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旧书里的“门道”

王传言

我有淘书的爱好，每到一个新地方必然打听该地的旧书摊在何处，然后兴冲冲赶去“扫荡”。每次必有新鲜的斩获，那次在苏州山塘街上的琴川书店内淘得两本民国时期的书籍，颇为得意，而细细翻看才觉得民国的书籍无论从装帧还是内容上都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有其自己的“门道”。

两本书一本是《楚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中华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一本是《唐诗三百首》，由广益书局出版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从书的装帧上看都简介明快且与书之内容相当吻合。《楚辞》的装帧略显得古朴，大概为突出其战国时期文化的特色而设计而成。其是学生国学丛书的一册。而有幸的是书的正面有椭圆形的印章，上曰“青岛市市立女子中学校莱阳路二十六号”。如今，“青岛市立女子中学校”已经不存在了，但这本书是经过如何波折流落到苏州的旧书摊上的呢？或者有人带来或者战乱流入都已经说不清楚。

民国时期尚处于新文化与旧文化的交替存在时期，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存，简体字与繁体字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时期里，在传播学的领域内，繁体字仍处于相当的优势地位。所以，民国前期如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书籍大多采用繁体字排版，并且将文字的顺序使用竖排的版式，书的阅读顺序要从左边开始翻阅。所有这些习惯无不是沿袭着旧文化的路数。但在书籍的编排上已经出现了新式标点符号的标注，须知新式标点符号的运用乃开始于1920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鼎力支持和推广的结果。在《唐诗三百首》中就明确写着“新式标点符号版本”的字眼，那么，一定还有“旧式标点符号版本”与之相对应。

在1926年版本的《楚辞》的最后一页标注的书籍出版信息上，赫然出现的是中英文对照版本。而到了1938年版本的《唐诗三百首》的时候就仅仅是中文的版本。这其中的解释应该怎样呢？按照中国历史的进程，1926年仍处于军阀割据时代，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而东北的张学良政权也没有易帜。中国处于一种混乱的文化状态之中，于是，表现在书籍上必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态势，那就是存在中英文的版本。而到了1938年代的时候，全面的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国民政府已经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在文字上必然表现为中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作为出版业的体系内。

《楚辞》的选注者是沈雁冰，编辑主干是朱经农和王云五。这三位都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能为这样的国文丛书选注可见当时对于国学文化的重视之盛。《唐诗三百首》的校对者是朱太忙，不知何许人也。而两本书籍的出版地点都是上海市，《楚辞》的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是上海宝山路，《唐诗三百首》的出版单位是上海河南路。如今，宝山路和河南路犹在但这两家出版社却一个更换了地址，一个不复存在。

对于这两本偶然得来的民国旧书籍，我一直是若珍宝。时不时看上几眼，将它们放置在床头，下班之后睡觉之前翻阅上几页，似乎也能吸收一些古人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