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急诊科永远是医院的一道屏障，不管你认可不认可；急诊科医护人员永远是医院的特种兵，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在抗剂“非典”的战斗中，全员投入战斗的科室只有急诊科（我说的是全员），所以牺牲最大的也是急诊科。

           “非典（SARS）”的发病是客观的：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恶化快。但“非典”病人的诊断标准曾经很简单，就是“发热、呼吸道症状和白细胞不高，胸片有斑片影”。换言之，任何一个发热病人都有可能是“非典”。谁能从这众多的发热病人中找出来有传染性的病人？更不能寄希望于“非典”病人自己到发热门诊“自首”。这个工作只有急诊科医生来做——因为这些急性发热的病人通常是来急诊科看病的。

           “非典”来了，传染了，医护人员被感染了，医院里面传播了。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包括医护人员）和政府对“非典”的广泛关注。曾经有一段时间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了“两升两降”的奋斗目标：提高诊断率和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医护人员感染率。可是，在那样一个打乱仗的时刻，怎样做才能防止“非典”的蔓延和扩散，怎样才能保证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没有人知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从2003年3月17日开始，就被卷入到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之所以说“被卷入”，是因为我们也不想被传染，不想与这个“恶魔”打交道。但是，众多的发热病人不断地来急诊，一个个来急诊的发热病人被我们这些“筛查专家”送进“非典”隔离区。但是，在他们来急诊科看病时，并没有打上“非典”的标签，我们还是不得不在众多的病人中筛查、判断、诊断、治疗。

           防止被感染的最有效的措施是不接触发热病人。为了保护自己，很多医院的急诊科以“没有能力应对传染病”或“出现了疑似病人，需要消毒”等理由，把急诊科关闭了。在“非典”最严重的时间（2003年4月）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中心的数公里范围内的医院急诊科都相继关门（大家可以调查）。用这样的方法，保护了自己，保护了急诊科，也保护了医院。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不管你有没有“非典”，我们依然会有普通感冒病人、心绞痛病人、高血压病人，这些病人怎么办？

         当“非典”病人出现在社会上，来到协和医院急诊科，特别是得知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出现了感染和死亡，协和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也感觉担忧甚至恐惧。按大家的说法，我们宁可进入隔离区工作，因为虽然留在急诊科的“非典”病人让大家害怕，但源源不断来到急诊科未经筛查的发热病人更给急诊科医护人员带来潜在的威胁，因为普通急诊的防护条件和“非典”隔离区不同，级别要低得多，而病人的密度更大。

           2003年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是马遂教授。在这样的情况下，马主任召开全科会议做了动员，并代表急诊科对医院承诺：一定做到两点：一是北京协和医院一定不能关闭急诊科，而且要把普通病人的医疗服务做好；二是把急诊科作为医院的一到屏障，绝对不让非典病人进入医院。“要牺牲就牺牲急诊科”只是当时急诊科的口号。就这样，原有的急诊科被一步步蚕食为“非典”隔离区。而随着非典病人的增加，隔离区的范围扩大（最后整个急诊科的两层楼全部成为了非典隔离区），我们都附加着一个工作，开辟普通急诊的战场。急诊科医护人员就像游击队员一样，一步步变换这工作地点。 最后在教学楼的一层组建了一个“Mini”版的，全功能的急诊科。

           就这样，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一步一步地改建成了SARS的隔离病区，先后有200余名病人（106名确诊病人）在这里诊治，转院和出院。没有任何一个SARS病人从这里流入病房，相反有数名住院期间出现发热，并被怀疑非典的病人从病房被转到急诊科观察。同时，常规急诊病人也在有条不紊的接受着急诊科医护人员的诊断、治疗和抢救。

           急诊科不只是平时服务常规急诊科的科室，更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医院的一道钢铁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