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云烟》之大漠疑案之三:千里追贼(2011-10-2009:35:06)（从私密博文拷出重发的）

2019-10-17 12:56:25

大漠疑案之三：

千里追贼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了一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灾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粮食严重的短缺，几乎全国到处都是饥饿的人，最让人揪心难忘的是很多的省、市都饿死了人。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披露，仅河南信阳地区八百多万人就饿死了一百多万人，而且是到了人相食的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啊！那逃荒要饭的更是不计其数，河南是产粮大省啊！政府为稳定民心把灾难只能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逼债的“人祸”，“天灾人祸”最终酿成这种恶果，这是当时官方的说法。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邓小平后来曾说过，那次灾害主要是“人祸”造成的，人祸就是当时的政策失误，“大跃进”“浮夸风”是那场灾害的根本原因。内蒙属于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地广人稀，政策宽松，灾害程度与内地相比要轻一些，所以内地逃荒要饭的难民就大量向咱们这地方涌入，当时称为“盲流潮”，其实是“逃荒难民潮”。我记得那时东胜周围山沟里有不少的废弃了的土窑洞，多少年都无人居住了，然而在那很短的时间内就住满了盲流人员，不够住又重新挖了许多窑洞。这种盲目的流动人口大量涌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出门坐车买不上车票，到处都是扒火车、扒汽车的人，禁止不住。旅馆、招待所爆满，有的流浪人员露宿于街头巷尾。

有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份，杭锦旗巴音恩格尔苏木的萝贝召供销社门市部发生了一起被盗案，由于案发地到旗公安局路程较远，交通又不方便，更没有电话，我们接到报案后再赶到现场已经耗去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当我们到达后，现场早已被破坏。经了解门市部是门锁被撬开进去行窃的，现场已找不到任何可供破案的直接线索与证据。据供销社的人讲丢失的大部分是现金，也有一部分商品。案件确定后，我与供销社抽调的另一名职工共同负责侦破此案。因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证据与线索，所以给我们侦破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我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在广大的群众中做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以期得到一丁点蛛丝马迹。可以说依靠群众，是那时公安破案的法宝，但依靠群众是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这犹如大海捞针。

首先让我注意到的是萝贝召这个庙虽处人烟稀少的地区，但却在大路畔上，又是方圆几十里范围内仅有的一个商品销售处，人来人往也不少，盗窃案在一般情况下盗贼都是要事先踩点的，那么，就要考虑到案发的头几天有什么人来过供销社？我们与供销社的职工以及周围的群众进行了细致的盘问和了解，据他们回忆，案发头几天有当地的群众来供销社买过东西，也有附近石膏厂的几个工人来供销社买过东西。那时乡下的供销社虽属于当地热闹的场所，但来往的人还是寥寥可数的，每天有什么事人们都能注意到，数天前的事以及来往过客，如要问当时在场的人，他们也都能记起来。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我们就又进行了暗察，那些头几天去过供销社的当地人没发现有什么异常，那么就要重点调查石膏厂的这几个工人。石膏厂离供销社不到二十华里，于是我们就进入石膏厂开始调查，该厂是个小厂子，有五、六十个工人，基本上都是雇佣的盲流人员，经与厂里的职工了解，他们回忆说：供销社盗窃案发后，厂里有两个工人离开了。这有点反常，我们又进一步调查核对，证实这两人就是案发前头一天去过供销社的人，案发后他们不辞而别出走了，很值得怀疑。这俩人的名字记不大清楚了，其中一个好像是叫张小山，厂里工人登记薄写的籍贯我还记得，一个是山西省代县大房公社，另一个是河南省济源县南水屯村。和这俩人一块干过活的工人说：这两个人虽然老家不在一块，但关系很好，他们在来石膏厂前曾在乌达煤矿干过，在那儿不干了又相跟上一起来了石膏厂。将这些情况汇总分析后，认为这俩人作案的嫌疑极大，所以把他们确定为重点嫌疑人，并决定进行追踪调查。

追踪调查首先要判定他们出走的方向和行进路线，从石膏厂向外走要经过萝贝召供销社，从供销社往外走的大路有两条，一条向南到锡尼镇，二百多华里，一条向北到桥头，一百多华里，其实是一条路，从锡尼镇路经供销社到桥头。这条路上走的人不多，有时有汽车、拖拉机通过，走的最多的是骡马拉的三套大胶车。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没见过胶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胶车是乡村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除了这条路，其他的就是通往四面八方牧民家的小道了，牧民居住都比较分散，相互距离近的也有八、九里，远的都在十几里。嫌疑犯作为外地人如果抄小道进入牧区，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语言不通难以与当地牧民交流，可以说两眼一摸黑，吃住是个问题不说，主要是问不清楚路，更何况石膏厂地处库不齐沙漠边缘，不熟悉路乱闯是很可怕的，因此我们推断他们不可能走小道，只有走大路。那么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如果他们要逃回老家，向南走路远交通还不太方便，如果他们还要继续打工，那么向南的百里范围内没有用人的厂、矿及其他可做工的地方，一直到锡尼镇也没有大量用人的地方，他们难以落脚，所以向南走可能性也不大。再就是向北走，向北走到黄河桥头即现在的巴拉贡镇，包兰铁路经过那儿，交通极为方便，可以坐火车很顺利的潜回到老家。如果不坐火车，过了黄河就进入了巴彦淖尔盟，那是产粮区，物资充裕，交通发达，人口较多，好隐藏，容易生存。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断：他们向北遁逃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向北追击，因为嫌疑人我们俩都不认识，就请求石膏厂派了一位认识嫌疑人的职工与我们一起行动，这时我们破案组已是由三人组成了。

