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的父母被定为“走资派”打倒。

      红卫兵给县里的领导办学习班，当时开会前唱语录歌，红卫兵让父亲唱一个，父亲却唱了《游击队之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贺绿汀已被作为叛徒打倒，父亲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大街上贴出了大字报：“XXX你唱得什么歌？”，这是父亲的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厄运临降到父亲头上。

      父亲于1939年参加八路军，当时只有14岁，曾是晋察冀边区通信员，后随军北上解放张家口，留在当地工作，“文革”前任县长。

      1962年，父亲参加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余人参加，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在会上，曾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的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胡开明给党中央写信，反映群众赞成“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张家口地委书记葛启、行署专员谢峰带头在信中签名，父亲也签了名。但领导点名批评了胡开明：“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

      “文革”中，父亲被打倒，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外，又加了一顶大帽子。正是后一顶帽子，使得父亲是县里“走资派”中最后解放站出来的。

      一次在县城十字街批斗县里的“走资派”，父亲胸前挂着一块大纸牌，上面写着：“打倒XXX”，父亲的姓名倒写着，上面打着红叉，两个红卫兵将父亲的手反拧在背后，并用另外的手压低父亲的头，“造反派”俗称“火箭式”，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押了上来。父亲低头站在临时搭的台上，“造反派”发言批判，不时有人喊口号：“打倒XXX！XXX低头认罪！”当喊到父亲时，一个“造反派”压低了父亲的头，父亲倔强的抬起头，又被“造反派”狠狠地压下。到后来，当喊到父亲时，父亲只得将身体弯成90度，低下了头，在太阳的照射下，父亲头上的汗水滴了下来……

      父亲作为“走资派”被集中起来，一次我给父亲送衣服，看到父亲和县里几个“走资派”，被关在县武装部马号曾经的马圈里，地上铺着麦草，麦草上就是地铺，又潮又臭。“造反派”还给父亲等几个县里的“走资派”重新安排了工作，到县火葬厂烧死人。父亲说：“没什么，过去打仗时，死人见多了。”

      母亲出生在保定涞源县一个小山村，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生活十分贫困。抗日战争时期，17岁的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给党组织送情报，为八路军做军鞋，走上革命的道路。“文革”前是县机关幼儿园园长兼一所小学的校长。“文革”中，几个对母亲有意见的老师，鼓动小学的红小兵们批斗母亲，当时我正在这所学校念书，被逼着参加批斗大会，否则就是“保皇派”。

      批斗母亲的会在一间教室进行，母亲站在一张课桌上，弯腰九十度低头，两手向后上方直升，这叫“坐飞机”，一个红小兵突然将一条树上的毛毛虫放在母亲手心，母亲害怕，大叫一声将毛毛虫扔掉，另一个红小兵又将毛毛虫放到母亲的脖子上，看到母亲害怕的样子，红小兵们哈哈大笑，乱作一团。我用泪眼看着母亲受迫害，又不能解救她，我无地自容，还有深深的愧疚。

      中午，母亲披头散发的回到家中，满脸的疲倦，也不吃饭，说心里麻烦，要出去转转，我悄悄跟在母亲后边，怕发生意外，母亲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走了一圈，又回到家中，一家人坐在一起，相聚无言……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扭曲地时代，在这个时代，扭曲地还有人的心灵。

献给逝世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