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云烟》之杭盖地旧事8(2011-09-25）（2022.5.1再次拷出重发的） (2019-07-25 14:14:07(2022-05-01 10:12:47)

《塞上云烟》之杭盖地旧事8

 (2011-09-25 06:02:53)[编辑][删除]

(连载之八) 

剿   匪

   一九四七、八年，正是解放战争年代，国共争斗正酣，我无法继续念书，待在家中，却遇上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强行抓兵，那时叫：硬定兵。为躲避拉丁派差，父亲为我栓了一辆二饼子牛车，于一九四八年夏天伙同村邻一起走府谷贩卖咸盐和麻油。那一次出门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家距府谷五、六百华里，赶牛车，出远门，慢腾腾的挪动，其折磨可想而知。那时正是酷热的大夏天，为避暑热，我们是夜行晓宿。因车都是满载，为了减轻负荷人不能坐车，只能是跟着车伴随着油葫芦走，一走就是多半夜，遇到上坡、圪塄坎子还得推车。年轻人容易瞌睡，睡意袭来时，边走边扶着车牙箱就睡着了，当时觉得这差事真是苦。因我不在家，地方保安队抓丁抓不着，就把我老父亲连人带马强行拉去代我当了差，我父亲事后说，因为他不戴帽子，不穿上衣，不穿鞋，光膀子、光脚背一支枪，保安队的人说不雅观，于是就把他放了回来，其实真正原因是嫌父亲年龄大不能为他们卖力了，才放了回来，而把马却无偿的扣留了。旧社会这种欺贫凌弱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老百姓只能忍气吞声。我们到府谷的时候也是兵荒马乱无政府状态，毒品大烟种植泛滥并充斥市场，我们把盐和麻油卖了却无什么货可买，不得已只好买成了大烟土。为了安全我们队伍里先有两人骑马带着大烟提前回去了，我们赶着牛车在后面走，走时正是大烟苗枯的时候，大烟完全成熟了，我就在大烟地里采摘大烟圪旦掏里面的籽吃，油香油香很好吃，也很怪大烟圪旦皮有毒大烟籽却无毒，吃了没事。于是我就摘了两毛口袋烟籽圪旦，以备路上零食，一路走一路吃，在回到东胜泊江海子时还剩一口袋，不巧碰上邬四儿（当地土匪头目）的土匪部队，把我们拦住，勒索了我们几块大洋，并把烟籽圪旦也倒走了才放行。走了一个多月，回来时已是秋天了。等到冬天又与叔父等人到后大套，即今天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北圪堵乡邓村店一带，把大烟换成一头毛驴和一些白面，这时已是腊月，天非常冷，毛驴驮着白面，人只能跟着毛驴步走，我们一起相跟的还有赶牛车的，为了减轻车辆负荷他们也都是步走，这样慢腾腾的走了几天。一天走到塔拉沟门的漫汗补拉的地方时已近半夜了，月明星稀，周围没有人家，在沟西畔上有个大石岩洞，可避风，沟下面还有泉水，人困马乏姑且住下，先把牲口放开，然后解决人的肚子，但做饭没有炊具，于是因地制宜就取河水把岩洞内的石盘冲洗干净，又在石盘上把白面和好，再把沙蒿抱上放在石盘上点着，将石盘烧热，然后把和好的面拍成薄饼铺在石盘上烤熟当饭吃，饭后又把沙蒿放在石岩洞里点着，过后再将残灰清理出去，岩洞已烧热，睡在里面很暖和。真正的体验了一次旧石器时代上古原始人的生活，这说明人的野外生存能力是不可低估的。第二天回到了家，这趟买卖赔赚不说，重要的是躲过了国民党的抓兵当差。那一年我们过了一个吃白面的大年。

  一九四九年夏天到秋天，我又相继两次赶上二饼子牛车到包头贩卖绒毛、胡麻，这时平津战役已结束，傅作义已起义，绥远的董其武也正在酝酿起义。我返回家中后不久，绥远也宣布起义，家乡的地方政权组织也跟着起义，我暂时没事干还认识几个字，所以就帮着起义后的魏四、杨巴子（大名已记不清）两位正、副保长还有共产党桃力民办事处第一次派来的工作团做点文字方面的写写画画工作。这时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季，是在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之前，这应算是我参加工作的时间，但因是刚解放，组织制度未建全，也未办理正规的组织手续，后来也没有认识到解放前与解放后参加工作所享受待遇的重大区别，等知道问题的重要性时，当时的见证人都已去世，难以提供证明，无法补办手续，导致晚年离休变成退休，子女们每每提起无不感到惋惜、遗憾。然而我觉得这也无所谓，那时帮共产党办事也从未想要得到什么，每天都是义务工作，后来的工作中共产党对咱也不错，况且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就不说那后悔的事了，知足才能长乐。