我们顺着大路首先到了桥头，经多方的了解调查，有人发现在桥头火车站西十五华里的磨石沟车站，有两个穿着打扮与嫌疑人差不多的人在那里等过向西行的火车，那天是发案的第三天。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这两人，估计他们又去了乌达煤矿，于是我们在磨石沟车站坐上火车径直到了乌达煤矿。我们与煤矿的保卫人员联系，他们说这两个人确实曾在煤矿干过，是因为偷工人的钱财而早已被打发了，自从打发后再未见过。我们准备找几个曾和嫌疑人比较熟的人再进一步了解了解。乌达煤矿我是第一次去，该矿是国有大型企业，工人大部分是盲流人员，他们有的拉家带口，居住的地方不是窑洞就是地窨子，条件很艰苦。职工人数多，而且来自各地，组成结构也比较复杂，尽管有当地公安派出所的人协助我们查找，但也费了很大的功夫，用了一天的时间才找到几个人，可他们都说嫌疑人离开煤矿后再未见过。说明这两人没到乌达，或许不是坐向西行的火车，那么去了哪里呢？是去了巴彦淖尔盟？该到哪里追寻更是毫无头绪一片茫然。是不是了解的情况有误，他们是坐上了向东行的火车？至此找到的线索断了，我们三人分析讨论最后决定，干脆直达嫌疑人的老家，他们要是回去即可堵在家里，如没回去我们再根据情况的变化另作打算。

首先到山西代县追查，我们在乌达火车站购买去包头的火车票，可是排队的人非常多，这时离开车的时间却已不多了，不得已只好找车站派出所协助我们买了三张到包头的火车票。那时的火车班次少，赶上盲流潮人很多，上火车都得挤。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一看人已黑压压塞满了车厢，不仅没有座位，就是挪动一下也很费劲。我们上午九点从乌达上车一直站到包头是下午三点，整整六个钟头，腿早已僵了，但我们已顾不得这些了，我们需要吃饭，需要赶快买去太原的火车票，因在太原还需调查一些与案件有关的线索材料，下午正好有一趟到太原的火车。我们早晨在乌达吃了点早点一直到下午三点就再没吃饭，在火车上吃饭是不可能的事，那时在火车上吃饭可以说是奢望，况且这趟火车也无饭供应。我们感到非常饿，但到饭馆一看也是人满为患，都下午三、四点了还有那么多的人排队吃饭，那个年代排队现象到处都是，反映了当时的物质是多么匮乏。这时我们一看表，离发往太原的火车开车时刻已不到一个小时了，排队吃饭已不现实，上了火车也是个吃不上饭，还得挨十多个小时的饿，这样连饿带累可戗不住。那时的饭馆也卖高价饭，买高价饭不用排队，但一份饭要价四元八角，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那时平价饭一份才几角钱，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元，可见一顿饭就把我四天的工资没了。但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也只能忍痛了，于是就买高价饭吃。吃完饭赶快到车站买票，车站已不卖票，说是票早已卖完，我们拿出公安局的介绍信也不给卖票，不得已只好再找车站派出所，派出所的同志与车站联系也不行，最后派出所长说等车来了我送你们上车。车来了派出所的同志领我们上了车，又与乘警联系让我们在车上补了票，这时我们都长嘘了一口气。虽然上了车，然而车上的人仍然是黑压压的，我们只好继续站着，站着站着就打瞌睡，我努力不使自己睡着，因我还带着枪支，文件，决不能掉以轻心，没办法就自己把自己掐一下，就这样一直到太原。

