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之治》

周霄山：

庄子《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猿狙之便、执嫠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阳子居拜见老聃，他请教说：“假设有一个人，身体强健，反应敏锐，看事物都很透彻明了，更加厉害的是还超级爱学习，学习“道”这种最高的学问。这样一个人，能和高明的帝王相比吗？”阳子居虽说是请教，但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就是高明的帝王应当看上去超乎常人。

老聃回答阳子居：“你说的是圣人吗？我看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小胥吏或者是技艺工巧之人罢了。此种人，有点特长，但不过是通过劳心劳力得来而已。”随后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是“虎豹之文来田”，虎豹虽是猛兽，但因为他们的皮毛很漂亮，就常常被人猎杀扒皮。第二个是“猿狙之便”，猿猴很灵巧敏捷，却因此而被人捉来拘禁训练。第三个是“执嫠之狗来藉”，嗅觉灵敏是狗的特长，但也因此被人抓来训练成猎犬。老聃说完反问阳子居：“你看，这样的人，可以和高明的帝王相比吗？”

阳子居听后，惊惶不安地问老聃：“敢问先生，什么样才算是高明的帝王？”老聃回答说：“高明的帝王，他治理天下，功劳德行天下无人能比，但却像什么事情自己都没做过一样；给了人民很多好处，但人民不觉得是被施舍；做事不是靠自己的名声去驱使，而是顺物自然，万物欣然自得，事情水到渠成；作为帝王，行事高深莫测，其心游于空灵之境。”

庄子给帝王们设定的目标是：第一，要有超人的能力，并做到不显露出来。庄子批评的不是帝王不应该有能力，而是批评那些有能力，但爱表现的人。做帝王如果有能力而表现出来的话，就落下乘了。有用就会被利用，唯有无用之用，才能最终大用。第二，无为而治的目标是“有莫举名，使物自喜”。无为而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靠内在的驱动来使事情水到渠成地完成，而不是靠名声、权势等。无为而治的效率远比有为而治要高得多。第三，高深莫测。高深莫测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实实在在的，也就是已经接近或是得“道”了。所以，为帝王者能“立乎不测”，就算是合格了。第四，“无有”之心，也就是 “帝王之心”。帝王的心如果存在“有”，就必然会是己非人，帝王首先要做到不非人。所以帝王的心是“无有”的，也可以说是“心斋”。到达“心斋”的境界，才能全面客观地把握事实真相，才能切实实行无为而治，这样的治理，才能称得上是“明王之治”。

老子认为，遵守自然规则，人世间的事端就会减少，人们也会逐渐去除追名逐利的想法。如果能顺应天下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垂拱而天下治”，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老子讲的是治国的方法，而庄子讲的是治国者的品行。庄子认为，真正圣明的君王，他们治理国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天下万民都承受他们的恩泽，可他们自己却像是润物无声的细雨一样，默默无闻，不求万民的敬仰，不求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不求荣华富贵，自己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目睹着天下百姓，欣然享受着自己治理的结果。但是当这些功业完成以后，他又会悄然隐退人间，隐居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自由的遨游在天地间。庄子认为，“明王之治”就是不居功不自傲，让万物各得其所，把自己放在虚无的境地这样一种治理天下的状态。

“明王之治”就是“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就是老子所说的，以身为天下先，身先天下。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为民服务。所以肯牺牲自己的，天下自然归心。所以能为大家而生活，这就是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是借用道德的感化，是爱是仁慈及于万物。“而民弗恃”，是人民觉得心理上没什么害怕，觉得这一位领导人真是为我们爱我们的。“有莫举名，使物自喜”，他也用不着标榜自己的功德与声望，而天下人人都喜爱他。“立乎不测”，究竟有多高、多深、多伟大，是你想象不到的，估计不了的。因为他立乎不测之地，唯有得道的才做得到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那是真正得道了，游心于无有，最后游心在空灵的境界。

治理一个国家必须要制定法律。问题在于，应站在什么立场上，如何去制定法律？庄子指出，统治者若一意孤行，仅凭自己的意愿及其政权利益去制定法律，如果是以人民“孰敢不听”去治理天下的话，就如同“涉海凿河”，“使蚊负山”。庄子以生动的比喻说明强制性的方式是人民永远不可能接受的。“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难道人还不如这些虫子吗？罔顾民意的统治，失败是其必然结果。庄子认定一个国家的“经式仪度”，必须以人民的意愿为准则，必须以人民的意见为依归，必须因应自然，顺应民性。帝王的为政之道，应自正而后行化，不以我强人，不强人性之所难为，任人各尽所能就是了。

