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Uber广州办公室被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认为Uber能很好地满足乘客需求，且环保便利，等等；反对者认为无证经营、不安全，侵犯出租车司机利益，诸如此类。甚至还有人祭起了既得利益集团阻扰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的吓人大旗，看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两天在网上流传一篇文章：“论Uber在北美如何对抗政府禁令 ”，才发现Uber被查被禁并不是广州一地的事；跟着又有了另外一篇文章，说从未有一家公司像Uber这样，“全球揽客，全球树敌，全球封杀，全球疯长。”

      关于Uber被查被禁的定性，我还是以前的观点：这是互联网对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冲击。以Uber为典型代表的互联网新科技，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完全彻底的独立个体，从而撇开一切传统的中介平台——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一个久违的政治概念：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关注个体自由和平等、提倡个体之间的互助关系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碰到政府，冲突当然在所难免。

      这里面的哲理先不去管它，现在我们只关心一个问题：Uber能否一查了之？这其实包含多重问题，第一个就是：Uber查禁得了吗？看国外的情形，政府与民间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社会公众力量实在过于强大，万事好商量、万事不得不商量，一切似乎都在趋向于彼此的妥协一致。而在我们这里，以广州为例，采取的策略似乎是我查禁你的中枢大脑，那些神经末梢自然就偃旗息鼓了。但看媒体的报道，Uber广州办公室被查之后，虽然登录Uber平台的司机明显比以往减少，高峰期上线专车也较少，但也有司机、乘客表示系统运作正常。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知道在技术上查禁总部以后是否就可以彻底禁绝Uber？此外，假如Uber公司不知以一个什么名目注册成功了呢？假如Uber司机和乘客完全否认在运营呢？或者假如大家都像有人号召的那样纷纷去做Uber司机和乘客，那时又该如何应对？

      于是第二个问题跟着来了：如果查禁不了该怎么办？我认为这才是政府必须要认真面对并加以解决的。广州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开发自己的专车服务，但这款取名“如约”的约租车还没面世就已经遭受一些诟病，如约也看似遥遥无期。

      我认为理性的做法还是反躬自省，全面梳理我们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因应社会的发展进步进行修改调整，使之保持开放性，能够接纳一切有利于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新生事物。大胆预测一句：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革命，正如历史上的历次革命一样，堵是肯定行不通的，既然如此，还不如转过身热情地迎接、拥抱它。我们不是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吗？或许这才是最根本的为人民服务呢！

                                                               2015年5月5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