这次站了十来个小时，我们的腿早已肿了，迈步也感觉有了困难。下车后已是后半夜了，我们拖着早已麻木的双腿机械的在街上走着找住处，找了六、七家旅店都是人满，我们觉得又是晚上又人生地不熟，再这样自己找下去恐怕有问题，我们看见街上有三轮车来往，于是我们站在街上拦住两辆三轮车，要求把我们拉到附近的机关招待所，常识判断机关招待所一般不对外，可能有床位，我们有特殊任务，持有公安局介绍信或许能住下。这两辆三轮车就把我们拉到太原市委招待所，招待所大门紧闭，门上有个小窗口，我们敲门，窗口打开有人问我们：什么事，我们说要住招待所，又把介绍信递了进去，那人看完后又退了出来，说要市委组织部的介绍才能接待，我们就和他好说：下火车晚了，找了六、七家都人满了，我们出差办案，带有枪支和文件，请照顾一下，后来门卫将介绍信拿上找领导请示去了，不一会儿回来把大门打开了。于是我们就进去登记，招待所工作人员说：住本招待所必须有市委办公室或组织部的介绍，今晚你们情况特殊暂让住下，明天一定得到市委开介绍。

我们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在招待所食堂吃饭时才知道，这里既是招待所又是市委老干部疗养院，所以制度完善管理严，而且食堂的伙食也非常好，又不贵，价廉物美。我们三人几天来都没有吃上一顿顺口饭，在那里我们美美的吃了一顿。我们吃完饭，结了帐，就到当地公安局换介绍信。换了介绍信后就开始找人调查，查完后已是下午四点多了，也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只能到代县了解了。为了赶火车我们在车站饭馆吃了一顿水煮圆白菜泡玉米面窝头，不要说饭不好，出门在外能吃上这么一顿饭也就不错了。吃完饭我们就买了票上了火车到达了代县，这时天已晚了，找了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又到当地公安局换了介绍信后就坐汽车到了阳明堡，我们下车后又步走了十多里才到了大房公社，该公社在半山上一个庙宇院内，我们就住在公社的客房，院内还有柿子树和枣树，正是夏末秋初时，柿子、红枣果实累累，我一看这正好能做我们的干粮，买一点吧，我们跟食堂大师傅探讨，说我们想买点柿子和红枣，大师傅说;行！我们有摘下的。于是我们就用我们带的军用黄提包装了满满的一包，我们打算拿它在路上充饥，不用担心挨饿了。住下安顿好后，就开始调查，到了嫌疑人的村子里一了解，人是本村的，但已出门二年多未回家，我们听了不由的凉了一半。

山西之行没有结果，那么就决定去河南调查另一嫌疑人，走前我们与当地公安部门和公社打了招呼留下话，让他们一旦发现嫌疑人即刻通知杭锦旗公安局。随后我们就返回代县，挤上火车又站到大同，到了大同又换乘挤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在上了车走过几站后看到有一个人下了车，空出一个座位，我们抢到了，我们三人终于能轮流的坐一会儿，歇一歇麻痹的腿。到北京一下火车就买上了最近时刻去河南的车票。北京是始发站上车有座位，我们一直坐到了新乡。嫌疑人的家在新乡的西面，济源县境内，据说就是传说中愚公移的那座山“王屋山”的脚下，新乡到那还有二百多公里，可以坐火车先到焦作，但火车是闷罐车，它从焦作到新乡拉的是煤，从新乡卸了煤后返回焦作卖票拉人，那时中国的客运交通就这么紧张，交通工具就这么简陋、凑合。我们买好票坐在几乎不透气的闷罐里走了几个小时到了焦作，这时每个人黑乎花脸就和挖煤工人一样，在焦作下车赶快找了一个能洗澡的招待所，洗了澡洗了衣服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坐汽车绕过焦作南山拐子，顺着王屋山的山脉走了一段，然后过了沁水河就到了济源县。我们又到公安局换了介绍信，没有休息就又去了南水屯村，大队支部书记接待我们住下。经了解嫌疑人确实是该村的，但答案依然和山西一样，出门已有二年没回来过，我们又扑空了，没有结果怎么办，我们商量了一下，再待下去守株待兔意义不大，决定到北京截堵，因北京是个枢纽车站，嫌疑人回河南必在北京换乘火车，或许我们在北京火车站查堵住嫌疑人，于是我们又与当地组织和公安部门联系留下话后就往回返，我们坐汽车到了新乡，又挤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车上仍然没有座位，我们只好又站到了北京，好在我们数天来已站习惯了，也站出了功夫。

到了北京我们分别在北京站、永定门站察访、辨认，待了两个礼拜也没有结果，我们只好回到发案原地再找线索。等我们回到杭锦旗公安局，局里已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信函，信函称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在北京再次盗窃被抓住了，审问后供出了在杭锦旗萝贝召作案的事实，北京要求将案件材料寄到他们那做并案处理。不管怎样案件总算有结果了，可以结案了，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嫌疑人作案后确实是打算逃回老家，说明我们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其实我们在山西查完案即将赴河南查案前这两人就已在北京落网了，难怪我们查不着。

千里追贼，贼虽未亲自追到却让我在那个艰苦困难的特殊年代里，感受了在盲流人群中一段不同寻常的难以忘怀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