庄子认为，帝王要做到无治而治，必得游心于恬淡之境，清静无为，顺着事物自然的本性而不用私意。“顺物自然”，就是顺任人民的自然性、自由性、自主性。治者“无容私”，就是不去用自己的私意约束人民，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这样，人民可享有自由的生活，社会才会走向为民为公的路途，那天下就可大治了。

“人为”的东西越多，人就越累，就越不自由。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人为”达到了高度紧密的地步。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唯科学论的主导下，全世界陷入了追求“机心、机巧”中，人们不断研发各种便利科技，又在这种科技带来的生存机制刺激下，不得不发展更高的技术。这些技术反过来会束缚人类，手机就是一个例子，它即带来了方便和享受，但也带来了冷漠、隔阂、束缚。再举一个例子，生物科技算是一种对人类有帮助的科技，通过研究生物对人的生命全境化了解，从而研发可治疗疾病、制造食物等等的科技。但实际上，生物科技在发展的同时带着两把利剑：第一把利剑，当我们知道了生命的奥秘以后，我们就可能按照科技的“配方、配套”来生活，所有一切在科技的严密管理下进行，且不说这种生活的机械性、无期盼后的无聊，有可能在某种数据错误，如数据被篡改、变异等，我们的生命就会面临危险，而那时我们是没有应对危险的能力的。第二把利剑，当生物科技越先进，其变异越容易，越有杀伤力，如果被一些不法者利用，对人类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未来最可怕的是生物病毒，恐怖分子可能以此来发动恐怖袭击，比如通过植入食物、水源、空气等，这将是非常恐怖的。也就是，把“人为”发展到极致，其实就是灾难。也就是，任何一件事，只要是不合于道、不顺从道而“人为”搞出来的东西，就会有致命的缺陷。

可能有人要问，如果没有“人为”的管理，人类社会会怎么样？在庄子看来，没有“人为”管理，人类社会会有“无为”带来的更好的生存机制。首先，庄子通过肩吾与隐士接舆的对话告诉我们，如果管理者非要自己搞一套东西来约束人，或者非要控制人们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无疑就像在海里挖河，或者让蚊子背山，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人为造作”。庄子还用比喻告诉我们，鸟天生知道高高飞起来躲避罗网，鼷鼠天生知道深深藏在地下的洞穴中躲避人们挖掘或用烟熏。所以，能说鸟和鼷鼠无知吗？其实人性中就已经有了很多美好机制，比如见到危险而躲避，见到欺凌而同情或愤怒，见到弱小而帮助，向往安逸、团结和气的生活。只要发挥这些天然的机制，人类社会也会有很好的生存系统。也就是，人类在自然中发展，因为天生的本性机制，就能帮助人很好的生存。而人为的东西多了，反而遮蔽了我们的天然机制，我们反而无所适从了。

如果用“无为”，作为一个管理者，怎么治理国家？庄子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也就是，作为管理者，其心要淡泊，要与天道融合，顺其自然而不参杂自己私欲干预，天下就可以大治了。进一步，庄子用阳子居见老聃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人为”看似聪明、做事敏捷、看问题透明彻底，也讲道德。其实这样不过像有点儿才智的小吏，很容易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所误。

庄子用列子和壶子的寓言故事，进一步深刻地告诉我们“人为”的局限性，或者说人的理智、经验的局限性。也就是，只要是人为的，无论这个“人为”多么的高明，掌握了多么超常的能力，但仍然是存在以偏概全的危险。特别是当事情发生一个变化之后，可能我们所有的理智总结、经验归纳统统无用。例如，今天的量子纠缠理论，在很多层面就冲击了过去很多科学的定论、经验，可能我们对过去所有的看法都将会重新定义。

庄子强调，要想不被“人为”造出来的东西伤害，那就要“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也就是，不要承受名誉，不要成为智谋的府库，不要承担事物的责任，这就是造成人们将无为理解为消极无为的意思。这段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以“无为”为本身，以“无为”为谋事的城府，以“无为”去作事担责，以“无为”知一切事物的主道，这就可以体会到大道的无穷，从而逍遥在大道之中无有限制。简单说，就是我们所有的思考、决策、做事，都是以“无为”为尺度、标杆，无论是谋事、担责要以符合大道为准则，而不是以满足私欲为准则。

所谓无为，就是无自我私欲之为，凡事不是为满足我的“私欲、喜好、成见、偏见”，而是以满足“道”为根本。“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因此，庄子接着说，只要我们所有一切顺从道的安排，不掺杂自己的见识、得失之心，即不让任何“私我”的东西干扰自己。凡事虚怀若谷，就像至人用心若明镜一样，不主动随同，不主动迎接，该应对的也不躲藏，凡事顺从自然，这样就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伤害。更为深刻的理解就是，我们“人为”的东西是对大道的破坏，是一种害宇宙、害世界、害苍生、害自我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