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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花朵 凌鹰

(2012-02-24 19:41:18)
标签:

知觉

文学杂志

民间花朵

凌鹰

2011年11月刊

总第八期

文化

分类: 知觉·随心所欲

  民间花朵(三题)

凌鹰

 

 

渔  

这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和乡野的声音。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打渔鼓的老艺人和他横抱在怀里的渔鼓筒,就在一座村庄里。

那应该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一个老艺人和他的儿子来到了我的老家晓塘冲。那时候的晓塘冲还是一个到处都可以看到枣子树和竹林的村庄,枣子刚刚成熟,不管白天黑夜都有许多的画眉鸟在枣树枝头上跳来跳去,一边慢条斯理地啄食着树上鲜红的枣子,一边逍遥自在地欢叫着。这样的村庄,这样的季节,似乎更适合渔鼓这样的民间声音的存在。于是,那个老艺人就带着他的儿子来到了这片枣园。

老艺人姓陈,是个盲人,来到我们村子的时候都七十多岁了。老艺人在台上唱渔鼓的时候,他的儿子就静静地坐在台上的一个角落用二胡为他伴奏。老艺人的嗓音嘶哑而又嘹亮。他一上台,就像一只苍老的画眉鸟飞进了一片枣园,只用几块门板拼起来的“舞台”,便成了他演绎历代皇帝将相、才子佳人的无边空间。

    

直到现在,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渔鼓的悠长律韵是被寂寞擦亮的,这就仿佛寂寞雪野里的一枝雪莲。在缺少生机的雪原上,雪莲的开放就是照亮这片寂寞荒野的炽热火焰。

我的家乡晓塘冲虽然有许多的竹子,许多的枣树,许多的麻雀和画眉,这些生灵足可以让我的村庄婉约而又灵秀。可是,我的村庄却又总是被一种很宽广很深厚的寂寞覆盖着。

这当然是一种精神的寂寞,一种最令人恐怖而又无奈的寂寞。

就是在这种寂寞中,渔鼓的音韵就像深山古刹里的木鱼一样,让我的村庄平添了一种近乎惮一般的清幽余韵,让我村庄里的人从虔诚的聆听中找到了一道精神突围的坚固城门。

其实,在那个姓陈的老艺人来到我的村庄之前的更久远的年月,我的家乡似乎并不寂寞。在离晓塘冲不到两公里的一个村庄,至今还残留着一座老祠堂的破墙残垣,祠堂里还依稀能见到一个古旧残破的戏台。据说,这座祠堂里几乎每个夜晚都是灯火辉煌,戏台上的嘻笑怒骂悲欢离合,曾经让台下围坐的那些穷人和富人都不分贫富地随之欢笑和黯然。戏台上那一盏盏用桐油亮燃的顶笼,辩证而又客观地照彻着戏台上被来自各路戏班的艺人们演绎得惟妙惟俏的戏剧人生,同时也照彻着戏台下已经走进一种虚拟的悲欢中的人们。

当灯笼照耀下的戏台上的祁剧艺人们各显其能时,渔鼓艺人也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走和吟唱。然而,祁剧的悠长吟唱就像群鸟的齐声鸣叫一样,独自孤鸣的渔鼓很快就被这庞大的声势湮没了。

我无法知晓,那些曾经边走边唱一路潇洒的渔鼓艺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他们行吟的歌喉和行走的跫音的。

我更无法知道,我的故乡晓塘冲是什么时候陷入一种无边的寂寞的。

但是,我却牢牢记住了我所见识到的第一个渔鼓艺人,那个姓陈的盲人。他虽然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们村庄里的任何一个人,但是,他却能看清许多我至今未知的事物和这个从来就没有真正寂寞过的世界。

老艺人在我的村庄唱了一个星期之后,相邻的那个至今仍保存着那座残破的祠堂的村庄就把老艺人父子接走了。

当然,邻村的人并没有安排老艺人在那座老祠堂里为他们说唱,因为那座老祠堂早已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了,它只是人们对往昔那一个个灯火辉煌的夜晚的一种怀想和凭吊。

供老艺人打渔鼓的舞台搭在邻村的一个堂屋门口,这是乡村最神圣的的领地。

堂屋前面是一块并不太宽敞的坪地,但它却足够供这个村庄和来自其它村庄的人静坐。

这静坐的人群中,当然也有我。

其实,我这样追逐老艺人的去向,并不是因为我对渔鼓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甚至根本就不喜欢听老艺人在台上又哭又笑或装神弄鬼地演绎那些我不可知的才子佳人戏。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追逐着老艺人,仅仅是因为我喜欢听老艺人敲打渔鼓的声音和他儿子的二胡伴奏。我认为二胡的音调与画眉鸟的低吟浅唱有一种很幽深的文化勾连,它们更容易让我尽可能的怀想那些像阳光一样寂寞而又温馨的往昔。

