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最新？还是要最好？

译   李欣

制药公司研发部门最难的抉择之一，就是究竟该把资金投资给哪个好想法。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个再容易不过的问题：那些用于治疗肿瘤、老年痴呆症、细菌感染、糖尿病等新药的研发应该受到重点支持。毕竟，这些都是急需新药的重大疾病。

而问题是，一个公司不可能资助所有的想法。每个研究项目一般耗时3~5年才能找到一个安全性和有效性均满足要求、可继续在人身上研究的化合物。接下来的临床试验将花费5~10年的时间和10亿美元。即使是再大的制药公司，允许尝试的次数都非常有限。因此，每个已启动的项目都承载着厚望。

全新创新药VS同类最优药

药物研发项目传统上分为两类：分别为全新创新（first-in-class）和同类最优（best-in-class）型新药。两者各有天生的优势，但也各具自身的风险。全新创新药涉及科学发展最新最前沿的内容，是科学上前所未有的新探索，目标是发明此机制下的第一个新药。显而易见，为患者提供一个全新的治疗药物这一想法非常诱人。然而创新性并不能保证成功率。一方面，对疾病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疗法，没人能保证此候选药物能在人身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即使该药被证实有效，它必须超越现有的治疗方案，否则无论是病人、医护工作者还是医药费支付者都倾向于选择成熟的药物，毕竟人们对老药有更多的认识。

同类最优的策略则是效仿竞争公司的同类药，这些药已经处于临床阶段，或者极有可能已经被证实在病人中有效。在这种情况下，跟随者的目的是希望给市场引入一个原有药物的强有力竞争产品。此时的风险不再是药物是否起效，而是新药是否比原药有更大的优越性，动摇其在市场上稳固的地位。

全新创新还是同类最优型新药的辩论在研发策略的讨论中从未间断。近来，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尝试在一篇文章中重申这一问题，名为“孰更能获得商业成功：全新创新还是同类最优？” 作者Ulrik Schulze和Michael Ringel做了重大尝试，将一系列问题放在一起来帮助医药公司做出决策。BCG以1990-2010年上市的相同机制的新药为对象，分析了三个变量：进入市场的时间，疗效优势和商业上的成功。他们设置了药物类型的选择门槛，即每类中至少有一个药物达到了6亿美元的年销售额。

BCG提出了最基本的观点：从获得商业成功的角度来看，“全新型比最佳型略胜一筹，”第二个进入相同领域的药物仅能获得第一个88%的价值。他们还进一步探讨：时机也非常重要，即使第二个药物优于首个药物，只有在两年内打入市场才能将价值最大化。不幸的是，对任何一个处于今日新药开发进程中的人来说，这些观点立足的背景过于简单化了，在竞争激烈的领域，决定是否进行后续的新药研究工作又岂是一二三点就能说清道明的？任何在工业界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举出许多不符合BCG论调的例子。说句公道话，作者也的确举了与自身观点相违的例子（如辉瑞的立普妥和施贵宝的安立复），并评论道“在某些情况下，显著的治疗效果能击败必要的快速上市。”但这正是战略性决策者面对的问题，即每个事件都有自身独特的挑战，无法简单套用BCG总结的规律。

价值展现才是根本

在做研发投资的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新药的潜在价值。无论是全新药物还是同类最佳药物，任何新化合物都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向患者、医护工作者和支付者展示该药的价值。另外，在临床上证实这一价值将有多困难？显然，如果一个药物将花费10年时间和20亿美元，这个药物最好得具有满足主要治疗需求的潜力。

（在这一讨论中，向监管部门如FDA证实其安全有效性是前提。当决定是否继续一个项目时，研究小组已默认将筛选一个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药物，否则FDA甚至不会给你机会去回答新药价值的问题。）

新药附带的价值不能被过度夸大。那是因为支付者的作用——例如政府、医疗保险计划等——比从前更有影响力。在任何是否为患者提供新药的讨论中，节约开支是最重要的主题。对于全新创新药，支付者要求它必须优于目前现有的药物，或者能够治疗对现有药物无法治愈的部分人群。然而，支付者喜欢竞争产品共存，这样他们在讨价还价时才有砝码。当市场上一类重要药物仅有一种产品时，竞争无法形成，这便突显了强仿药的价值，使其被批准成为市面上首个药物的竞争者提供了可能。

因此，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选择全新创新药抑或同类最优药。挑战在于在现有的治疗方法上彰显新药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是多种形式的：更好的疗效、更高的安全性、对标准治疗已耐受的病人身上显示出的活性等等。但价值必须清楚地展现在病人、医护人员，尤其是支付者的面前。若不然，无论药物的创新性有多高，进入市场的速度有多快，一切将为徒劳。谁在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