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云烟》之杭盖地旧事9（原文被删现从书中拷出重发的）

 (2019-10-18 12:51:12)[编辑][删除]

   (连载之九)                      

                          从     政

剿匪结束后，因我和叔父阎龙贵有文化，又在共产党工作团和剿匪中表现不错，经区长王安子的大力推荐，正式安置了我和叔父的工作，当时王区长考虑到叔父的家庭够上地主的成分，所以安排到政治要求不高的区供销社工作，我被安排到行政村任公安委员。在一九五零年十月废保建政时我被正式选任为桃力民第六区第三行政村公安委员，当时还属于半脱产干部，每月工资八十斤小米。进入行政村以后的工作任务就更繁重了，剿匪遗留工作得继续进行，接着又开展了扫毒工作。禁烟历来都是艰巨而困难的，不仅仅是查缴大烟，更重要的是教育大烟鬼。刚解放共产党对毒品的态度是：坚决有力的打击，干净彻底的铲除。我们做了大量艰苦复杂的工作，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行政村又开展了查田定产工作，我与行政村的财粮委员魏文昌负责实地的具体操作，其中丈量土地、计算产量及公粮的缴纳，自始至终我们都参与了。在两年的查田定产工作中，可以说行政村的每一块地的边角旮旯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因为我们那属于丘陵地区，地全部是山沟地，形状千奇百怪，每块地面积小，地块数量多。记得村民魏四家地亩数不多，却零零散散有五十多块，人们开玩笑说：魏家早上出去耕地，到耕完时怎数也少一块地，等收工回时拿起皮袄才发现皮袄下面还压着一块地，虽说是个笑话，但也可见地块之小。这也说明我们的工作量是繁多的，而且还需要耐心细致。就这样我们认真负责、不辞辛劳，时间不长就圆满的完成了土地丈量任务。

  一九五一年入秋，正是最忙的时候，区政府又临时把我调回区里协助征收公粮，整整忙碌了一个秋天。那年年底伊克昭盟行署将桃力民办事处及其所属地盘分别划归到鄂托克旗和杭锦旗管辖，原桃力民六区改为杭锦旗第十二区，我继续在原行政村工作。一九五二年冬天，我回杭锦旗参加基层干部培训，在训练班光荣的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返回到行政村打算认认真真地干一番的时候，老区长王安子突然通知我说，我已被盟团委批准，即刻调旗团委工作，我有点不愿意，行政村的工作正干的得心应手却让我离开？老区长说：你有文化，有能力，应到需要你的地方去发挥。无二话说必须服从分配，于是我就到了旗团委。在旗团委刚学习工作了四十多天，旗公安局又通知说，我又由盟人事局批准调旗公安局工作（当时的公安干部归地区级人事部门管理），我又有点不愿意，因我已在团委工作了一段，各方面都已熟悉，一切都很顺当，工作觉得很愉快。当公安干部要求比较严，东奔西跑工作非常艰苦，又与敌特打交道多，危险性大，所以不愿意到公安 战线工作，后经团委和公安局的领导谈话引导，又愉快的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此前的工作都属半脱产性质，报酬每月八十斤小米，到了公安局就成为全脱产的国家正式干部，执行供给制，每月生活费十三元，报酬不仅是现款，而且与过去相比收入还要多一些，感到很满意。刚去几天分配我到十一区（今阿门其日格）任见习公安助理员，当时正是剿匪的后期，大镇反刚开始，开展摸底调查各类反动人员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种来历不明和历史不清的人员情况等工作，忙乎了半年多，到一九五三年夏，组织上为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派我到东胜伊克昭盟公安第四期训练班学习。

经过五个月的学习，不仅学习了不少公安业务知识，而且也学到了不少社会知识。冬天结业回到旗公安局，起先搞人事工作，后调政保股。在政保股工作期间，组织上让我整理敌伪档案，在杭锦旗伪国民党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名册，其中有我的名字，我感到很诧异，不敢怠慢，将名册交与公安局领导，领导看了让我不要担心，继续整理，有问题等待组织调查。 一九五四年杭锦旗开始进行调地反霸运动（是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形式），组织上又抽调我到政府调地反霸办公室搞文书工作，这也说明新政权刚成立，政府各部门的人手都比较紧张，我是哪需要就去哪。运动结束后，回到公安局又安排我在秘书室做秘书工作，因先前我参加过旗级机关的业余学校初中班学习，大概组织认可我的文字工作能力吧，否则，秘书工作不可能轻易予人。又过了一年多，一九五六年春，组织上为增加我的业务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决定派我到内蒙古公安学校学习刑事侦察技术，接触到了对我来说全新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现场勘查，痕迹检验”知识，学了一年，冬天结业满载而归。随着新中国建设快速发展，公安工作也相应发展着，为适应发展需要，一九五七年春组织上又派我去学照相技术,过去连照相机也很少见的人现在要掌握照相技术，太让人兴奋了，我又兴致勃勃的到了公安学校。