然而,也不知是哪一年,我村庄里的画眉鸟依然欢跳鸣唱,可我在我的枣园里却再也没有见到姓陈的老艺人,我和我村庄里的人盼来的,只是老艺人的儿子。老艺人的儿子这次还带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少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艺人的孙子。这另外一对父子走进我的村庄之后,我和我村庄里的人当然很快就从老艺人的儿子那酷似老艺人的说唱韵味和老艺人的孙子纯正的二胡调里,感知到了这种寂寞而热烈的民间声音的血脉承传。这就像田野或池塘边的一种野菊花,一朵刚刚凋谢,新的花朵又开始绽放。

有一天,在街上行走,不经意看见一个卖影碟的小摊位上堆了许多的渔鼓光碟。这显然已是差不多被我遗忘了的一种民间植物,它现在居然被移植到了远离村庄的城市,这让我产生了一种犹如见到将油菜、小麦或水稻当作盆景的感觉,一种文化的易土移植!

我毫不犹豫地挑了几盒光碟,就像在花卉市场挑选盆景一样。在这一刻里,我的心里只有一点点赏玩的意味,绝无在乡村追逐老艺人在一个个村庄穿越静坐的感觉。

然后,回到家里,我便将这些光碟草草率率地放了一遍。

当然,我是不可能从这些光碟里找到老艺人父子俩的那种韵味的,我看到的是六七个甚至十多个人同台说唱的阵容。我从中听出了湖南花鼓戏的诙谐散淡,也听出了我的家乡祁阳小调的清越悠扬。

但是,我并没有失望也没有激昂,我居然显得非常平静,平静得就像在大街上突然碰到我村庄里某位曾经常同我一起放牛一起扯猪草的村姑穿着一身时尚的服装站在我的面前一样,我觉得我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时尚的村姑大惊小怪。

 

小  

 

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祁阳小调了,就像很久都不曾听过我的家乡晓塘冲那些画眉鸟的鸣唱一样。

我总觉得得画眉鸟的鸣叫蕴含着一种乡间小调的意味,然后反过来,我觉得飘荡在我家乡晓塘冲的那些祁阳小调,也蕴藏着一种如同画眉鸟的清音一样的婉约与悠扬。

我的家乡晓塘冲基本称得上是座大枣园,因为整个村庄的房前屋后都站着一棵棵枣子树。从枣树刚刚开出米黄色小花的时候开始,就有画眉鸟陆陆续续地飞到这片到处弥漫着枣子花的淡淡清香的村庄里。待到枣子树上结满枣子的时候,画眉鸟就越来越多了,于是,这片枣园便成了一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画眉鸟低吟浅唱的大舞台。

最早,我是通过两种途经接触和了解祁阳小调的。第一种途经是我们村里的宣传队。当然,宣传队演出的节目不可能只有祁阳小调,还有快板、三句半和一些样板戏选段之类千遍一律的节目。那时候还不叫村,叫大队。我们大队那些“演员”排练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趁扯猪草的机会跑到大队去看。我不喜欢看那些快板、三句半,不喜欢看那些样板戏选段,只喜欢看演唱祁阳小调的女“演员”敲碟子。我喜欢看她们左手拿碟子,右手拿筷子,一边唱着像民歌一样的小调,一边用筷子敲打碟子的那副快乐的样子。她们敲着碟子或轮流对唱或几个人合唱小调时,发出的声音又尖又脆,而且还要边唱边舞,时而是“风吹铜铃”,时而是“满姑绣花”,时而是“蟾宫摘桂”,时而是“雪花盖顶“,一只碟子被她们敲舞得花样百出。那情形就像我家乡晓塘冲枣园里那些枣子树上欢快地跳来唱去的画眉鸟。这些姑娘们都是从我们大队精挑细选出来的最漂亮的姑娘,我至今还记得她们的漂亮模样和她们在唱祁阳小调时那三月桃花般的灿烂笑脸。

让我渐渐走进祁阳小调的质朴清音里的第二种途经是那些耍花灯的民间戏班子。无论是五月枣树开花时节还是七月枣子成熟的季节,总会隔三差五地有耍花灯的民间戏班子踏着画眉鸟的清音走进我的故乡枣园。他们一来,我的故乡枣园就仿佛飞进了一群画眉鸟,整个晓塘冲便成了一座音乐的乡村。

