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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行——《人类与卜别册

(2023-04-07 17: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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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病》

读书

分类: 读书的摘抄

“人类与病”系列凡一十四册,除癫痫和癌症分册,其余十二本都是在谈微生物感染导致的疾病。这不是因为作者偏爱微生物。这样的分配比例,本身就映射出医学发展的一个现实。如果把医学比作保卫身体的战争,那么跟社会战争类似的一点就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更难对付。

有些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能找到办法侵入人体,造成疾病,这样的致病元素属于外来之敌。既然是外敌,就必定跟人体自身的结构有不同之处,跟人类细胞的功能运作也有不同之处。

找出那些不同之处,我们就有希望找出御敌的工具和方略,这可能是杀死微生物的药剂,可能是防范感染的疫苗,也可能是阻断传播的环境措施。在这个领域,人类有辉煌的战绩,而能有这样的战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交手对象来自身体的外部,让我们相对容易区分敌我。

面对非感染性疾病,问题就会复杂一些。比如红斑狼疮,它可以波及全身所有组织和器官,但造成这些损害的并非外来之敌,而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只不过免疫大军弄错了攻击对象。比如抑郁症,我们可以确定不是因为外物感染,问题出在大脑内部,但究竟是什么部位,什么缓解出问题,出的是什么问题,迄今难以断言,因为抑郁本来就是人类先天具备的一种情绪反应,被称为“抑郁症”的那些情况,是这种情绪反应在不适当的时候持续出现,往往还以过于强烈的形式出现。

本系列中第九册谈的是癫痫。这个病的本质是大脑某个部位异常放电,导致不能自控的躯体抽动,或是怪异的精神体验。而大脑放电并不是什么外部注入的奇技淫巧,人类有思考能力,有情绪反应,全都是因为脑细胞有放电能力。这些电位变化沿着特定的神经网络游走,就滋生出被叫作“思维”和“情感”的种种大脑功能。

癌症是另一个典型例子。本系列第十四册《奔马脱缰:癌症起因与对策》里谈到,癌细胞是人体正常细胞,所谓癌变,出现的变化也不是外来的异象——驱动细胞往癌变方向狂奔的,是细胞先天自带的分裂繁殖功能,只不过这个功能失控,在不该启动的时候启动,而且被卡死在启动状态,于是无法关闭。

这类疾病的共同之处,用比较“高端”的词来描述,或许可以叫作“内源性”,因为它们的发病机理其实都是人体先天就有的功能,只是功能的行使乱套了。进入这个战场,最让医学研究者挠头的一点,就是难以区分敌我。

比如,我们知道癫痫发作是因为脑细胞异常放电,那么阻断神经纤维的电位传导,岂不是可以阻止癫痫发作?确实可以,但那也阻止了正常脑细胞的正常电位活动,剩下的是一个无功能的大脑。无功能的大脑,跟豆腐脑也就没什么区别。这显然不是医学研究者奋斗的目标。

又比如,我们知道红斑狼疮是免疫系统错误攻击人体正常组织,而我们已经有药物可以抑制免疫反应。的确,用这些药可以缓解红斑狼疮的症状,但同时也会抑制正常的免疫反应,让患者对普通微生物感染失去防御能力。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如何糟糕,可以参考艾滋病的案例:在有效药物出现之前,艾滋病死亡率很高,但他们多半不是死在艾滋病毒本身,而是死于这种病毒造成的免疫功能崩溃。

十八世纪之后,现代医学研究突飞猛进,但最初的一百多年里,业绩主要是围绕微生物感染造成的疾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微生物是外敌,打击目标相对容易界定。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的半个世纪,局势开始转变。这是因为医学继续在发展,人类对人体功能的认识越来越精深,从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 ,从分子水平到纳米水平。基因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从建筑蓝图的层面分析疾病规律,寻找对策。所有这些进步,让研究人员功力倍增,对于“内源性”的敌手,也就不再一筹莫展。

抗生素出现之后,人们放下了对传染性疾病的焦虑,癌症成为新时代的梦魇。即便到今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癌症也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

