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是个人感情比较脆弱的几天。5月22日袁隆平、吴孟超两位院士先后辞世，大家都在微信圈纪念他们。我也为袁老写了两句话：“在天或化布谷鸟，啼血犹唤重农桑”，一时间悲情不能自已。双星陨落，举国同悲，天地动容，百姓十里长街相送，是这几年难得一见的场景。吴院士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袁院士是杂交水稻之父，是人类医、食的功臣。人民对他们的不舍与追思，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自身生命与生存安全的关注。

在现代化的工业时代，农业成了弱质产业，甚至由此影响到人们对农林学科的认识与看法。即便是某些涉农985、211、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招生录取、师资招聘方面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有时甚至比不过某些省属或二本院校。长期以来，农业这样一个产业，给人一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恐惧。现代人类较多地看到的是农业的低效与艰苦，而忽略了农业（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产业地位。芸芸众生，谁能不吃饭呢？只要有人类，就离不开农业。尤其是在现代非农化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农业出风险的可能性越大。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自己种粮，养活自己。农产品首先满足的是农民自身的消费功能，剩余的才进入市场流通，供给城市。半商业化的农业，使得城市的粮食供应常视丰歉而有余或不足。就此而言，所谓的粮食安全，与城里人的生活相关度最为密切。

去年春节前后新冠爆发，举国致力于疫情的防控。正月初五初六从西安往回走时，我给区领导发过一个短信，提醒他们要关注粮油菜果等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我预感到如果没有相对充裕的储备，由封城所带来的粮油菜果恐慌可能比新冠还要厉害。可以封城，但不能封路，尤其是绿色通道不能断。深圳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设农业局的城市，但是他们两次邀请我去做有关农业与农业历史的报告。我给他们讲农业历史，会有人听吗？深圳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5.7万平方公里，约7200万人，有人预估十余年内会达到1.2-1.5亿人。去年疫情初期曾短暂出现的买粮买菜难惊醒了深圳的领导和市民，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如果突然粮食供应短缺，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在常态情况下，我们一般不会感受到有什么问题；一旦出现非常情形，这类问题在城市化、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表现就越为突出。在这样的情形下，悼念袁隆平、追念赵洪璋、纪念李立科，我觉得正当其时。他们是呼唤粮食安全的吹哨人，确保粮食安全的践行者。

我们的一日三餐，犹如阳光空气和水，虽须臾不可或缺，但矢志为稻粱谋者，又会被视为没出息。现在种粮食，效益怎么样？就是有效益，谁又会愿意去种？咱们西农的赵洪璋院士、原农科院的李立科先生和袁隆平院士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农业科技工作者。他们虽然生活在城里、是大学教授，但是他们的教学科研与推广工作又多与三农有涉。农事活动的经营主体固然是农民，但是这批人的科技贡献与经营理念引领着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方向。赵先生去世的时候是院士，但不是博导。为啥呢？因为他没有在高水平的刊物上面发过论文，一辈子就是一个薄薄的关于小麦育种的册子。袁先生当选院士的时候，也不是凭借论文的。但是他们确实是有水平的、有贡献的人，解决了农业中的大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普通老百姓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今天我们举行电影《旱塬情》剧本研讨会，纪念李立科先生。请容我说几句实情话，李先生的农业科技推广贡献某种程度上不在赵、袁之下。赵先生、袁先生在麦、稻育种方面的贡献很大，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实验室、实验田里的工作，平时还吃住在家里。李先生的这个事儿，是另外一种类型，他要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试验田育出来的品种，推介给普罗大众。这样一件事，科技含量可能没有袁先生、赵先生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是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的必须环节。具体到他这个人来说，受到的磨难更多，遇到的不可把握的事儿更多。医学领域现在有全科医生的说法，他们往往是一批具有独特的态度、综合的技能、拿手的本领的人。农业科技推广的这些人，实际上类似于全科医生，反倒能力更强，农民遇到什么问题，就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长期实践，解决了一系列疑难杂症以后总结出来的。所以这类人才的出现，是一种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一种多学科、多种能力聚集的化身，这种人实际上是很难培养的。李先生能当到农科院副院长，实际上说明人家的业务能力、行政能力、群众基础，都不会差。这种人，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界越来越少了，它给农业带来的问题与风险也是很严重的！这或正是我们今天纪念李立科的意义之所在。

我们纪念李立科，要把农业应用型人才的成长路径讲清楚。李先生没读大学，他的“以磷促根，以根调水”以及秸杆覆盖技术，从理论与学术方面讲并无若干高深之处，但是就是这些解决了合阳旱塬农业生产的大问题。有一位长期从事农业行政管理的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农业生产领域，适用比先进更管用”。我认为，李先生不能拿一般意义的农业科学家去理解、去衡量。农业需要高科技，是就宏观决策与某些关键性环节而言的。农业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用先进技术与手段，对农民而言是不划算的。如果我们把各种现代化的东西都用上，关中农民小麦收获后算账肯定是赔着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同志讲过一句话，“农业大学办在城里是活见鬼，统统搬到农村去”，当时做的虽然有些过火，但强调农业适用或实用技术应用的大判断并不离谱。现在中国涉农高校发表的高水平的论文越来越多，但是勿庸讳言的是服务三农的功能有弱化的趋势。西农目前还是全国农业院校里边比较接地气的，但是如果还按目前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去做，迟早也会“见鬼”的。

你们写的剧本我看了，生活化表达没有错。但是生活化表达里边，一定要李先生的科技贡献梳理清楚。剧本里把田间用（浇）水与民间生活用水（打井）作为一对矛盾去写，本意是好的，但与实际不符。在合阳这样的旱塬地区，把打井这样事关民生的惠民工程停下来，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实际上，李先生是立足于雨养农业，通过“以磷促根，以根调水”以及秸杆覆盖技术，用较低的投资与成本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大问题，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剧中的砂石覆盖技术，实际上是甘肃的东西，一亩地要用石子覆盖，代价成本太高。甘肃有一句话，累死爷爷，富死孙子。秸秆覆盖和砂石覆盖或有相似之处，但是它的（覆盖）保墒（翻耕）肥田功用，则明显超越砂石覆盖。把这些东西写进去，才是李先生于细微处见高明的地方。

李先生去合阳时，正值联产承包的高潮期，农民愿意种地而且积极性很高。至于农民外出打工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那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为了突出典型，我意仍以李先生着力解决的仍是粮食增产与丰收问题为主，不必过份枝蔓，这样也更接近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