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制定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办法》首次以政府规章形式，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以及接受捐赠后15个工作日内向社会披露信息等等，在国内率先为社会组织管理提供了规范。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现职国家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异地商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中兼职，离退休后确需兼任的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批。

      显然这体现了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趋势，毫无疑问这是大势所趋。现职公务员不得在社会组织兼职还比较好操作，但离退休公务员在社会组织中的兼职就比较复杂了。

      离退休后还有社会组织愿意聘请，显然绝非等闲之辈，一定是有一定身份、影响力的人，大多数都是曾经的领导，否则社会组织干嘛要请你呢？既然社会组织要请，一定是“确需”的。社会组织对这些离退休的领导同志还存在哪些需要？无非就是他的影响力和人脉等等。

《办法》说“离退休后确需兼任的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批”，这“有关规定”是什么东西？似乎语焉不详。我们国家倒是有一部《公务员法》，里面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这里说的主要是企业或“营利性组织”，而社会组织一般是非营利的，看来《公务员法》在这里并不适用。所以这个“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东东？有关部门其实是应该要明确说明的，否则基本就等同于空口白话。至于“严格审批”云云，就更加不靠谱了——被请的人有着这样那样的身份和影响力，又刚刚退下来，谁敢不批准他到社会组织兼职啊？

为了去行政化，不允许现职公务员在社会组织兼职，但对于离退休公务员，却事实上并无任何的硬性规章约束，这个《办法》在这方面留下了太多模糊灰色地带，而恰恰是这一点，很可能会使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大打折扣。倘若这方面的工作做不好，那么社会组织作为“二政府”的现象就难以改观。

其实所谓去行政化，归根结底是要确保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按说社会组织完全是社会成员的一种自组织，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还是一个问题呢？当然是因为我们这里公权力无处不在。就以这部《社会组织管理办法》为例，里面对哪些社会组织可以登记、如何运行等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基本看不出社会自组织的影子，还是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比如允许“一业多会”——难道还可以不允许吗？只要有人愿意，有什么不允许的呢？再比如社会组织的议事规则，也要《办法》来规定指引，难道社会组织自己不可以制订一个议事规则吗？其他的还有很多，给人的感觉我们这里所谓的社会组织简直就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婴儿，什么都需要政府这个家长来规管、指引。如此一来，行政化怎么去得了？行政化去不了，那些所谓的社会组织怎么可能不争相聘请刚退下来的领导呢？

可以肯定，社会组织要良性运转，其独立性是关键。靠什么来确保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当然是法律，尤其是《宪法》，里面早就明文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社会组织就是很多的公民基于某种共同的诉求而组成的社会团体，这原本就是《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有什么理由不让它独立呢？

                                    2013年10月28日《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