从我所能找到的一些资料得知,祁阳小调是由祁阳山歌和花灯调逐渐演绎过来的。比如在同治九年修订的祁阳县旧志里就有如是记载:“上元,城市,自初十日起到十五日,每夜张灯大门,有鱼龙猊,采茶诸戏,金鼓爆竹,喧嗔午夜不禁。”其中的“有鱼龙猊,采茶诸戏”,说的就是用鱼龙猊等道具表演花灯小调节目的情景。

这样的记载便常常让我想起那些花灯班子挑着他们的刀枪棍棒和花花绿绿的戏服,敲着锣鼓举着龙灯来到我的故乡晓塘冲演唱那些土得掉渣的地方戏的温馨时光。

花灯本来是一种地方戏曲,戏文不长,但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用我家乡祁阳县的方言土语来表演的民间戏曲,其唱词和曲调具有浓厚的祁阳山歌和地方小调的韵味。后来的祁阳小调就是从这种花灯的说唱中渐渐演绎、派生出来的一种民间音乐。我至今还依稀记得一些祁阳小调的曲和调,它们曾经一度使我像画眉鸟迷恋红枣一样常常含在嘴里,每天都不停地哼唱着,就像夹杂在画眉鸟中间的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

从这些来到我的家乡晓塘冲演唱花灯和祁阳小调的民间戏班子的表演中,我还发现了他们手里的另一种奇怪的道具。这些戏班子的女演员在演唱祁阳小调时,不仅能手拿碟子和筷子像我家乡当时的宣传队里那些姑娘们那样一边演唱一边敲碟子,而且还用酒盅作为道具。她们左右手里各拿两只能盛进一二两酒的酒盅,一边演唱一边双手碰撞酒盅,而且随着音乐的情感和韵律还能碰出各种舞姿来,什么颤盅、叩盅、竖盅、晃盅、碰盅、翻盅、压盅、磨盅,看得台下的人眼花缭乱,好像她们手里的酒盅不是道具,而是一种专为她们伴奏的独有的精美乐器。

因为没见过我家乡当时那个宣传队的姑娘们在演唱祁阳小调时敲击过这种更独特的道具,于是我在心里便暗暗叫绝,觉得这些花灯班子里的姑娘们演唱的祁阳小调才更令人着迷,觉得这些姑娘们才是真正的画眉鸟。

也正是缘于对画眉鸟这种自然生灵的一种特殊情结,这些年就总是尽可能抽时间回老家晓塘冲看看。然而,昔日的枣园却日渐的稀疏,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棵消瘦的枣树还在倔强而又固执地守望着这座于我遥远而又亲近的村庄,像守望着我的回归……无论是那仅有的几棵枣子树上还是村庄的上空,都很难听到清脆婉约的画眉鸟的歌唱了。曾经像米酒一样令我迷醉的祁阳小调,也像遗落在我昔日的家乡枣园里的画眉鸟的羽毛一样,早就没了踪影。

 

祁  

 

      谈到祁剧不能不说到左宗棠。这就让我不能不想到这样一种情景:在一支奔赴新疆的清军队伍里,一个戏班一直就与这支英勇的军队如影相随。尽管当时每天都峰火连天狼烟敝日,可是却总有一股股戏剧的芳香不断地飘荡在那片征战的土地上,飘荡在摇摇晃晃的清朝的上空。

这支队伍就是由左宗棠率领讨伐、收复新疆的清军。

那个随军前行的戏班就是发源于我的家乡祁阳的祁剧戏班。

我们都知道,清朝正是中国戏剧的鼎盛时期,南来北往的各路戏班飘荡在清朝上空的长腔短调甚至远比那个朝代暴发出来的土枪土炮还要热烈激昂。可左宗棠为什么偏偏就那么喜欢从一个小县城发源的祁剧呢?而且,在带兵征战的黄砂硝烟中还要随军带上一个祁剧戏班!

这让我们不能不想到祁剧的魅力,也不能不想到祁剧的诡秘与神奇。它居然就那样浸染着一个朝代浓烈的血腥,穿越那个朝代密集的峰烟,在一片厮杀与哭喊中飞到了充斥着那个朝代特有的寒冷的天山脚下,然后像一朵雪莲一样盛开在那片陌生的疆土上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新疆是否还能听到祁剧花朵绽放的声音?但是,由祁剧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历史事实,总是让我对那个朝代一名湖湘精英那种笑傲江湖的浪漫无法释怀。试想一下,那个叫左宗棠的湖湘英雄,尽管一路常常要卷入血腥与死亡的战争风暴,可他居然却总能找到那么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在刚刚被硝烟和血水清洗过的某片空间津津有味地看一场祁剧,而且还是那么的忘我与悠闲。

这是一种怎样的自信与从容?

