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底，我们来自东北考区的新生，共二十余人，乘坐哈尔滨—上海的直快列车，经过36个小时拥挤、燥热、困乏及一路伴随始终的扑鼻的汗臭，终于到达我们就学的城市—上海。

出了站台，一进入到上海西客站的广场，我们就被包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近处，不时有东张西望的旅客寻找路径；远处，不时有呼儿唤母的路人匆匆而过。而我们这些当年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新生，则紧紧地聚拢在一块狭小的区域，紧张而认真地看护着各自的行李（包括被褥、床单、肥皂盒、毛巾、一两条内裤、二三件洗换衣服、三四个苹果、四五个在火车上未来得及吃完的煮鸡蛋）。

几个年纪较大的同学开始研究学校的地址，面对火车站林立的公交站牌，怎样也没找到“汾阳路”的字样，而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同学，则露出一脸茫然而无助的表情，过惯了一琴一谱生活的我们，十足感到了大千世界带给我们的不便。

不远的地方，一小队排队的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一打探，原来是等候出租车的。那时上海的出租车，全部是上海牌卧车，一想到从家里带的那点钱，还缝在内裤的里侧，我们便决然地拒绝了出租车的诱惑！

我试探着往远处走走看看，很巧碰到几辆三轮车，车夫正在抽着烟，山南海北地聊着。我试着问他们：到汾阳路多少钱？回答：两人一辆车，两快！我迅即用我当时年轻而反应迅捷的头脑一算：我靠！平均每人才一元，太适合我们的消费啦，坐！

一行九辆三轮车组成的车队，迅速在上海西客站形成，我们也各自放好行李后，畅然地坐在车上，看看头尾的同学确认无误后，车队悄然起行。

我坐在车队的第一辆，和我同坐的是声乐系的何爱秋，那时年轻的何爱秋，绝对是个沉鱼落雁的美女，虽经过两夜一天的长途旅行，竟然还是那么出水芙蓉般的靓丽。遗憾的是，因何爱秋年龄比我大，所以我的肾上腺素一直平静。

行至苏州桥，上坡的路，车夫实在蹬不上去，我们男同学都跳下车帮助推车。渐渐的，我们车队进入到市中心，路上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惊叹这连绵几十米的车队如何出现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街道，车上又坐着何等物品？

车队缓行，傍晚的微风吹来，一扫火车上的燥热，出了好多次的热汗，也渐渐地风干了，皮肤便有了爽滑感。心情愉悦的我们，开始畅聊，话题无外乎生活、理想、前途、未来。

车队徐徐转弯，骑行上一条新路。突然，后车有个同学大喊：维海路！我扭头冲他大叫：别他妈丢人了，那个字念“淮”！这是淮海路！

当我们到达学校的时候，正值学校的下班时间，师生们对这个不期而遇的车队，大表惊奇，或纷纷议论，或掩口而笑。在他们惊奇而感到好笑目光里，他们也让这段轶事在学校流传了很多很多年。

后来，上海的同学告诉我们，坐上海牌卧车，从西客站到学校，只有一快八毛钱。更让我们悲愤的是：一快八毛钱的上海牌卧车，可以一次坐四个人！

嚓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