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日：《死亡掠影 鼠疫肆虐与人类抗击》

“公元589年秋，隋文帝之子杨谅出兵高丽，在辽水一带‘遭疾疫’，在三十万军‘死者八九’。从地理位置和疫情烈度推测，这次‘疾疫’的最大可能就是鼠疫。

六世纪中叶，黑死病吞噬四千万余人，欧洲总人口锐减三分之一。

1966年，英伦三岛鼠疫肆虐，死亡人数数十万余。

1720年，马赛海关检疫失职，让几名带病船员入城，一夜之间，鼠疫笼罩全程，马赛内外共十万人死亡。

1894年，鼠疫从中国岭南渗入香港地区和印度，后波及全球，总死亡人数一千二百万。

1911年，中国东北地区爆发肺鼠疫，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造成六万余人死亡，另有五位不同国家来支援的医生和修女染上鼠疫去世。

鼠疫杆菌极其暴虐，这份暴虐源自突变，但突变不是让它获得新技能，而是相反：一场变故让它失去了三百一十七段基因……”

该系列的第六本，选择了有关鼠疫的专题。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数次大爆发，每一次爆发都会夺取数以万计的生命。同时在文学方面也有不少是以鼠疫为背景的，比如说薄伽丘的《十日谈》（虽然这部作品除了开头之外就和鼠疫没什么关系了）和加缪的《鼠疫》。

本书记叙了鼠疫在人类史上的数度暴发，以及人类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到最后寻找出治疗方案的过程。果然，任何时候封建迷信都要不得，尤其是教会散播的有关“天谴”、“罪孽”、“自我救赎”之类的说法——如果真的存在上帝，上帝才不会在意这种事！上帝不都是用清冷公正的目光注视着世界吗？

本书最后的几个章节提及了傅家甸的鼠疫。时值清朝末期——在我读了整个治理疫情的过程时，我才真的觉得满清政府真的就是蛮夷政权，除了野蛮入关之外并没有什么其它值得书写歌颂的功绩。虽然王朝末期都是一副大厦将倾的末世景观，但清朝的末期却给我一种不堪入目的印象。当时的东北有中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少数其他国家的人。当时的外国似乎已经对医学基本常识有着相当的了解（当然外国佬能研究出这些也没少付出代价），而当时的中国人民相比之下则显得相当的愚昧无知。这当然不能怪百姓无知，而是满清蛮夷政权愚化百姓造成的结果，同时当时的统治者也无心关注百姓的存亡——原因也是懂得都懂，在此就不多赘述。我觉得鼠疫本身或许不难治愈，难以治愈的是腐坏和无知。

这又让我不由得对标最近几年发生的“新冠”大流行，这场疫情的严重程度恐怕不亚于傅家甸的鼠疫。奇怪的是，这一次东西方的角色互换，西方拿起了满清政府的剧本，东方则严格执行科学防疫的政策，最终结果如何，正常人都能看得明白（当然总有“圆圆”之流的公知热衷跪舔美西方的一切，或许它们还是清朝的遗民吧）

时至今日，高传染性高烈度的疾病或许已经不难治愈，真正难以治愈的还是那颗愚昧的心。

2023年4月5日：《小虫大患 血吸虫的治理》

“清《婺源县志》记载：‘岩下、横亭一带，遂有蛊症发生，死亡众多，田地荒芜，十室九空。’

这里的‘蛊症’即血吸虫病。

1939年《民国日报》载，江西德兴县四区皈大村，1889年村民四千余人口。因遭血吸虫肆虐，遂减至一百余人。

江西德安县林泉乡大徐屋村，清末有上千人口。到1949年仅剩两家寡妇，三个幼儿，余人均死于血吸虫病，

1975年江西省回顾调查，民国时期，全省因血吸虫病死亡三十二万余人，绝户五万四千余户，一千三百一十五个村庄消失。

即便在今天，全球血吸虫病感染人数依然超过两亿，每年有数万人因此死亡。不是我们没知识，血吸虫的生活规律早已探明。不是我们没对策，一剂吡喹酮可以杀死体内所有成虫。血吸虫至今不肯弃人类而去，原因在药瓶之外。”

血吸虫病一直以来都与公共卫生有关，从最早的埃及到近现代的中国皆是如此。为了治理这种疾病人类也下了不少功夫。

对于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来说，可能不太好遇到这种病了，毕竟现在城市内部的卫生环境还是很干净的，没有长螺的水沟，人们也都注意公共卫生，不会随地便溺。我听说这种病也是在小时候，那时候市区的内河还未得到很好的治理，家楼下就有一条脏兮兮臭烘烘的死水河，据说有的小朋友还在河岸边挖到一两个螺来着（反正我是一次也没看见过）。那个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不要去河边挖螺，会染上血吸虫，然后吸干肚子里的血——那个时候年纪尚小，分辨不出妈妈话里的真伪，就觉得很可怕。不过我也没有在河边挖东西的兴趣，也没有机会看到那些小东西。后来年龄增长，“血吸虫”这个东西似乎在我的世界里销声匿迹了，一直到现在读了这本关于血吸虫病的书，我才回想起这个东西。

血吸虫这种寄生虫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在人体内寄生的。不少医学家曾亲身试验，将血吸虫的虫卵放在胶囊里吞到肚子里，（之后的医学家为了研究更加硬核，直接将成虫感染到自己身上，将活着的虫带回国内实验室。同时还发现人类的皮肤并非是铜墙铁壁，算是意外发现。）然而并未在粪便里发现虫卵。经过研究才发现人类只是血吸虫的最终宿主，在其从幼虫进化到成虫的这一阶段，需要寄生在合适的螺身上，吸食螺身上的营养存活。所以，老妈说“挖螺会染上血吸虫”并非伪命题。

在从治疗转到预防的过程中，人类也遇到了很多挫折。特别是要改变百姓的生活习惯，使其注意卫生是很困难的。困难的要点还是在于百姓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微生物的存在，使其认为是政府在危言耸听，从而抗拒这种原本出发点是好的倡议。本书的后半段是新中国建立时期，国家下定决心治理血吸虫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我在《读库》杂志上有读过一模一样的，（应该就是那篇了）书中提及了“余江奇迹”以及日本彻底消灭血吸虫的过程。

这里不得不提一嘴，在本书中的描述中，当时的日本民众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政府的工作，就连粪检也不例外，我觉得作者有夸张之嫌。特别是在有“新冠”治理拉胯表现的模版在眼前，很难想象当年的日本有这样超越意志的积极性。难道当年的日本比现在的日本更加先进文明？还是说文明时代只是小日子的昙花一现，随着经济的衰退、野心的复辟，野蛮的本相重新显现出来了？

或许我不应该把政治和科学挂上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