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终于公布了“河长”的电话，前天傍晚广州市水务局官方网站公布了35位区级河长的联系方式，羊城晚报记者曾尝试拨打几名“河长”的电话，尽管已经是下班时间，但“河长”的电话依然能打通，不过都是由“河长”指定的秘书或联络员负责接听电话。对方态度都非常好，对于记者反映的河涌问题都一一记录，并承诺转达给河长以及该区相关部门负责处理。也有城中媒体报道“河长”电话难以打通， 说“18个电话12个无人听”。

      不管怎么说吧，公布“河长”电话也算是回应了公众的诉求。广州是在上月20号确定35个区级“河长”的，当时只公布了名单没有公布联系方式，引来一些质疑，认为诚意不足。这次公布了各位“河长”的联系方式，算是释解了公众的疑虑。至于说接听电话的不是“河长”本人，其实在预料之中，试想“河长”们都是区级领导，工作繁忙，不可能时时接听市民来电，一定是委托工作人员代为接听。我认为电话能够打通，而且有专人负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至于那些打不通的要引起重视了，千万别搞得像某些政府电话一样永远也打不通，否则的话就失信于民了。

      确定“河长”、公布“河长”的联系方式，的确显示了广州治理河涌的决心和意愿，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在于这样的“河长制”到底能不能凑效？“河长制”尽管有利于责任到人、任务到人，但每一条河涌的污染背后却无不有着异常复杂的成因，经济的、社会的，甚至还有体制的，靠这种带有鲜明人治色彩的“河长制”，应付得了那样复杂而严峻的局面吗？正如有人以驷马涌为例所说，该涌的“河长”是荔湾区的一位副区长，但事实上该涌全长6.75千米，除了明涌段流经荔湾区外，其余三分之二的暗涌段穿过越秀、白云等地，这让“河长”怎么管？再就是像某环保组织负责人所说，一些污染小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才不会理会这种监管。”还比如中心城区一些河涌污染，主要不是工业污水而是生活污水，有些地方截污管道没做好，偷排的不是某一家而是某一片，这些问题都不是设一个责任人、公布一些电话就能解决的。

      理想的治理手段应该是法治。去年4月国家颁布了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环保法，“长了牙齿”。为配合新环保法的实施，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其中提到“要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据有关人士说，这份国务院的通知与新环保法一脉相承的是，如果发生环境违法案件，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有违法企业，或是渎职的环境部门，甚至还有地方政府。

既然国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就应该严格执法，通过法治手段来治理河涌污染。所以，我认为可以设立“河长制”，但“河长制”的运行还是应该依靠法治，并且在法律的框架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来共同参与，而不是这样老是习惯于指望人治的手段。否则的话只怕到头来还是没什么效果——“一天一个亿”的教训难道殷鉴还远么？

                                                               2015年5月14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