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父母被打成“走资派”，我们也成了“黑帮的狗崽子”。大多数同学戴上了红小兵、红卫兵袖章，我们这些“黑帮的狗崽子”却没有。

      在学校，我失去了很多小朋友，同学们不愿和我说话。我当时还小，不知道怎么应对，总觉得孤独和自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上课时我默默听课，下课后，我躲在一边偷偷看同学们戏闹，心情沉重，没有欢笑。

      平时，我很少出门，有事上街也是低着头绕路边走。有时碰到认识的孩子，他们喊着父亲的姓名“打倒XXX”，我却无言以对。

      1966年，我考中学，当时县一中从全县招生，共四个班，主要看学习成绩，我被录取了。过了不久，来了通知，让新学生回原校“复课闹革命”，我只好又返回原来的小学。大约一年后，县一中又开始按片招生，共七个班，县城各街道和周围几个公社小学生免试入学，入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但恰恰是这次，我们一个班40多名学生，只有我和一个台湾有亲属的同学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我们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当时我想不明白：同一班也有“黑帮”子女，为什么他们能升入中学，而我不行呢？我硬着头皮到一中招生办询问，老师查了一下告诉我：你们小学根本就没报你们。我茫然，但我清楚：一定是那几个对母亲有意见的老师捣得鬼。我找到小学老师和他们理论，又过了十多天，我接到了一中的《入学通知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着：别人的《入学通知书》是用蓝色钢笔填写，而我们两张迟到的《入学通知书》是用红色钢笔填写的。

      进了一中，开始文化课上的很少，主要还是搞运动。学校派了两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作我们的辅导员，协助老师管理我们。我们班的教室是学校最南边一排，再向南是学校操场，操场南边有单杠、双杠等体育器械。一次下课后，我和几个同学到操场南玩单杠、双杠，上自习的铃声响了，我们往教室跑，但还是迟到几分钟。进教室时一名辅导员站在门前，我还没坐稳，他把我叫出教室谈话，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观察你很长时间了，发现你这个人好逸恶劳、贪生怕死，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你是‘黑帮子女’，应该好好改造自己。”我满头雾水，怎么也想不明白：上自习迟到几分钟和好逸恶劳、贪生怕死有什么关系？一节自习，我都在思考，似乎也明白了：“黑帮”子女就等同于好逸恶劳、贪生怕死的人。从此，在学校我再也不玩单杠、双杠，对体育课没了兴趣，这一习惯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只是“文革”中我经历的两件事，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真地希望时间的岁月能抹平我心中的伤痕。

 “文革”宣传画：红卫兵

“文革”宣传画：打到一切牛鬼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