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中对》中，有这样一段话：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
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一段话，主要的提出了两个问题：
其一、“天下有变”。
其二、“汉室可兴”？
在这一文中，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
诸葛亮在他的一生中，究竟有没有迎来这个机会。
在前一文中，我认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的：两路大军北伐的计划不可取。
因为说白了，就是东吴不会希望在蜀汉打败曹魏后，下一个收拾的会是它自己，因此在刘备集团夺取了益州、汉中后，必定会在荊州采取措施。
诸葛亮在荊州战略安排上目标不明确，甚至错误。
公元220年10月，曹丕篡汉。
汉献帝的结局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山阳公，有封地有臣民有爵位，不用向曹丕行礼，朝拜，更不必称臣。）。这大概也是汉献帝的子孙都是曹操外孙的原因，但更主要的一面，还是曹丕仁慈，当初他在他父亲曹操的面前，仁孝也并非都是装出来的。
这本来是刘备北伐的一个最好机会，但刘备集团他们做了什么呢？
刘备在拿下成都之前，因为和将士约定，不会干预城破之后将士争取成都府库里的财物，导致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幸亏在刘巴的建议下发行值百钱的铜板，并统一物价才解决。但就在此时，仍然有人向刘备建议将成都的房产、田产赏赐给诸将。赵云引用霍去病故事对此事进行劝谏。
首先是诬称“曹丕杀了汉献帝”，自己也就“理所应当”的当了皇帝，君臣忙着“升官加爵”。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有意思的是，刘备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登基的典礼没有敢放在成都城内，而是在城外的一块险要位置举行，不是很讽刺吗？这和曹丕有什么区别呢？
君子应该做堂堂正正的事啊？
再其次，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以举国之力讨伐东吴。
“夷陵之战”（221年-222年），是刘备一场最没有大局观的无脑战争。（关羽失荊州的时间是发生在公元220年约1-2月）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欲进攻东吴，以报孙权伐取荆州之仇，赵云上谏说：“国贼是曹操，并不是孙权，而且灭了魏国之后，吴国自然会臣服。虽然曹操毙命，但其子曹丕篡盗大位，引起公愤，应该利用此民气，先攻占关中，占据黄河、渭水上游以讨伐逆贼，那么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该放置魏国，反而先打吴国。而且与吴国的战争一旦开始，就不易停止了。”但愤怒的刘备不听谏言，执意东征，并留赵云都督江州。
部分资料引自搜狗百科，感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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