一种何等的浪漫与大气!

在那个奄奄一息的朝代,一曲祁剧的声腔居然喂养了一支军队的精神,撑起了一支军队的士气!

我最早看的祁剧是《嫦娥奔月》,是在我所在的家乡小镇一个简陋的影剧院看的。我记得当时的门票好像是两毛钱。我们是排队入场的,不一会就坐满了人。

这部戏是由我们县祁剧团演出的,我坐下来还不到十分钟,演出就开始了。幕布徐徐开启后,就听到一声巨大的雷鸣,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虽然知道这一声雷鸣来自于离我只有十来米远的舞台,但我并不明白这声巨响是灯光师制造出来的。在这之前,我对于戏剧的了解仅限于在那些乡村放映的电影。因此,那一次能直接坐在剧院里看祁剧,直接听到从舞台上炸响的那一计尖锐的雷鸣,直接看到舞台上空那人为布景的夜空与明月,直接见证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和那个瘦瘦的男演员为我们演绎的那场悲切而又缠绵的天上人间的爱情神话,我就对祁剧有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联想。

现在再想起来,才知道,一个那么简陋的影剧院居然没有一个空位,都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都过于的沉寂和空旷,而祁剧恰好像雪夜的一束月光一样照彻了我们那段清冷的生活。更准确地说,那是一个正值祁剧如同我亲耳聆听到的那一声惊心动魄的巨雷一般响彻在我的家乡和家乡以往的许多城市与村庄的时代。然而,在那个时候,除了新奇,除了因为不堪忍受那份内心的寂寞,我对祁剧其实一无所知。当初听说祁剧中的“目连戏”演员在台上扎钗的时候,用的是真正的钢钗,锐利无比,舞台旁还要摆一副棺材,没有真功夫接不了招的,被活活钗死后就装进棺材里,就觉得这说法很荒唐,很不可思议,就觉得祁剧中不应该有这种充满血腥与死亡的野蛮剧目。直到现在才算明白,“目连戏”中扎钗摆棺材之说虽然是个至今尚无准确定论的传闻,但这部源于佛教典籍、演释目连救母传奇故事的“目连戏”却是祁剧高腔中的开山鼻祖!这是一部很长的连台戏,可以连续唱十天半个月,类似于现在的电视连续剧。剧情中,人与鬼同台,天堂与地狱时空交错、阴阳相杂,荒诞而又诡秘。它是早在明初由戈阳诸种唱腔传入湖南再流传到我的家乡祁阳后,糅合了我家乡的方言土语而形成的一种高腔。

如果继续追寻祁剧的根须与脉络,那还得说到祁剧的昆腔与弹腔。

明代万历年间,当昆山腔像春雨一样洒向中国任何一个有戏剧的空间时,我家乡的祁剧便又吸收了昆腔和昆腔剧目。因此,在祁剧那固有的高亢与激越中,由于昆腔的介入而又平添了一份悠扬与清雅。

祁剧弹腔中的红花绿叶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冒出来的,它先后融入了微调、汉调和秦腔而派生出了弹腔唱腔的南路调和北路调,这也正是现在的祁剧唱腔中能听出黄梅戏的甜润、汉剧的明丽、秦腔的犷悍的文化蔽源,因为它们其实就是湖湘文化和微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相互贯通与融合。

我刚学拉二胡的时候,还拉过祁剧弹腔中的南路调,虽然拉得比公鸡打鸣还要难听,但我却每次都拉得有滋有味,尽管我那时依然并不真正懂得祁剧的精髓,依然分不清祁剧南路中的“戈板”、“安春”、“阴皮”这些奇奇怪怪的诸种腔调。真所谓是无知者无畏!

