一个月后我就需要离开、隔离，这儿的工作怎么办。纠结的结果是，我也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进去，但不全进去。每天我进去查看病人，“检查”工作，但我并不安排正常的“排班”。这样，医护人员可以看到我，但安排撤离时没有我。

           但说实在的，我们的各级医护人员在隔离区内部有条不紊的工作，就像我们在常规病房一样，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正在此时，我听到了关于”非典”病原体的争论：外媒报道是冠状病毒，中国有专家认为是“衣原体样颗粒”。既然在隔离区里面“无事可干”，有这么多资源，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研究，帮助确定一下病原体哪？

           实话说，我对病原体的相关研究一窍不通。于是，我想到了协和医院病毒专家，检验科主任倪安平教授。我拿起电话：“老倪，我是王仲。你对‘非典’病原感兴趣不，咱研究研究？”

           “可以呀。”他操着南方口音爽快地回答。

           “怎么做呀？”我问

           “我给你培养管，你就取鼻咽拭子就可以啦。”

           说干就干，我到他那里取来了几十支带有长长棉棒的试管，和一瓶粉红色的药水。这些东西，以前我都没有“玩儿”过。

           倪主任说：“你取的时候告诉我，我和你一起去。”

           这个工作是无法让其他医护人员做的，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与病人“亲密”接触。他们需要张开口，检查者在距离病人30-50公分的地方（因为我们需要去病人咽部的标本，我们需要能够够得到），用一个棉签擦拭病人的咽喉部、鼻腔。这样的操作常常引起病人的咳嗽和喷嚏，这是最容易传染的状况。这样的工作，只能自己做，没有权力命令其他人执行。

           我们俩就这样开始了取样工作。我戴着普通外科口罩，给每一个“非典”病人抠嗓子，捅鼻子，近在咫尺。158例鼻咽拭子被拿到倪教授的实验室。

           几天后，我接到倪教授的电话：“长了！”什么长了？什么意思？我全不懂。

           倪教授说：“肯定有病毒，是什么我不知道。”

           下一步的工作就不是我们俩能完成的了，因为要做所谓“测序”和电镜（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刘勇，当时的一个主治医师，是协和医科大学第一个双博士。他很有才，他的才就是能“胡思乱想”，而且他有很多科研的朋友。当得知我们有“病毒”生长后，刘勇马上大夫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电镜检查、测序，还有很多我不懂的的东西。最后，我们确定了检测出来的病原体也是“冠状病毒”，与国际上的病原体一致。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分离出来的三株冠状病毒纯度很高（据说，不知道是否事实），最终成为我们国家制作SARS疫苗的毒株。

           说到这三株病毒，还有一个小插曲：尽管从取标本，到分离、检测都是协和医院和医学科学院做的，但是，几经周折，这三株冠状病毒却似乎与协和没有关系了，被其他人取了其他的名字。最后还是刘勇大夫据理力争，才使得这三株冠状病毒回归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科大学。目前的命名是：Pumc01、Pumc02和Pumc03（说明：Pumc是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的缩写，意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但是，已经没有人记得当时“弄”出这三株病毒的人了。哈哈…，自己吹吹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