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道德经〉》

周霄山：

荣格是世界上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是国际心理分析学会的会长，荣格热衷于研究中国文化，荣格第一次接触《道德经》是在20世纪初。当时他已经是个闻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但他越来越不满足于弗洛伊德那种单一的性本能理论，他感觉有些东西被忽视了。他偶然接触到《道德经》，瞬间就被书中的思想给震撼了。老子的《道德经》提倡的“道法自然”，可以理解为一切万物有其运行和变化的规律，而人类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也不能脱离这个自然法则。荣格把这一点与自己的潜意识理论联系起来。在荣格的眼里，潜意识就是人类精神的“自然之道”。我们的意识不过是冰山一角，而潜意识才是庞大的、深藏在我们生命中的力量。荣格把潜意识看作是一种与宇宙、自然力量相连的整体。他认为，我们的潜意识并不仅仅是一个阴暗的“黑箱”，而是充满智慧的，它有能力引导我们找到自我发展、与世界和谐共处的道路。荣格特别喜欢《道德经》中关于“无为而治”的思想，这种“顺应自然”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他的心理学。

荣格的“个体化”概念，实际上是心理学上的自我发展过程，即我们通过与潜意识沟通，达成一种内外和谐的状态。这个过程与《道德经》中提到的“归真返璞”非常相似。荣格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与自己潜意识中的智慧对话，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荣格找到了如何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平衡”概念引入到他的心理学体系中。尤其是他的“人格对立”理论，强调人性中的阴暗面和光明面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也就是，当我们通过冥想和修炼，能够达到内心的平静时，这种光明就会照亮我们内在的黑暗，使我们从困惑中解脱出来。这种观念与荣格的心理治疗有异曲同工之妙。荣格在治疗患者时，常常鼓励他们通过“主动想象”来与内心的潜意识对话。他认为，潜意识中的图像和象征是我们灵性发展的关键，而内在光明，实际上就是潜意识中蕴含的灵性力量。荣格认为，当我们能够理解并接受这些来自潜意识的信息时，我们就能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启蒙”。

荣格不仅仅是把中国典籍当作哲学的启迪，他还将它们应用到自己的实际研究和临床实验中。荣格虽然是心理学家，但他并不排斥神秘主义。事实上，他认为神秘主义和科学并不矛盾。荣格试图证明的是，心理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严肃的科学实验，它还需要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来接受那些无法用传统科学解释的现象。他相信，人的心理与宇宙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中国智慧所揭示的。

荣格思考如何用中国智慧提升心理健康。荣格通过《道德经》给我们留下了几个非常实用的心理学启示。首先，他提醒我们要学会“内观”。正如《道德经》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学会与自己的内心和潜意识对话，找到内在的平衡。荣格认为，现代人之所以压力大、焦虑多，正是因为我们与内心失去了联系，过度关注外界的成功和认可。其次，教会我们要学会接纳变化。生活中总会有不确定性和矛盾，但这些并不一定是坏事。正如阴阳的平衡一样，我们需要学会从冲突中找到成长的机会。与其试图控制一切，不如顺应自然，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荣格提示我们，要在灵性上不断成长，强调内心的光明，荣格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光”。通过冥想、反思和自我探索，我们可以逐渐发现并释放这种内在的力量。总的来说，荣格通过对《道德经》等中国典籍的深入研究，把中国智慧与心理学紧密结合起来，为西方心理学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于我们今天的心理健康管理，中国的顶级智慧始终具有强大的启发意义。荣格的思想告诉我们，心理健康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它还是一场与灵魂和宇宙的对话。

荣格说：我们出生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圣洁和美丽，虽然也有诸多不好，但我们还是要敬畏生命，活出意义。荣格是很敬重老子的，他特别喜爱老子的《道德经》，晚年时还用老子的话来形容自己的心境：“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句话其实并不难理解，也就是让我们回归和感悟生命的最初状态，而不要被现实的光鲜所迷惑了。这也是荣格晚年的深刻感悟。

