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二

第七章“生产队放电影”，还是要在此赘述一下。因为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我的童年，放电影，确是大人和小孩最高级、最快乐的精神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村人的生活不免显得单调了些。他们的心中装着的，不是户外的田地，就是家内猪崽之类。如果说他们还有点精神生活，那就是还有一些人在听广播、听小说，甚至他们偶尔会上街凑热闹。有时候运气好，生产队来了个说大鼓书的，给他们讲着《杨家将》、《岳飞传》或者《桐北英雄》的故事。除此而外，大家兴奋点最高的，辐射性最广的，那就是看电影。一个队，或者是几个队人，从方圆几十里路赶来，一同聚集在生产队大场基上。那个场面，可谓人头攒动啊！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云集于此了，这还不热闹？

放电影的大喇叭，早早地唱起《洪湖赤卫队》韩英在敌人闹房里唱的“娘啊，娘啊……”的曲子，附近男女老少的心被唱得沸沸扬扬了。他们先是陆陆续续地地走进生产队大场基，再就是围着电影放映机发出一阵阵喧哗。他们也有自带板凳的，更多的是空着手大摇大摆的。姑娘们小伙子们，更是少不了的。他们几个人扎成一堆，高谈阔论而又口若悬河地轮番说笑。反正吹牛不犯死罪的。到了电影开场时，场基上是鸦雀无声。观众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不放过屏幕里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画面。小孩子，一般坐在屏幕最前面，大人都很自觉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他们。那些后来的，看不到屏幕了，只好站上板凳来翘首以待。也有小孩子，优哉游哉地骑在大人肩膀上，那种幸福与自在，平常是很难见到的。

电影场地，有种特殊的秩序感；人多人杂却不零乱。也是奇怪，这些观众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人来给他们指挥或者加以维护。大家自发地谦让着，客套着，好让每个观众都有着自己最好的看位。

电影散场时，大家也不是一哄而散的，大人们照顾到老人和小孩，让他们先起先走。等外围的人散去了，里面的人才开始松动。这些人不急不慢，他们更多地在议论着电影中的情节和画面。电影中动人情景，让一个个庄稼人身体的疲惫荡然无存了。没想到的是，他们叽叽喳喳地，又开始打听着下一场电影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映。可想而知，他们一个个对电影兴致正浓而又犹未意尽，早早地计划着下一场的心灵放逐了。

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分别写了我的亲人：姐姐、父亲、四叔。我为什么要先写姐姐呢？我的理由是，姐姐就是我们家几个弟妹的影子。大姐、二姐比我们大十多岁。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她们完全可以做我们的生活导师了。三姐比我大两岁，我与她就有着更多的相处时间，小摩擦也不少，记忆也就更加清晰。在这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里，父母把我们养活成人确实不容易，父母还让我们男娃们都有学上、有书读。六个子女中（应当是八个，先前两个哥哥在“大跃进”时代不幸夭折了），三个女娃，三个男娃。我是男娃中的老二，家里排行老五。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自是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大姐二姐没有上学，很早很小就为父母分担起家庭重担子。她们既是生产队里的劳动能手，又是家务劳动中最为得力的好帮手。

姐姐在生产队里插秧的情景很是给力，都被拍成电影中的新闻纪录片了。因为她们俩和队里几个姑娘，成为生产队劳动能手，插秧速度快，秧行笔直，十分养眼。我童年的记忆中，大姐二姐俩睡在在家里后院的茅草屋里。平时屋里都是空的，她们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待在家里。洗衣、做饭、打猪草、做队里农活儿，一样都不落下的。我想，是因为有了两个姐姐的勤劳、贤惠，所以才有我们后来的几个弟妹读书上学的机会。大家知道，那个时代，连五毛钱的学费都缴不起的，何况还有平时的笔墨纸张消费呢。一些孩子因为家务事或者是队里劳动而辍学。这让做父母的也没有办法，家里子女多，负担重，难以让每个孩子都能如愿上学。有的孩子上着上着就辍学了。我的三姐上到三年级就停学了。她说，自己当初入学就迟，岁数又大，个子却不矮，跑着跑着觉得难以见人，到学校到班级不好意思了。加上家里缺少人手做家务，于是她就此小学“毕业”了。

