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州真是拆声一片，红专厂说要夷为平地，星坊60已经接到了限期拆迁通知，而最新的消息是，那个号称中国最大的邮筒，寄托了无数人浪漫情怀和美好祝愿的广州北岸码头邮筒，据说也已进入了倒计时。

      这真是叫人百感交集。想当初这个邮筒开放的时候，引起了多大的轰动，让人心里升腾出何等的暖意：寄给北岸大邮筒、寄给广州市长、寄给父母、寄给三十年后的自己和小孩、寄给刘翔和姚明……尤其是寄给三十年后的自己和小孩，哦，原来我们并没有被生活击倒，我们对生活还是有所向往、期盼，我们还保留了一份情怀、情趣，并不是都心如死灰、灰心丧气，这个社会还是有那么多人会笑、会浪漫、会想象。广州原来也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文化沙漠”，广州也并不是那么功利，广州人也懂得来点后现代……那时造成了多大的轰动啊，因为这个邮筒，因为寄给三十年后的自己，感觉我们的这个社会还是可爱的，恨不得向每个陌生人颔首微笑。甚至有外地还推出了“广州珠江夜游、辛亥革命纪念馆、中国最高最大邮筒一天游”，说无论投入里面的信是给父母、给朋友或是给未来的自己，都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结果呢？

      结果包括大邮筒在内的所谓北岸创意文化园居然是个“临时建筑”！当初搞那么热闹、气派，一切都是为了迎接亚运的需要！我不知那些怀着满心向往、甜蜜浪漫、庄严肃穆地往邮筒里投了信的人是个什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那些盈盈浅笑站在一旁看着的官员当时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寄给三十年以后的自己，结果两年功夫，邮筒就没了，这叫那些隆重其事慎重其事的人情何以堪！如果我寄了信，我的第一个念头恐怕是：你还我信来！你赔我精神损失来！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公共政策的问题了，更不是什么文化产业与金融业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历史社会问题：我们身处其间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如此变动不居、出尔反尔，我们的情感如何安顿、安稳？我们如何对未来建立明确、稳定的预期？如果没有，我们如何定义当下的自己？我们的安全感又何在？如果不能建构起稳定的安全感和有尊严的自我认同，当下除了惊恐自保，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承担什么、创造什么？

      这件事昭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价值取向：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具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临时性、策略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凭什么指责那些地沟油、毒奶粉、有毒食品、有毒的水和空气？我们又凭什么要求官员不贪不腐、洁身自好？我们凭什么希求幸福美好的生活？

       好在现在还没到最坏的时刻，据市文广新局陆志强局长说，“金融城一期规划已经定了，这里已经明确不做创意园，如果说一期要正式动工了，这里肯定要服从大局了，大邮筒肯定不存在了。”但大邮筒如何不存在法？陆局长表示有可能拆掉，但不确定，要看具体规划，也有可能换个地方，“目前正在和中标单位沟通如何处理大邮筒的问题。”

       这给了我们一个希望。我强烈呼吁保留这个大邮筒，并且继续像当初宣示的那样永久保留——至少保留三十年！让我们心中刚刚升起的对这个社会、对人性、对我们自己的这份暖意不要被一盆凉水兜头浇灭，否则，除了逃离和对人性的背叛，我们还能怎样继续这人之为人的生命旅程？！

                            2013年4月2日《新快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