但是,读完本系列中关于癌症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癌症正在向“普通疾病”的范畴快速迁移,许多癌症已经可以完全治愈。一些不能“断根”的,也可以靠长期服药让癌细胞处于蛰伏状态,病人也就能享有几乎完全正常的寿数。这样的局面,跟其他慢性疾病,比如高血压或是糖尿病,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个变化趋势如果画出曲线,是一个指数增长的曲线,也就是说,这方面研究发展的加速度越大。我们或许不能指望所有的癌症都可以治愈,毕竟有一些癌症,其实质是衰老过程的自然产物,而衰老是不可能避免的。但也有许多癌症,属于人体正常功能的脱轨,随着医学技术迅猛发展,在不太久远的将来,凭借分子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人类肯定能找到办法,把这些脱轨的功能拨乱反正。

需要记住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是坐在摇椅里冥想出来的。我们能享有这些研究成果,是因为无数科学家常年浸淫在实验室里,分不清上班下班,分不清工作日和休息日,甚至分不清安全和危险。

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尝试,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深入骨髓的敬业精神。

1769年,英国医生斯塔克(Willian Stark)为研究人体对营养的基本需要,长期只吃各种特殊涉及的饮食。坚持八个月之后,二十九岁的斯塔克不幸死亡。或许有人会嘲笑他愚痴,因为他设计的饮食都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这让他长期得不到维生素C,最后竟死于坏血病。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嘲笑斯塔克,那么他最好想想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若不是有斯塔克这样的前辈为探索知识而甘冒风险,后人也就不可能知道食物里含维生素C,更不可能知道,缺乏维生素C对人有致命的影响。

1885年,临近毕业的秘鲁医学生卡里翁(Daniel Alcides Carrion),为探明秘鲁疣(一种皮疹为主的疾病)和奥罗亚热(一种当地流行的致死性热病)之间是否有关,给自己接种秘鲁疣病人的皮疹组织,不幸真的让上奥罗亚热,死亡时只有二十八岁。

他的研究代价是自己的性命,但他留下的完整记录提供了确凿证据,让后人知道,看似微恙的秘鲁疣,其实是致命的奥罗亚热的早起阶段。

1911年,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大片地区出现肺鼠疫暴发。俄国当局认为疫情是境外输入,但恶果生物学家德敏斯基(Ippolit Deminsky)怀疑本地啮齿动物是真正的病菌来源。他在俄国和蒙古交界的大草原考察,果然找到一种啮齿类动物能感染鼠疫杆菌,于是它们成为这种病菌的常年野外库源。不幸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写出论文,自己就被鼠疫杆菌感染。临死之前他给同事发出一份电报:“务必来取我分离成功的样本。所有实验室记录都已经整理好。原始素材都在实验室里。我的尸体应做解剖,这是经啮齿类动物感染人类的研究案例。别了。”

英国人巴科特(Arrthur William Bacot)是自学成才的昆虫学家,1922年应埃及政府邀请,到开罗研究当地泛滥的斑疹伤寒,因为那时人们开始怀疑这种疾病由虱子传播。他的研究让医学界知道战壕热和斑疹伤寒虽然都经虱子传播,却是由不同的病原体导致。不幸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他自己也染上斑疹伤寒,五十六岁去世。

2000年乌干达北部古卢的莱克医院内部出现疫情,许多医务人员染病死亡,医生兼院长卢克威亚(Matthew Lukwiya)怀疑那是埃博拉出血热。当时对这种病毒了解很粗浅,他通知所有工作人员采用最严格的预防措施,而他自己却天天守在第一线,查看病人,收集样本做检查,最终不行被埃博拉病毒感染,当年12月5日死亡。

埃博拉病毒之凶猛,卢克威亚的殉职只是个信号。2014年,塞拉利昂出现大面积埃博拉暴发,一组国际研究团队前往调查,当年9月1日,调查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而此时,参与这项研究的学者已经有五位在工作中染病身亡。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各国官民高度紧张,其原因从它的名字就不难推测,因为它跟2002年出现的SARS病毒同样隶属于冠状病毒家族,而SARS的病死率接近10%。2003年2月底,SARS波及河内之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Carlo Urbani)正在当地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代表,负责观察和指导当地儿童寄生虫疾病的防治。论官方职责,他本是寄生虫病专家,但他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正确识别出SARS这种新型疾病的医生。意识到这个疾病的危险性之后,他一直留在传染病房,日夜指导当地医生处理病人,控制疫情。过于频繁地接触病人,让他自己染上SARS,2003年3月29日去世。

本系列第八册是《为有牺牲:黄热病攻坚的生命代价》,为攻克黄热病,研究团队的拉齐尔医生,以及另外七位科学家,都以身殉职。

如今写扉页献辞,未免不合时宜,但我想在这里说一句:容我把这套书,献给所有那些为医学研究献出生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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