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不仅制造了恐惧，还制造了众多的“专家”。这些专家被政府看成依靠，给社会带来希望。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专家们良莠不齐。其实，真心地说，对于这样一个新发的传染性疾病，连病原都不清楚，哪有什么专家？

我们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专家，也从来不承认所谓的专家。

尽管我们不敢说，不承认，我还是有幸成为了“协和医院非典筛查专家组”的“专家”。因为感觉受之有愧，所以现在微薄简介上我才表达了心声：“当不上专家的急诊科大夫”，哈哈……

 那么，协和的“非典筛查专家组”是怎么来的？

“非典”的到来，给医院收治病人带来的麻烦。所有病人都需要进行“筛查”，特别是发热病人，首先要确定是否“非典”。在只有“临床诊断标准”的情况下，从占病人最大比例的发热病人中确定其是否有“传染性”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不能让任何‘非典’病人进入病房”是医院明确的要求，这使一线医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漏诊，造成医院和社会不安全；误诊，给当事人带来压力和伤害（大家都害怕被隔离）。

为了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非典病人，降低筛查人员的心理压力，协和医院李学旺院长提议组建“非典”病人诊断专家组。专家组由医院认可的呼吸科医生、感染科医生、急诊科医生和重症医学医生组成，并直属医务处管理。每天有一名“专家”24小时值班，负责可疑病人的会诊、筛查。任何区域出现了发热病人，先由值班“专家”检查、判断，如果高度怀疑，立即启动“集体诊断程序”。所谓集体诊断就是由“三名以上来自不同专科的筛查专家”进行排查，集体决定病人的诊断，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降低个人的心理压力。

呼吸科许文兵教授就是这个专家组中的一员，而且是我真心佩服的“非典”专家。

许教授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说话办事都不紧不慢，井井有条。协和医院没有人不认为他是一个细心、耐心的好医生。

提到许教授，我就要说说东四××条和京港工地这两个当时“疫区”的故事了。

三月底的一天中午，碰到许文兵教授。他对我说：“知道吗，我觉得××小区可能有小范围流行。”

“你怎么知道？”

“今天我看的病人，好几个都来自这个小区，咱们得注意一下。”

正如他预测的，下午接二连三又来了几个在同一个小区居住的居民。经专家组研究确定，他们的临床表现都符合“非典”诊断标准。专家组按照规定上报了医务处，并转报东城区疾病控制中心。流调人员对该地区进行了隔离和排查，确定了“非典”在这个地区的“流行”，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

另一天，我下夜班前来了两个民工模样的病人，相继出现了发热。处置完后，我就把病人交给了接班的许教授。

下午碰到许教授，他神秘地问我：“知道上午你看的那两个病人被隔离了吗？”

“不知道”我回答。

“我问了他们才知道，他们都是一个工棚的。据说一个工棚里面住了二十七个人，有十几个病人都出现发热了。他们不敢来医院，怕被隔离。我让那两个人打电话，劝他们都来医院看病。”

啊？我也吃了一惊：如果是非典，估计所有的人都跑不了。

我问：“后来怎么办了，他们来了吗？”

“我劝他们一定要来，后来都来了。我们也上报疾控中心了。现在十几个病人已经转到××医院。工棚也被封了。”

后来证实，这些民工不是“非典”，而是麻疹。

传染病的诊断需要依据“流行病学史”，但不是所有医生都会那样细心关注每一个细节，如病人的居住地、周边病人情况，有没有群体发病或序贯发病。更重要的是，在所有人都在躲避“非典”恶魔的时刻，谁会让被怀疑为“非典”的病人来到自己身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病人越多，“我”被传染的可能性越大。

因为许教授的细心和责任心，才有效地阻止了这些呼吸道传染病（包括麻疹）在社会的进一步传播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