在1928年，荣格首次提出了“自性”的概念，他认为这个“自性”，就是中西方的哲学家共同追求的，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中西方对于境界的认知为什么会如此一致？荣格所说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就是“神”的哲学。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发现了许多东西似乎都是可以用道家思想解释的。后来他根据这个发现，提出了一个叫“自性”的概念。在荣格看来，不论是释道还是其他学派，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阐述“自性”的思想，告诉人们要完成“自性”，他们所追求的终极就是“自性”。那什么是“自性”？也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道家的返璞归真。只不过荣格将这些词汇整理成了一个心理学概念。荣格认为，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个体想要更好地融入社会，就必须从最初的懵懂状态，慢慢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如何成长？按照我们以往的理解，这应该是一种学习过程，我们学习什么技能，我们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在荣格看来，这却是一种佩戴面具的过程，他将其称为是“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体人格面具，也就是我要佩戴什么面具，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二类是客体人格面具，也就是他佩戴了什么面具，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里要注意一下，客体人格面具，不是说我们知道他佩戴了什么面具，而是我们习惯为他人佩戴面具，认为面具就代表他这个人。例如，人这一生大概都会经历学生、员工、父母这三个角色，当我们最初步入校园时，就需要佩戴学生这个面具，时刻让自己的举止更符合学生的行为模式。进入职场后，就需要佩戴员工这个面具，开始扮演员工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主动与社会接触，主动成为学生或者员工，而是为了适应社会，从而不得不去扮演这么一个角色。这个“扮演”是关键，一个人在父母面前的行为模式，肯定不同于在朋友面前的行为模式，父母面前的你，和朋友面前的你，就分别佩戴了不同的人格面具。一个人的生平，要经历多少种社会情境，就需要佩戴多少种人格面具，这就是主体人格面具。同样，我们在与身边人接触时，也会为他们佩戴人格面具。比如父母、同事，比如医生、教师，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行为模式、言谈举止，都必须要符合他们的人格面具，这个就是客体人格面具。

我是一个学生，我就应该符合学生的行为举止。我是一个教师，我就应该符合教师的言谈方式。但我们所扮演的角色，终究不是客观现实，所以我们在脱离这层身份，在夜深人静之后，总会突然变成一个陌生的自己；佩戴合适的人格面具，确实能让我们更好的适应社会，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总习惯将自己与人格面具合二为一，认为面具就是真正的自己。甚至当这种面具使我们获得一定成功时，我们还会刻意将这种角色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比如在教育他人时，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又让其他人扮演，或者说分裂出了一个陌生的自己。人格面具的应用十分广泛，包括男人的坚强勇敢，女人的温柔贤淑，这种由性别所划分的特征，本质上也是一种人格面具。在主体人格面具的影响下，我们会逐渐忘记真实的自己。在客体人格面具的影响下，我们会逐渐失去对事实的洞察力，从而忘记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拟，将真实和虚拟相互混淆，半生都沉迷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梦境。如果人格面具突然破碎，我们就会瞬间产生一种与社会失去联系的感觉。荣格认为，这就是人们痛苦的根源，那应该怎么办？这就牵扯到了“自性”。将这个被社会扭曲的自己，再重新扭转回来，这个过程就叫“自性”。也就是，不断发现和寻找真实的自己，这个突然发现真我，突然看到真实的体验，则是释道两家所说的顿悟。清醒的人像在做梦，做梦的人看似清醒，或许这个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荣格说：对我们（西方人）而言，没有了自我，意识不可想象。而中国则不然，他们不认为意识没有了自我，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意识本就可以超越自我的限制，在它的“高级”形式中，自我完全可以消失不见。他还说：中国所称为的“心灵”，与我们的“无意识”反而较接近，而与我们所知的心灵（意识、理性）距离较远。那什么叫“无意识”？荣格首先阐述了意识和现实的关系，他说：我们对所谓的实在之任何经验，事实上都是精神的，凡是可想、可感、可知觉到的，全是精神的意象，我们能产生意象之处，也就是世界存在之处。荣格的这段话，完全可以视为他对“名世界”的描述。荣格也解释了“无意识”，他说：我们深知我们都是囚于精神之内，为其所限，因此我们也准备承认其间有我们所不能确知的因素，我们称之为“无意识”。荣格的论述看似深奥、复杂，但如果联系《道德经》来看，其实就是老子的“道”所深入的，正是西方最有见识的人也仅能模模糊糊感受到，但并不真正理解的“无意识”领域。