我们固然无法否定早已从湘楚大地走向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地以及遥远的天山雪国的祁剧的湖湘艺术光芒,但我更觉得祁剧的根还是在乡野。或者说,祁剧浸淫着浓郁的乡野文化元素。

仅以最早的祁剧的俗称叫“祁阳戏”这一点,我们就顺理成章的知道了它的“根”在湖南祁阳。可是,我们不能不认定的另一个事实是,最早的“祁阳戏”的艺人们几乎都来自村野田庄,很少有出自书香门第的书生。所以,那些祁剧班子最早称为“草台班子”,也就是由各个乡村的种田人凑起来的祁剧戏班。农忙的时候,他们辛勤耕作于田间鸟语之中。待到农闲时分,便相约而出,肩挑手提那些简单的道具和戏装,为一种兴致与喜好,更为挣得几枚铜板补贴家用或养家糊口而走村串户。这些艺人中,许多根本只字不识,全靠由人口授将戏文和台词死记硬背下来。那时的祁剧委实就是一株田间地头的野花,开放在那个我们未知的岁月里,孤瘦而又娇媚。

早几年,我的老家祁阳为祁剧诞生五百周年举行了一次祁阳艺术史上盛况空前的庆典,还特意编撰了一部《祁剧志》。翻看《祁剧志》,上面所记载的老一辈祁剧艺人绝大多数曾经都是一介村夫农妇。其中有个名气很大的老艺人的艺名还特别的乡土,叫“李泥巴”。我想,那“泥巴”不仅是这位老艺人的艺术土壤,可能更是整个祁剧的文化养分。

我之所以认定祁剧的村野文化,还有一个事实。

在我们老家农村,很多人喜欢用祁剧祝寿,而且一唱就是三五天甚至半个月。有些大户人家做大寿,还有唱个多月甚至半年祁剧的,这些大户人家有的还专门修了戏台。因此,这就让我的老家乡村的大部分时光都飘荡着祁剧的清辉流韵。即便是隔村隔院隔山隔水,哪怕是相隔三五里远的村庄,只要那边唱祁剧,相邻的村庄就能听到祁剧高腔的“帽形噪鼓”沉闷而又尖锐的轰响,昆腔、弹腔必不可少的大鼓、大锣、大钹和唢呐、笛子的喧哗。

就这样从明初唱到清朝唱到民国又唱到离我们犹远犹近的昨天。

而且,只要有人请祁剧“班子”来唱祁剧,就会有很多的女人将她们娘家父母接过来看戏,也有接其他平时走得很亲密的亲朋好友的。他们的那份情意也因了祁剧这枝民间花朵芳香的浸染和润泽而从此更加浓烈淳厚。

可城里人就不会这样做。

城里人怕祁剧的泥土弄脏了他们布满矫情的脸面和虚荣。这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文化隔膜。

我有一位表姐就是唱祁剧的,而且在我们老家那些祁剧“草台班子”中还很有名气和人缘,于是就经常有这里那里的戏班请她去演戏,去唱主角。每次在台下看祁剧,看到表姐出场,就特别的激动和自豪。

表姐现在已经老了,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登台唱戏了,她现在就跟着她的儿子住在我们那个县城里。我不知道她的心里是否依然还惦着她的祁剧?这个大半辈子都在跟着一个又一个祁剧草台班子奔波漂泊的女人,也许这个时候才真正颖悟到,她原来所饰演的任何一个粉艳娇贵的千金名媛抑或任何一个苦难深重的贫女弃妇,都不过只是借助远远近近的历史与岁月的一种人生虚拟而已。只有眼下走下舞台后的晚年人生,才是那么的真实而具体。这似乎也是许多老祁剧艺人的一种状态。

表姐似乎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只是偶尔的时候,她也会唱一段祁剧,似乎是对已然陌生的祁剧的一点一点的重温,又似乎是对渐行渐远的祁剧的一种徒劳的挽留。

唱了大半辈子祁剧的表姐,在她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她居然没有请一个祁剧“草台班子”来为自己祝寿,而是由他的儿子在我们县的电视台点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这其实已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实,因为那种用祁剧“祝寿”的乡村场景早已成为我记忆中的一堆碎片。

现在,那些曾经殷勤地行走在乡村的“草台班子”,甚至包括一个个专业剧团,几乎都纷纷踏上了它们的流亡之旅。它们就像乡村里那些被抛荒的稻田一样荒草萋萋,守望着昔日的满田稻香和今日的孤寂。

人们为什么要像厌弃村庄和农田一样厌弃祁剧呢?

人们又为什么不可以像厌弃村庄和农田一样厌弃祁剧呢?

这显然是个有关祁剧宿命的哲学追问。

在这个传统文化普遍让位于流行与时尚的非常时期,任何人也无权用指斥与忧怨来介定一种文化与时尚的去留或存之。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还会想到左宗棠?想到那个终身酷爱祁剧的湖湘子弟?如果想到了,我们不妨向他打听一下,天山脚下还有祁剧吗?

 

                         载于《知觉》2011年11月刊 总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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