大姐出阁的时候，我才懂点事。我不忍心看那热热闹闹的迎亲场面，突然觉得人生避免不了生死离别。因为在家的姐姐，给了我们这些弟弟太多的照顾，宛如母亲一样呵护着我们。她们怕弟弟不懂事，在家里常指导我们哪些东西不能碰，那些东西不能玩。我们很小时候，对“水、火、刀”的畏惧，更多地来自姐姐的说教。姐姐让我们出门要同父母打招呼，上学了就不能迟到早退要做个听老师话的好孩子。在村庄要是有哪个小伙伴欺负我们兄妹，她们就会为我们挺身而出或是据理力争的。我们因为有着家里“大姐大”而感到有底气有胆气。那时因为庄子里孩子多，玩着玩着，就容易形成“帮派”，很容易被人挨骂挨揍。

当大姐那天出阁时，家里的三间小屋子，一下子扎了那么多亲戚朋友。院子后面的茅草屋，也是挤满了人。几间屋子充斥着喧嚣。我看到了红稻箩、红扁担、红水瓶、红喜蛋、红喜糖、红花生以及姐姐头上的红盖头。我一下子来了情绪，鼻子一酸，几乎要落泪。大姐出嫁，为什么那么多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呢？姐姐在家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出嫁呢？这是我那个年龄弄不明白的事情。相邻们亲戚们围桌在一张张大桌前，他们肆意地说笑，大块地吃肉，大杯地喝酒。当母亲拉着姐姐的手一心一意地哭嫁时，我实在憋不住自己的情感，哽咽着跑到屋子外面的草堆边。我怕被别人瞧见。我怔怔地看着家里来往穿梭的宾客，觉得家里被人掏空一般地难受。大人、小孩子，我都感到陌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深深地袭击了我。这可能是后来我一直不喜欢热热闹闹场面的一个原因了。

想姐姐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暑假。因为有了大块时间可以挥霍了。有了自由时间，我就会徒步走上二十多里路。来到大山脚下的姐姐家。说是到姐姐家避暑，那是假话，即便姐姐家确实比畈地凉爽些。我喜欢住在姐姐家，是因为去了她家，我就是成了一个新客一位贵人了。大姐、大姐夫“二舅长二舅短”地叫着，听上去怪悦耳舒心的。我在大姐家找到了自己的优越感、存在感；而不是天天在家里都要做那喂猪放鹅的家务。姐姐对娘家来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十二分地殷勤和客气。有个堂哥农闲时，拿着拨浪鼓走村收鹅毛时，无意中走到大山洼姐姐家，姐姐格外眼明耳顺，小跑过去迎接他，“大余哥哥！大余哥哥！”喊得糖水甜，她非要留下堂哥霍同余吃饭吃酒，宰了一只鸡仔还不行，还让姐夫特此上舒茶街去称猪肉打烧酒。堂哥酒足饭饱后，姐姐还送给自家筛得山芋粉让堂哥带回家尝尝。姐姐好客，山里人好客，姐姐成了山里人。用我们这儿土话说：“家里的盐罐油罐都浪尽了，也得想千方设百计为娘家来人吃好喝好啊！”“娘家就是来条狗，也有好待承啊！”大姐就是这样的人。母亲说，姐姐在山里呆久了，成了山里人。山里人客气惯了的。

每年暑假去大姐家，我都得以盛情款待。山里杂粮多，不是玉米，就是山芋，还有蚕豆、花生和一些不知名的野果子等；这些好吃东西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外畈地的孩子。吃，是那个时代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奢侈的一件事。有了好吃的，我们童年就很精彩。不仅仅如此，我在大姐家被他们“二舅来二舅去”地呼唤着，我听起来特别带劲特别入耳。我的外甥比我小十岁，我在姐姐的眼中，也就是个大孩子。我这个二舅同姐姐、姐夫、外甥共睡在一张大架子床上，而我并不觉得尴尬、不自在。我对姐姐家那张架子床印象很深，那么大那么宽敞，还有个洁白的蚊帐四四方方地给罩着。从床边大板，到床头柜，到架子床，都是雕花红木的。脚蹬床头踏板，手摸床头柜，上了架子床，都让人肃然起敬的。

