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参加参加香港专科医护基金会与广东省工商会合作签约仪式，与香港同行的闲谈中自然谈起中国医生的劳动价值。为什么广东对香港医生开放市场，至今依然没有多少医生来内地开业呢？我说，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之外，主要的还是大陆医生与香港医生的价值不但不一样，而且相差太多了。大家记得我也说过，大陆医生的收入真正通过技术性收费部分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通过以药养医，过度医疗和过度检查来体现“价值”。这样的制度，对于中国以外的医生当然是不光彩的，这又怎么吸引香港医生到大陆来呢？300元一个门诊，1500一个查房，大陆的群众付得起吗？我不是说我们的医生一定要达到香港医生和境外医生的价值水平（因为很难），但是也必须有这样一种观念才行呀！我很赞赏这样一句话：真正的敌人是无知！还记得广东吴帅医生一篇文章：“过度医疗养医”：何处不暴利。他是从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的黑幕说起：“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他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超过贩毒。对于这种现象，在医生的眼里又是如何呢？曾经心血管泰斗胡大一教授也对这种滥用导管给以批评。今天，借用吴帅医生的文章，让大家再次回顾与讨论。

　　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这种暴利引起公愤，有如下原因：一者，人们难免担忧，在可媲美贩毒利润的巨大诱惑下，一些医生会否利令智昏，毫无职业底线，甚至趁病人之危，给人装上不必要的心脏支架？二者，对某些必须安装心脏支架的病人而言，其质量是个问题，如果装哪种支架与回扣多少挂钩成为行业潜规则，患者如何能打消“花钱买劣质品”的疑虑？

　　我们能接受医生凭借好手艺救死扶伤而获得高收入，但却很难接受这种发“人难”财、通过卖“天价”药品或器械来致富的行为。根本而言，它是医生的耻辱，也是整个社会的灾难。

　　是什么把医者推进了“黑色轨道”？答案是“过度医疗养医”。当下各地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态度是，不够钱，只给权：你想怎么干都行，能赚钱养活自己并且不添乱就好。这种办法也被很多医院用到对医生的管理上：医院开出低工资，医者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就得自己想办法。对医者而言，在诊疗费、手术费低廉的现实下，选择依靠卖药物和器械获得高收入，是最可行的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

　  解决这种困局的关键在解决养医问题。政府责任应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加大卫生财政投入力度，改变公立医院主要靠掏公众荷包存活发展的局面。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就提出建议，选出3000家左右、完全靠国家财政扶持的公立医院，其他绝大多数医院靠引进社会资金发展。其次，政府卫生部门在医疗行为管理上必须转变方向，改变只放权不监管的态度，通过严格执法，予以那些滥用药物与器械、收取回扣的医生严惩，甚至考虑吊销其执业资格。最后，还要对医生收入模式进行根本改革，应按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来收取诊疗费用，根据病情复杂程度以及疾病类别设计收费标准。

　　要真正摆脱医院及医生们对药物器械的“过度依赖”，必须设计新的医院管理模式。很多时候，公立医院“不公益”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只有从根源上铲除“过度医疗养医”的土壤，问题才可能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