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我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散文家，他熟稔多国文字，身兼数职，全能全才，大名鼎鼎。

“文革”初期，“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烽火燃遍全国各地，季羡林先生当然也没有好日子过。他在《八十述怀》一文中写道：“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学生宿舍楼），守电话，发信件。”“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就在这逆境中，季羡林先生却做出了异乎寻常的成绩，他作了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由于不能把原著带到门房，他每天把一段原文抄在小纸条上，干活之余，反复思考构思，打腹稿，下班后，再赶紧用中文记录下来。

季羡林先生写道：“我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又写道：“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的时间。”“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有收到一封信。”他风趣地写道：“‘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以上人。”

这部史诗性的巨著的竣译，填补了我国梵文文学翻译的一项空白，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也获得了国际梵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极高评价和热情赞誉。

季羡林先生在总结治学经验时，将它压缩成两个字：“勤奋”。他说：“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在长期的著译生涯中，他形成了一套生活和工作习惯。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吃一点烤馒头片，啜几口茶，然后在书房里工作到七点多再去上班。外出开会、访问，在飞机上，在火车上，他都抓紧时间进行思索和写作。为了对付大量“态度欠端、会风不正”的会议，他“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

在顺境中勤学苦练相对比较容易，但在逆境中能坚持下来，就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在大家都厌书、废书、毁书，认为“读书遭罪”时，季羡林先生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坚持不懈地著译呢？我想，这是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他。

季羡林先生认为自己所坚持的事业是正义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要坚持下去，不管人家怎么做，怎么看，怎么说。乌云蔽日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乌云要散，太阳要出，还人们一片蓝天；和风丽日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没有这个信念，就谈不上勤奋刻苦，更谈不上在逆境中做出成就来。

季羡林先生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兜住大量会议的信息量，这是他的异于常人之处，也是他的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人们思考与学习的地方。对于不正的东西，我们不能两个耳朵都去听它，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它，已经足够了！

2010年6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