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纷扰多时的广州中考新政以政府广纳民意而告一段落。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再次展现了广州的民主氛围和相对发达的公民文化，让人欣喜，我认为在这场持续多日的争拗中没有输家，是一个了不起的双赢。

      但我同时也认为中考新政的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问题推到了三年以后，也就是说，今年即将小升初的孩子和家长们三年以后要面临中考新政的种种问题。只是由于我们差不多已经养成了“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临时性心态，所以大家也懒得费事去探究三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消失。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有识者已经在网上指出来了。

      从种种迹象来看，中考新政尤其是指标到校的实施已经不可避免，广州市教育局也已作了看上去很周密的安排：2016年具体实施；2016年至2018年，指标分配的比例为30％，今后视实施情况和上级文件规定再作调整。其中省、市属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计划面向全市分配，区（县级市）属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计划面向本区（县级市）分配。应该说，这个方案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避免了先前的逻辑硬伤。而且，这其实是一个带有试验性的方案：先实施三年，然后看情况再作调整——如果有需要的话。种种可能性都考虑进去了。

      我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发布实施细则，比如说家长最关心的某所学校的指标数如何确定、指标生又如何确定，等等。只有清楚了这些，现在准备小升初的孩子和家长才好作出相应的努力和安排。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决不能回避。指标到校的目的是企图通过生源的调剂来达到教育的均衡发展，有教育专家早已指出这是以不公平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其效果如何真的不敢妄断。就像很多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教育的不均衡在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在于源头，而不在于末端的生源。人们之所以择校，是因为学校之间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教学水平、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如果实施了指标到校，但学校之间还是存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存在教学质量的高低之别，只怕择校还是在所难免。所以，我以为一方面按照国家和省的统一部署实施包括指标到校在内的种种新政，但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同时消弭学校的种种差别，尤其是教育资源分配上的种种差别，两者齐头并进，差可逐渐实现教育的均衡化，满足孩子们的公平受教育权。

      另外，这次的中考新政似乎并无触及到所谓名校民办的问题。从法理上来说，我认为名校民办并不合适，道理很简单：名校无不依托公共资源，理应公众共享，但民办的结果是少部分人得益。我觉得要么公办，要么民办，不应该继续这样名校民办。如果希望提供更多的优质学位，那就加大投入，扩大名校的办学规模，而不应该让名校承担向社会提供优质学位的责任，更不应该利用名校的资源谋取经济利益。如果一方面实施指标到校，另一方面继续名校民办，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愿意冒险因为30%的指标到校机率而让自己的孩子不去那些名校民办的学校。至于有人说宁可要普通初中学校690分的考生也不要名校初中720分的考生，就更是一厢情愿了。

      广州这次的新政也同时明确明年一律取消高中择校，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公办高中的择校一直以来广受诟病，它其实是变相地出售优质学位，有人甚至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明年一律停止公办高中的择校，算是呼应了社会一直以来的呼声。但现实地看，我们也希望在停止择校的同时加大政府投入，不使学校因此而资源不足影响教育质量。

      总之，这次中考新政虽然历经波折，但总算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最值得称道的是官民之间的互动刚开始的时候虽有一点小曲折，但很快就朝良性的方向发展，最后皆大欢喜。我认为即将三年后实施的指标到校也应该继续这样，政府敞开大门，与公众深入交流、探讨，共同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且我还希望广州其他的公共事务也应该以此为典范，最好是形成固定、明确的体制机制，让官民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从一开始就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如此的话，社会的和谐、进步差可期待。

                                    2013年4月9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