大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每年暑假到她家，我都得到丰厚地款待，让我这个“二舅”拥有长辈才有的威严和自在。我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起床的人，姐姐把早饭做好，找来新毛巾，新牙刷和一个洁净的杯子，放在我的面前。等我洗刷完毕，大家才开始吃早饭。这是我在家里从没有过的待遇，我喜欢，但确实不好意思。姐姐看出我的心思，说：“不碍事，孩子们叫您二舅，应该的应该的！”。

大姐有个特性，喜欢娘家来人，就怕来客讲走。我读初中时，每年暑假都到大姐家去。我感觉每天都是新的。我喜欢看山，看溪流，看怪石，看奇松；姐姐家那里都有。我一个人常常爬到山上，看那长得正旺的玉米叶，看那郁郁葱葱的山芋藤子，更喜欢看那一棵棵枣树和一棵棵梨树。我觉得山里世界无限精彩，应有尽有。我常常驻足山泉边，把双手双脚都浸在泉水里，我尽情地享受着特有的清爽和自在。要是渴了，顺手就能捧到泉水；要是饿了，也能找到野果子，或者到地里扒根山芋打打嘴儿。这份悠闲和自在，特别让我好享用。只是时间过得飞快，暑假临近尾期，我不得不与姐姐告别。姐姐知道我要走，就在自家箱子里翻来覆去，找到一个塑料袋子，小心翼翼地翻出纸票子，会递给我贰角或者五角钱。她说这票子是给我买糖或者买书的。最不忍心的是，每次大姐为我送行。她会一路走一路叮嘱，送过山洼，送过大榆树，还送过石桥，一直送到安合路。她说：“现在上大路了好走，要注意走右边，注意车辆！”我连声说好好好，让她回去，送得太远了，可她还是站在那儿……

父亲和四叔来往较多。四叔家在霍庄东头的河边，父亲看守的竹林也在东头，父亲每次去竹园，都要经过四叔家门口。这也是父亲同四叔常常见面的一个原因。四叔是卫东大队会计，是个读书人，有着斯文的外表，说话轻声细语的。小时候我们喜欢往村子东头跑，有一个原因是，四叔家有很多报刊，每天都有一个送信的邮差骑着自行车到四叔家。我们很是羡慕四叔，觉得四叔很了不起，那时候，普通人家根本没有什么报纸，更不用说什么杂志和刊物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以及《东海民兵》《半月谈》等报名、刊名，都是从四叔家知道的。四叔家的土墙上糊了报纸，偶尔还有一两幅彩色图画立于墙体，我们都不禁感叹，四叔家真漂亮啊！回到自家，看到自家堂屋里有着几张年画，其他墙壁上都是灰土，身子贴上去，就是灰尘。于是我们就想到四叔家，那报纸墙多好啊，总是让人觉得干净、亮堂。

到四叔家来的人也是比较多，除了来看报的人，还有来取信件的人。父亲常常无事时，喜欢到四叔家坐坐。父亲不识字，没有上过私塾门，他不能看报，但他不放过四叔家这个“信息站”。他知道，到了四叔家，会听到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有的是四叔告诉父亲的，有的是来取信的人告诉父亲的。父亲是党员，还是党小组长。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见过父亲有一个小的笔记本，包裹的很严实。父亲只会写着自己的名字，还可以写着简单的数字。那可能是记录党小组成员党费什么的。可见父亲那时候，还是自学了一些文字和数字。这是难能可贵的，父亲的党员身份以及做事积极认真品行对我们都有着深深地影响。集子第十一章《我的父亲》和第十二章《我的四叔》中，都有着零零星星地回忆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