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3287：“不应该对孩子多说‘不！’”探微

读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看到其中的一段文字《做父母的不应该对孩子多说：“不！不！”深有感触。

我小时候是个比较胆小且内向的孩子，几乎是不说话的，一说话就脸红。做事，也都是做一些循规蹈矩的事情，比如学习，比如做家务，至于其他也都归之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之类了。

没有尝试过的，除了不愿意去做之外，就是对这些事情有些莫名的恐慌。

一种说“不”是恐吓

记得很小的时候，还是很依恋妈妈的时候，大概是还没有上小学，或者是念小学的一二年级。

晚上，见不到妈妈就开始哭。

小孩子的哭声是很响亮的，可以穿得很远。

记得长辈们就吓唬说：“不要再哭了，哭声将狼招来了就麻烦了！”

我们家就在一座小山包下，与小山包隔着一个河滩。小山包上是密密丛丛的树木，几乎没有人行道。那里面究竟有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记得小学时候，因为小学校就在这个小山包下，邻近校园的一个石堰上站在一个狗一样大小的动物，绝对不是狗的。学校的同学们，在校园里的有十几个，就与这个莫名的动物对视着。

后来，有人说这动物就是狼，也有人说是马虎。

之后，学了心理学，知道恐惧产生的根源就是既陌生又熟悉两大要素的融合。

婴幼儿，即使见了老虎也是不害怕的。因为老虎，对于婴幼儿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恐惧产生的原因，就是一知半解。

我想，那个时候我也是太顽皮，大人劝说了没有用，才用了这恐吓的办法的。

一种说“不”是贫穷

记得小时候，很多同学都有玩具。

即使这种玩具比较拙劣，我也是很少的，甚至是没有。

不用说玩具，就是文具盒或字典这样的东西，也是到初中毕业也是没有过的。

文具盒，都是用医生打针用的纸盒代替。

一个纸盒用坏了，就再等机会弄一个同样的纸盒。

直到念师范时候，我用剩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个文具盒。后来，这个文具盒没有怎么用，只是拿出来看看而已，我心里踏实了很多，也有了自己真正像样的文具盒。

后来，再仔细一想：我没有买过字典。

以至于后来，我到了拿到了中文系本科函授毕业证，也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字典。

当然，身边不乏单位或其他同事的字典，我照样可以不耽误自己看字典。

记得小时候，父母常嘱咐我：“不要跟着其他孩子瞎胡闹，闹腾了不仅肚子饿，而且容易惹祸。”

因为那时候经常不吃饱，用稀饭充饥。所以课下，有一些日子里都是趴在桌子上老实实的

爬树、下河，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干过。

以至于到了师范毕业，我觉得是童年时的一件遗憾事，甚至几次想尝试着学爬树游泳，被人说称为“犯神经”，最终也觉得无趣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回想童年生活。

因为少了一些乐趣，也多了一种更好成长体验——比如参与学习说快板，而且多次参与这方面的演出，为后来的更好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种说“不”是担心

做了父亲或教师，对于孩子或学生要做的事情，也习惯性地说“不”。大多是因为自己没有尝试过，怕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自己不好交代或者承担不起。

下雪了，孩子要到雪地里去玩。家长说不，孩子还是照样去了。因为下雪天的景象深深吸引了孩子。

有一次，天空中出现了日食，孩子们欢呼着，不约而同地朝向窗外的天空看去。要在之前，我一定是怒吼着制止学生。因为尝试过没有用，而且把师生关系搞僵，我也就顺随着学生一起看日食。

课下，我还查阅并分析了关于日食月食的资料，利用课堂时间一起与学生探讨了相关的问题。

以前，课前准备都是我自己弄得。

后来看到学生可以弄，而且锻炼了学习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主动性，于是专门设立了助教——就是课前准备、作业布置检查、维护自习纪律等方面的积极主动参与者。

在此基础上，有同学甚至帮我讲课。

这种讲课，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讲课同学和其他同学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更大热情。

有种说“不”要坚持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孩子或学生的行为，并不能一味不说“不”。

陈鹤琴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只有几岁的一鸣饭前要吃糖，我说“不可以”。因为我没有答应一鸣的要求，他就用了自己的方式嘟哝着与我对抗，我不去管他，径直到别处去了。

我对学生不好的行为习惯，是一开始亮黄牌警告，如果警告无效就扣分，同时给自己扣分，并要求相关的同学帮着把被扣的分挣回来——就是做好事，养成好习惯，得到奖励分。

这种说“不”，没有了行政命令，而是蕴含着一种半游戏的状态，因为师生奖惩捆绑，让学生面对错误不灰心丧气而是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正像是魏书生老师讲的那样——教育教学管理，就是善于将同学们拉到教师立场一边来，共同参与班集体良好学习秩序的培养，共同参与自己自我约束管理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