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病区查房，电话响，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你在哪儿？赶快到五楼会议室来。领导找你。”

           我犯错误了？领导急赤白脸找我干嘛？不敢怠慢，把病人交代给下级医生，就匆匆跑到五号楼会议室。

           办公室的张××在门口等我。见到我来，立即迎上来，小声但严肃地对我说：“你先等一会儿，出大事了，领导在和他们打起来了。”

           “和谁？”我问

           “疾控中心的人。”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关键是他们打起来叫我来干嘛？

           “说我们把普通发热病人和非典病人都放在一起，引起交叉感染。”

           啊？哪个××说的，我心里面骂。我们在这儿辛辛苦苦工作，还有人使绊子。

           正在想着，会议室的门开了，一个院办工作人员走了出来“王老师，领导让你进去。”

我小心翼翼的走进会议室。

           在会议室中间的椭圆会议桌前，两条长边坐着泾渭分明的两组人：一边是身着制服，戴着大沿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另一边是穿着白大衣的人。两边的人都很严肃，冷面孔上明显写着“敌对”二字。在后排的椅子上，坐着一些杂乱人等，有制服的，有白衣的，还有便装的，估计都是各自带来擂鼓助威的。

           见我进来，一位领导先开口了“王仲，来，你坐这儿。”他手指着身边的一个空位子。真荣幸，我什么时候有这种待遇。这待遇后面一定有责任，有问题。”

果然，问题就来了。

           “他们是疾控中心的”也没有向以往那样客气地介绍，“有人举报你们把普通发热病人和非典病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引起交叉感染。你说说吧，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大沿帽”们看着我们，没有吭声。我看看他们，“客气“地点点头。

           “我们隔离区有30多病人，可能真的有不是非典的普通发热病人。”我慢慢地说

两边都显示出了诧异的表情，领导们瞪着我，大沿帽们也瞪起眼睛。

           我接着说：“我只能说，我们是根据目前的标准在判断病人。现在的标准是发热、白细胞低、有呼吸道症状、胸片有阴影、进展快。但是，这些病人是不是“非典”，我真的不知道。这就是说，我所有的病人符合上面的标准，但是没有人能说他是不是真正的“非典”。如果哪位能帮助排查一下，我非常欢迎。你们疾控中心有没有这样的专家，可以帮我们派一个过来。这些病人都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而且每个病人都是三个人以上会诊以后留下的，与医院的领导没有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两边人的表情有都变化了：领导们松了口气，大沿帽也不那么严肃了。

我接着说：“其实我完全可以把一部分病人放走。大家都是人，都很自我。在隔离区多放一个病人，我们医护人员就多一份工作，多一份劳累；多一个病人，我们就多一个被感染的机会。我现在想，我们那些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傻，‘自找’没趣。但是，我相信他们不是真的傻，是对社会负责。这些人放在这里，我们劳累了，危险了，但社会安全了。如果我们这样做不对，我立即改正，我们把病人放走……”

           我越说越严肃，越说越激昂。估计大家没有想到我会说这些话。最后，我说：“各位领导要不要和我去隔离区看看，帮助我们做些排查和工作指导？”我的语气又缓和了下来。

           我相信隔离区那个地方，除非有明确的工作，没有人敢，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去。这时候疾控中心的领导们的严肃劲儿都消失了，变得很轻松，马上解释道：“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是你们有一个病人打电话举报。我们也是对病人、社会负责，来了解情况吗。你们的辛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还的谢谢你们哪。”

           “非典”病区的确“鱼龙混杂”，谁能凭肉眼分辨出你是那种病毒感染？有前面说的临床表现的病人很多，但所谓“非典”是指“SARS冠状病毒”引起来的肺炎病人。正因为无法鉴别，临床工作才显得格外大的风险，协和医院才组成了前面说过的“专家组”。我相信每个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是靠着极强的责任心认真地分析、筛查、判断病人，大家都在争取最大程度地准确诊断病人。

           很多人抗击“非典”有功。但是，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改建的非典隔离区——第一个“非典”病区，接受病人最多的病区之一，在能够找到的记录并不多，甚至找不到几张历史照片，因为在早期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或者说愿意“注意到”到这个病区。后来的隔离区都是在国家指导下，花时间、精力去建设的，有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有很好的个人防护设备，大家自然也就心里踏实的从容工作了，宣传也自然上去了。急诊科的改建是因为病人已经来了，完全是突击战斗，没有人了解，没有设计。但这个区域，以及在这个区域战斗过的医护人员是我认为最出色、最值得记忆和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