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67年春节前几天，“造反派”勒令我们春节前必须从机关家属房搬出去。我们一时找不到房，父亲只得找房产公司一位退休的老经理，老经理很同情我们，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房，他告诉父亲：东街离十字街不远有四间房，两间正房约30平米，但曾发生过凶杀案，男主人将自己的老婆用斧头砍死，然后上吊自杀；两间小东房只有15平米，原来是一个孤寡老人居住，老人出身小业主，“文革”开始有人给他贴了大字报，老人吓坏了，当晚就上了吊。因为是“凶宅”，现在还没人住。这四间房恰好是一个小院，父亲决定搬到这里。

      老经理找了一个工人给我们开门，两间正房里落满了灰尘，墙角挂着蜘蛛网，里屋一盘土炕，木头炕沿周围还有褐色的血迹，工人用铲子把血迹刮去。外屋房顶漏着椽檩，正对窗户一根椽子上还有一个粗铁丝拧的环，这是男主人上吊拴绳子用的，我站在磊起两个凳子上，用钳子将铁环剪下来。两间小东房窗户很小，里外屋的四壁和房顶熏得漆黑，虽然一段时间不住人了，但屋内仍然有一股烟熏火燎的气味。

      春节前，我们顶着风雪用手推车一车一车搬家，大年三十除夕夜，当千家万户点燃的爆竹划破风雪迷漫的夜空时，我们搬进了这个“不吉利”的家。

      搬家不久，“造反派”要到家里搜查，母亲作了最坏的打算，她将500元钱缝在自己的棉袄里，让我穿上，躲出去，并叮嘱我，如果父母被关起来后，要我好好照顾弟妹。我答应了母亲，穿上母亲的棉袄，跑到西门外林场，又冷又饿，整整躲了一天，傍晚，我才回了家。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关在武装部马圈，母亲到“五七”干校劳动，我带着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生活。晚上我们战战兢兢挤在土炕一角睡觉。白天我们自己做饭吃，当时供应的粮食30%是细粮，我们舍不得吃，留着父母回来一快吃，菜也舍不得买，因此经常吃不饱，只好分份吃。我们经常到菜铺拣别人扔下的菜叶，回来做菜。

      一天黑夜，我们睡下不久，听到院里有脚步声，我们不知道进来的是坏人还是小偷，连哭带叫呼救，大概来人听到只有几个孩子，从墙上跳了出去。

      那时我只有15岁，最小的弟弟还不到6岁，家里生活很艰难，出外还要遭人的白眼。有时我实在难过，就独自一人跑到荒郊野外，望着远处的天空叹息。

      “文革”——那个想起来催人泪下的年代。

大年三十除夕夜，当千家万户点燃的爆竹划破风雪迷漫的夜空时，我们搬进了这个“不吉利”的家

 

有时我实在难过，就独自一人跑到荒郊野外，望着远处的天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