言归正传。一九四九年冬，jiefangjun骑兵第五师派部队到塔拉沟搞剿匪工作，起初剿匪部队扮作行商、货郎，以这种形式作为掩护进到村里了解情况。这时共产党又派陕北老红军王安子（又叫王凤岐）同志接收伪乡公所，原隆盛乡、民泰乡合并改为桃力民第六区公所，王安子任第一任区公所区长。区公所设在离我家二里地的北渠我的姑父侯孝先家，为了安全起见，王安子区长白天到区公所工作，晚上来我家后渠的土窑洞住，于是我家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堡垒户。我和我的叔父阎龙贵年龄相差无几，都是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青年，正是学习的时候，却求学无门。好在还念了几天书，具有高小文化程度，在当时当地来说还算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了，正好被区公所王安子区长看中了，所以他让我们为区公所办点事帮帮忙，我们也乐于帮助新政权做些工作，不知不觉还被选为了积极分子。

当时老家刚刚解放，地处偏僻，人烟稀少，交通极不发达，这些正好便于国民党、旧政权各类人员的躲藏、潜伏、互相勾结等隐蔽活动。共产党工作组一方面组建政权，一方面组织人力进行剿匪，我与叔父阎龙贵经王安子推荐，便以地方积极分子身份跟随剿匪部队开展剿匪工作。伪桃力民地方自卫队的上层，伪自卫团团长薛XX等首要分子到巴盟临河与特务崔XX（伪临河县长，潜伏特务）为首的地下武装反共义勇军相勾结，而且还领回一枚“反共义勇军”大印。当时还有不少外地潜来隐蔽待动的敌特分子，可以说形势严峻，情况复杂。剿匪指挥部给我们布置的抓捕对象有：周XX、袁XX、聂XX、张X、刘XX、杨XX等人，同时还让我们负责对来历不明人员进行调查，主要是采取查夜的方法甄选过往嫌疑人员和外地来的生人。

一九五零年春的一天，打听到村民张XX带聂XX去黄姆花沟买马的消息，我与区公所通讯员邬永清两人就立刻赶往张XX家了解情况，确实是张XX领上聂XX去了黄姆花沟，我给通讯员邬永清说：聂XX有问题，你留下监控我去找剿匪部队。我飞快跑到离张XX家六、七里住在我叔父阎龙贵家的骑五师李排长处，报告了情况，李排长立即调了一匹马让我骑上带了二十多个jiefangjun，跃马疾驰，此时张、聂已回到了张家，部队迅速赶到将张XX家团团包围，进院就将聂XX抓获，原掌握的情况是聂XX有一支枪，但捕后没有搜出来，带回驻地审问枪的下落，因为聂XX认识我，所以他就一口咬定枪给了我的叔伯兄长阎秉林了，因此又将阎秉林抓捕起来坐了两个多月的禁闭，最终因无证据放了。实际是聂XX见我带了jiefangjun抓了他，他从而就诬陷我的兄长以此作为报复。至于枪的下落，后来我在公安局工作时查清是聂XX给了东胜添曼梁伪自卫队长郭XX，郭怕带来麻烦就扔进了黄河里。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带部队还相继抓捕了杨XX、张X、刘XX等，其中有一个姓宋的外地人，是我带民兵查夜时抓获的，当时背得一个药箱，自称大夫，我们问其药箱里的东西，他说不知道，让我们自己尝，态度恶劣，后经审查是一个在逃特务。在村民杨世同家又抓捕了东胜泊江海子伪自卫队长杨XX的儿子杨XX弟兄两人，并缴获步qiang一支，步、手qiangzidan若干。

      那时区政府设置在我的姑父侯孝先家，侯是开盐房子的（盐商），挖下不少存放盐的窑洞，区政府就利用这些盐窑子将全行政区抓回待审查的许多嫌疑分子关在这些窑洞中。当时剿匪部队人少，而工作量又大，区政府就让我组织民兵负责站岗看押。因为要先把嫌疑分子集中起来，等人集中多了后再成批押送，前面说过，塔拉沟地广人稀适宜敌特分子潜伏，抓了不少，一批又一批，所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站岗，而且看押的时间拖延得很长，有半年之久。我们人少，看管经验不足，很是紧张，但我们看管的非常认真并无闪失。这些嫌疑人员后来被分别分批地解回桃力民、杭锦旗、东胜、达拉特旗、巴彦淖尔盟等地审查处理。各地审查后反馈回来的消息证明了我们抓捕的大都是货真价实的敌特分子。张X是巴彦淖尔盟被剿匪部队打散潜逃的伪团长。刘XX是张X部下的一个排长，且有人命，被杭锦旗法院判处死刑。聂XX是达拉特旗的伪自卫队长，曾窜到当时的解放区准格尔旗五字湾等地叼抢过财物，而且有命案，被达拉特旗法院判处死刑。薛XX是桃力民伪自卫队的一个团长，他又组织带领他的部下大队长、中队长等参加了“反义勇军”，他还曾在塔拉沟本族薛留子家开过一次反共义勇军会议，张X、刘XX都参加了这个会，会议还决定要在一九五一年四、五月份举行暴动，反攻倒算，真是自不量力。其实薛留子本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就因薛XX在他家开会而受到牵连。后来薛XX以及其他反共分子全得到了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