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开放，真没那么简单

刘文明

最近，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进出北大校门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据李植本人介绍，北京大学现在进出校门要刷脸，但是他没有授权学校使用他的人脸识别信息，刷不了脸，进出学校需要门卫查验工作证后放行。因为查验工作证经常需要耗时十几秒时间，他往往直接跨过闸机栏杆就进去了，门卫大都认识他，一般不会拦截。但是最近一天入校时，保安在校园里追了他半天，跑步没追上，又骑了自行车来追。最后，以李植向保安出示工作证结束。而在出校时，又被门卫拦住要求刷脸，否则不能出校，最后他又是跨栏出校。（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可以说，这一回北大副教授以跨栏方式进校门，颇具画面感和喜剧性，也再一次引爆了网络上以及社会上关于大学校门开放的广泛讨论。之所以用“再一次”这个字眼，是因为在8月份，南方一所著名985高校，也曾陷入开放校园的舆情风波。当时有媒体曝光，因为该校明确规定“无关人员不得进校”，仅允许校友直系亲属入内。而面对校门口想入校市民，校门旁的出租车司机打起了主意，表示可带人入校，在顺利带人入校后，收取“每人50元”的费用。

其实，道理无需赘述，差不多谁都知道，尤其是大学的管理者更该是心如明镜：大学和其他教育阶段的学校、幼儿园有着本质不同，老百姓是十分想进入大学校园走走看看转转的，大学也本是社会的大学，是纳税人出钱办的大学，大学应该向社会、向公众百姓开放，真正为社会服务，应该允许社会人员进出大学校园参观游览休闲。

新冠疫情之后不久，不光是大学和学校管理者面对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教育主管部门也是被一波接一波“轰炸式”舆情“虐得够呛”。面对这些压力，教育主管部门一次一次地开会，一回一回地下文，大会小会地提出指令，要求大学不能继续按照疫情期间的封闭管理模式，而是要抓紧回到疫情前的管理状态，研究出简便可行的方案，最大限度地有序向社会开放，然而根据调查，做到真正如同疫情前开放的少之又少。

社会上老百姓有强烈需求、组织上上级也有明确要求，大学本身也明知开放，可应有之为，可是大学的开放为什么还是这么难？究其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开放之后要求大学承担的“无限”责任太大太多，大到多到可能根本负不起的程度。就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案例，某高校积极响应号召，不仅开放校园，而且还开放了学校体育设施。一位市民进学校踢球时受伤，硬是把学校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后判定学校承担管理不善的赔偿责任。这样的结果，让学校倍加觉得“郁闷”：如果我没放开，哪里会碰上这等事？

笔者了解到一所高校也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制定开放校园方案。方案制定中，如何在确保校园平安及正常教学秩序与方便市民便捷进出校园之间找到恰当平衡点，是学校和职能部门特别关头疼注的问题。毕竟学校面积大，学生人多，安保人员有限，教学科研工作任务又重，如果考虑不周全，管理不到位，稍有闪失，都容易引发隐患，比如进校不服从管理、蓄意闹点事怎么办，在校园里因为个人原因受伤发生意外怎么办，与师生发生矛盾怎么办……后来决定，方案照定，但不公布实施，静观其他高校做法再说。

因此，大学校园的彻底开放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学校真的压力巨大，管理者更是细思极恐。因为一旦开放，不仅要“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还要看好管好外边的人，既不能让外人进来惹事，也不能在校园里出事。大学校园的真正开放，需要学校投入大量技术的、人力的精细化管理，更需要当地政府和公检法等部门大力支持配合，做好联防联控，为学校保驾护航撑腰，还需要全社会都来呵护身边的大学，既让大学放心地放开，又让大学确保安全有序。

注：本文刊登在2023年12月24日《番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