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

周霄山：

性灵也就是人之所以不是无意识的物体，而是有意识的生物，是因为我们内心有性灵。性灵追求的是自然天成，强调情感的真实表达。它要求我们用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情趣来描述生动、新颖、感人的形象。我们人类的最高心智能力不是理性，而是性灵。性灵意味着想象、直觉和感悟，是创造力的源泉。如果一个人只有严密的理性思考能力，那他可能无法创造出什么伟大的东西。创造需要伟大的直觉、宏大的想象和深切的感悟，而这些都超出了理性的逻辑。艺术滋养了性灵，而性灵则产生了灵感。所以，性灵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或感受，它更是一种超越理性的创造力量。当我们谈论艺术、文学或科学创新时，性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性灵是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的重要概念，性灵指人的精神世界，涵盖性情、情感、智慧等内在特质，强调个体心灵的真实表达。在思想层面，性灵被视为脱离外在形式束缚的“本真”。其内涵与佛道思想存在深刻的交融与互鉴，对于‌佛家的心性论，尤其是禅宗思想对性灵观影响显著。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通过直观心性实现内在觉悟。佛家的“空性”与“般若智慧”为性灵观提供了超越世俗执念的理论依据。禅宗“不立文字”的顿悟思想，推动性灵文学突破语言形式限制。

历史上有“性灵说”，“性灵说”的倡导者是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有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则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宜以感发人心，使人享受美感。 

“性灵说”的核心因素是真情。不仅“性灵”与“性情”、“真情”含义相通，而且从诗论体系看，“性灵说”十分重视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等艺术规律和诗歌特征。袁枚认为，具有真情是诗人创作的先决条件，因此反对无情而“浪吟”。袁枚又吸取李贽的“童心说”而提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观点，强调诗人应具备纯真的感情，诗人有激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真情是诗作的根基，他说：“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诗者，由情生者也。”“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诗言志，言诗之本乎性情也。”他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他又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情的表达。

诗人须具有鲜明的个性，艺术表现要有独特性。袁枚认为“作诗不可以无我”，“我”即个性。“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袁枚说：“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同时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他是主张“多师”的：“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在格律问题上，他主张：“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

袁枚认为除了真情、个性以外，诗人主观条件尚需有诗才，“诗人无才不能……运心灵”，即难以表达性灵。袁枚强调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固有“笔性灵”与“笔笨拙”之分，“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尤为先”，有了才则能“役典籍，运心灵”。袁枚反对以书卷代替性灵，他认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有性灵、有诗才者，其诗作才有“生气”和“生趣”，诗人需以真切的感受描绘出生动、灵活、新颖的艺术形象，其中又寓有诗人的真情和个性。

性灵说的核心思想是，诗歌的本质在于表达真情实感，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是从诗人内心深处涌出的情感。性灵说是对明代以来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一种反拨，强调诗歌要回归到最本质的情感表达。性灵说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也在诗歌评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它提醒我们，诗歌创作不仅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情感的真实表达。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诗歌才能真正打动人心，成为不朽的艺术品。

道家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核心，主张顺应本真、无为而治。这种思想与性灵观中的“本真性”高度契合。禅宗吸收道家自然观，提出“无念”修行，强调在自然中达到内心和谐，成为性灵追求自由与个性的哲学基础。‌道家自然观的诗意转化‌，使性灵派文人常以自然意象为载体，寄托超脱世俗的情怀。这种“寄情山水”的创作方式，既受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启发，又通过佛家的空灵境界深化意境表达。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性灵观将其转化为艺术意境追求。道家自然观通过‌哲学根基即本真性，‌身心和谐与‌艺术表现‌的自由与真实，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三重维度的性灵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