因为上期学习班我学过痕迹检验，成绩不错，故学校又让我到本期痕迹检验班当辅导员，痕迹检验班结束后，我到了刑事照相班，在刑事照相班给我配发了一架照相机，那时照相机可算是个高技术的精密玩意儿，我一边认真地学理论知识，一边细心地掌握实践操作，为了学更多的知识，放寒假我都没有回家，在学校过了一个春节。

一九五八年春天结业后，我又在自治区公安厅组织的培训班中学习了“文字检验、指纹分析和管理”。经过这二年多的学习，获益匪浅，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不但学了刑侦技术、现场勘查、侦察破案、照相等公安专业知识，而且还学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知识，这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学习完后回到单位担任了杭锦旗公安局第一任刑事侦察技术员，搞刑事侦察工作。

勘察现场，搜集证据，抓捕嫌犯，无论白天黑夜，无论风霜雨雪，只要有案件发生，就得立即出动，有些人以为这是小说戏剧中才有的情节，可这确实是我们刑侦工作的常态，我体会感受了二十多年。特别是节假日，往往这个时期是案件的高发期，记得后来在东胜公安局工作时，一九七二年的腊月三十早上，罕台供销社报案说：元圪旦分销店被盗。案情就是战情，立即出现场，到现场后为了尽快破案，一整天都顾不上吃饭，一直到晚上半夜才抓住犯罪嫌疑人，那时新年钟声已敲过，供销社给我们拿来了苹果，我们草草的吃了几口，算是年夜饭。象这样的春节有好几个都是在案发现场度过的。别人家是家人团聚，圆圆满满，快快乐乐，我却是在外面，家人对我颇有微词，但我觉得既然干了这个工作，是我的职责，而且工作的意义也是为了社会的平安，他人的幸福，自己做点牺牲也是应该的，想到此我心也就释然了。

从参加工作以来我觉得我都是默默无闻，认认真真地干着工作，对新的社会，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同时也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按常理看像我这样的青年积极分子应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然而屡次写入党申请都未能得到批准，究其原因就因为在敌伪档案中查到我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实际上我从未加入过什么组织。一九五七年进行审干时，调查人员找到原国民党部和三青团部一个旧职员，该职员又是杭锦旗伪国立小学的教员。经询问才真相大白，原来是伪党、团部为了完成任务，冒领活动经费而虚报的名额，是趁学生放假不在学校之机，照着学生花名册登记的，而且登记的日期也证明我已离开了学校，本人概不知情，所以最后给我做了审干结论：本人不知道，不按伪党、团员对待。如果在政治上有污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一个人的影响和打击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一生都不得翻身，好在审干时查清了事实。因为我算是解放后最早一批积极分子，最早一批加入共青团的团员，从入团以后就积极靠近党的组织，递交入党申请，直到一九五八年才被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一九六一年又被提拔为治安股副股长兼刑侦技术员，执行技术员待遇，工资十二级，相当于行政二十二级。

这个时期内蒙公安厅提出运用追踪技术侦破案件，我先后多次组织全旗或有关乡、苏木联合召开民间追踪能手会议，将那些打猎、放牧人员中会找踪，能够辨认踪迹的人召集在一起，介绍他们的追踪认踪的经验，并总结成文字材料上报。因此于一九六二年我和巴音恩格尔苏木的追踪能手单备出席了内蒙公安厅在昭乌达盟的赤峰召开的全区追踪会议，在会上我们介绍了我们的追踪经验。后来内蒙公安厅举办的几次追踪训练班我都参加了，聆听了全国追踪能手马玉林老师的讲课和指导，同时也参加侦破过不少刑事案件，例如田肯巴浪儿张家庙单曾喇嘛死因案；四十里梁阿木龙贵徐侯旦被女人勒死案；阿门其日格笤帚庙闫某被女人掐死案；旗政府后勤保险柜被盗案；旗供销社门市部的几次被盗案；塔拉沟公社苦计沟大队张某被女人投毒案以及其他一系列大案要案。那时我正是精力充沛，紧急重要的工作都是连续作战，而且具有一定的经验和技术，再加组织上的正确领导，同事的共同努力，工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有着关键的作用，那时如果没有群众的协助，我们破获一个案件都是非常之难的。那时杭锦旗的破案率都是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为一方的平安和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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