老子的“道”，即从无到有这一部分，都是形而上的“无意识”领域，所以不可用理性去理解。老子为什么强调“绝圣弃智”、“损之又损”、“致虚极、守静笃”等等，这些都是通往更高境界的方法。所以深受中国文化启迪的荣格不无遗憾地谈到：在我们这里，人无比的渺小，上帝的恩宠则布满一切；可是在中国，人即为上帝，人靠自力救赎。

荣格的两次生命说：觉醒与物质的两面。荣格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一次是肉体的出生，另一次是灵魂的觉醒。他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前半生是活在别人的期待中，而到了后半生，我们开始真正为自己而活。当我们深入研读《道德经》时，才有可能真正领悟到这句话的深意。其实，古圣先贤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生命是肉体的诞生，我们活在物质的世界中，这是我们阳性的部分，是别人能看到的。而第二次生命是灵魂的觉醒，这是真正的自我，是“神”的觉醒，是我们阴性的部分，是高维度的自我。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我们开始真正了解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以及在人间要做什么，要到哪里去。第一次生命是物质的我，是阳性的状态；第二次生命则是精神状态的我，是阴性的状态。这两种状态相互转换，相互配合，才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所以，每一次的觉醒和每一次的重生，都是我们生命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通过这种不断地转换和觉醒，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老子认为，世间万物应顺应自然之道，但当人们偏离了道，追求外在的权力、欲望与控制时，便失去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能。这种偏离不仅影响个人，也会扰乱整个社会。就像水无为而治，群体应当顺应道，避免被不自然的集体意识所束缚。荣格同意老子的观点，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我们人类共有的心灵基础。然而，当这个无意识被不健康的力量扭曲时，它会成为一种压制个体自由的强大力量。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和神话象征，本应引导我们走向更高的自我认知，但当人们失去对它们的正确理解时，它们可能成为迷失和恐惧的源头。

老子认为，人之道在于“无为而治”，追随自然的节奏，而非强求。然而，若集体追随错误的领导或信念，人心便会躁动，失去了自我，随波逐流。这种不平衡与自然的违背，必然带来混乱与痛苦。如何在这种混乱中找到宁静，才是根本。荣格称之为“个体化”过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与自己的无意识联结，才能找到平衡。在面对社会的集体焦虑或极端意识时，个体必须通过自我反思，与内在的自我重新建立联系。否则，他们会被集体的恐惧和仇恨所吞噬，失去独立的判断力。

老子认为，个体必须学会放下那些虚妄的执念，重回本心。正如《道德经》中所说，“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失”。集体的极端化无非是对力量的执念，这只会让他们远离真正的安宁。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的阴暗面往往是力量的扭曲，它让人们放大自己的恐惧和欲望。通过意识到这些深藏的原型，人类才能重新获得对命运的掌控，不再被无意识的暗流推动。通过内心的修炼，个体可以避免被集体无意识中负面的情感和象征所掌控。

老子认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控制外物，而在于内心的自由。能够与道合一的人，不会因外界的混乱而动摇，而会如水般柔韧，承载万物，不争自成。荣格认为，个体化就是要找到那种内在的和谐，不被外界的集体无意识所左右。通过自我认识，我们能够超越那些压迫我们的集体情绪，重新找到与自己、与他人和世界的平衡。老子与荣格的话展现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人类心灵健康的思考，强调了个体在面对外界集体无意识压力时，找到内在平衡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