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民俗和民间文化，但是我出生在陕北农村，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在那里度过了苦焦但不乏乐趣的青葱年代。现在又在杨凌从事农业历史研究，中国传统的民俗与民间文化，构成了我生活与学业的底色。中国的农业历史研究，过去长期侧重于农业历史文献整理、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等传统领域的研究。近来因主持中华农业文明通史项目研究之缘故，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思想文化的研究颇为关注。这或是摆脱物化深入，从形而上探究中国特色农业文明与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杨凌是中国农业圣地又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科技创新城市，这样的定位是我们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我们尊重每个学者的个性选择与表达，但是对不同时代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了解、认识与研究，可能是我们应合力探索的路径之一。舍此而从众，我们很可能在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曾藉不同的机会与场合表达过对中国传统民俗与民间文化的零散见解与看法，今稍作条理芹献大家。



一  民俗民间文化的历史变迁



    民俗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这样的定义，显著地表达了民俗文化的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社会群体性）和精神仪式性。俗者习也，民俗是慢慢积淀养成的。纵观人类历史，采集渔猎时代漂徙不定、文化蒙昧，不可能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而工业时代的快节奏与商业化，也不利于民俗文化的养成。《孟子·滕文公上》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能完全契合民俗学诸要素的或只有传统农业时代。邹德秀教授曾说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农业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一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在各个领域。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能处处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影响。



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在，乡土的民俗民间文化恐怕永远是涉农文学、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选题之一。截至目前，我们在中国文学界还看不到一部纯而又纯的非乡土文学作品，西方可能有，那是人家的工业与城市化进程比我们要早一些。京、津、沪诸大都市和江南某些先行市镇，开始涌现出一些市民文学作家，他（她）们或对琐碎、精细的市井生活有着精到的记录与描述，甚或倾注表达了他（她）们的赞赏与讽讥，但尚不足以反映或体现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的大格局与大视野。



    我们如果把中国的民俗民间文化放在一定的历史空间里认识的话，它应该是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一是对传统农村的记录与描述，我们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的文史作品大多是对传统农村社会、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记录与描述。近现代早期的“山药蛋派”作家，可能就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笔下写的是那些土生土长的环境以及熟悉的物事。这样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价值显得越来越重要。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下，对现代化的的憧憬与城乡反差的比照。他们着意于反映农村的贫穷落后与破败、农民的保守愚昧与狡狭等。近代化的推进带来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这时候也有一些涉农题材，但是市民的生活与工业的生产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即便有一些涉农题材，也更多地反映的是人们向往城里的美好生活，若是讲及愚昧、落后的时候，肯定写的是农民，肯定写的是农村。三是对乡村及其乡村文化逐渐消失的怀念惋惜与保护性呼吁。冯骥才等一批作家现在做的或正是这样的事情，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具有浓郁的儒家乡贤文化追忆情结。但我们向着现代化往前走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发现我们追求的目标与现实的感受并不完全一样，现代化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我们想要的、美好的东西，人们开始怀念或是回忆旧时那些好的东西。四是对理想乡土世界的寻觅与追求，这或是乡土民俗民间文化的最高层次，我姑且把它名之为“新乡土文化”。古代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社会，现代是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目前形成、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是鸿沟、是隔膜。但是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在社会进化的高级阶段，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与差异或将逐渐抹平与消失。理想的居住与生活环境应该是兼采城乡文明之优长的综合选择。就目前而言，是更多的现代、城市与科技要素加入到农业发展、农民致富与农村建设之中。尤其是随着现代化脚步的加快，我们的精神家园出现了空虚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极力想离开的那个地方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差，而是有温情的地方。农村的田园风光、清新的空气、绿色的食品，甚至出入相助、邻里相扶持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都在逐渐成为稀缺性资源。目前在中国城乡间活跃着这样一个特殊的“两栖人”群体，他（她）们出生于农村、接受的现代学习与教育、游走于城乡之间，打通了传统与现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联结关系，是当代新民俗与民间文化的体现与引领者。我们用一句话来讲，他（她）们可能是当代新民俗文化的升级版，并由此进入涉农民俗的第四个阶段。

二  民俗民间文化的产业底色

    我基于农牧业历史的研究，对当代陕西作家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做过一些分析。现在陕西文学的三个板块、三个方面军，可以从农业历史文化方面予以深层次的解说。我们陕北的作家群及其作品彰显出一种遒劲的农牧气质；关中的作家群及其作品体现了厚重的农耕底蕴；而陕南的作家及其作品则透露出俊逸的巴楚风情。陕北这个地方是农牧碰撞融汇之地，是很容易产生英雄情结的地方，路遥、高建群的文学作品里我也讲是有一种英雄情结的；在关中，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使得三秦大土地充满了历史与文化，有人认为从陈忠实先生《白鹿原》中可以破译农耕文明的民族密码；到了陕南，受青山绿水、稻渔文化之熏陶，贾平凹、方英文等一批“鬼才”诙谐幽默，行云流水，把语言的功夫用到了极致。有趣的是出生于荒僻陕北的路遥，在他的作品里，始终追求的是对走向城市的向往;走出大山的贾平凹，很长时间融不到城里人的圈子，更多地是对灯红酒绿的眩惑与对废都颓人的讥讽；而生活在长安城边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则更多地反映的是对传统的依恋与对未来的迷惘。

    陕西的文化三个板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的农业类型孕育的结果。它们打下了陕西文化与文学的原生底色，也影响和造就了陕西文化（学）的三个方面军，甚至对不同作家为文风格与特色之养成具有某种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虽然得到了快速推进，但是农业的三大功能截止目前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农业仍然承担着保证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功能，仍然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产业。中国农业的首要功能是满足国计民生需要，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土地资源的有限供给，中国保持适量的农地空间与农民数额仍是十分必要的。二是发挥生态屏障和提供生态产品的功能。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农业不仅承担着为国家生产粮食的任务，还承担着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使命。三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我们的诸多思想、文化与学说孕育于这一母体，萌生于这片沃土。农业的这三大功能，既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也是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和文化的家园。



    有人说过，现代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这就叫血脉、这就叫底色，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大国，正是这种民俗文化，在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人文性格，我们要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因、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这可能就是传统农业民俗文化的生命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