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李师傅和另外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朋友在我店里喝茶聊天，说他们以前都跟村里的老学究学习过怎么写诗词和对联，平时经常在他们中老年人的一些唱歌跳舞微信群里发上去，获得不少的点赞，并给我看了几首。不出所料，他们写的诗词和我想象中的是一样的。

李敖大师说：不要在我面前谈历史，在我面前谈历史就踩到我底线了。

我和他们说，写诗词固然要讲究格律的问题，比如对偶、平仄、押韵等，但现在很多人写的诗词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那就是没有古意，古意从哪里来，诗词有自己的语言，如果能适当引用一些典故，少用一些当下的俗语口语就很好。这典故从哪里学，无它，多看书，简单点多翻一下《幼学琼林》也可。当下的俗语口语能不能入诗词，当然是可以的，比如辛弃疾的《南乡子》：“今日新欢须记取，孩儿，更过十年也似他。”，毛主席的《满江红》：“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等，还有我喜欢的《何典》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句，都是将口语入诗词的，还有很多，我也记不了多少。辛弃疾也罢，毛主席也好，将口语入诗词的，都是以极高的诗词造诣为基础，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他们想看看我写的诗，我说诗以言志，我现在的状态是写不出好诗的，无非是一些无病呻吟之类，诉说一下生活的艰辛而已，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和朋友们游大观园，回来在扇面上写了一首诗，送给别人了，里面有几句：“风过楼台花如雪，朱檐碧瓦知谁居。尔今豆蔻正芳华，莫学杏花植郊区。郊区地僻多蜂蝶，蜂狂蝶浪无凭据。”我的诗其实平铺直叙，乏善可陈，同是写给别人的，李白的《清平调》三首之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白拍杨贵妃马屁的诗能成为千古绝唱，我赞美别人的就只能自己看看，无他，水平不够啊，所以我最近也不敢写诗了。

写诗词和我们用药开方其实也是一样一样的，都需要推敲，唐代诗人李贺，出门常常骑着弱马,一个小书童跟随,背着一布囊,碰到有心得感受,写下诗句投入囊中，晚上让婢女取出草稿，研好墨，铺好纸，才把那些诗稿补成完整的诗，再投入其他袋子。（见唐代李商隐《李贺小传》），同代的孟郊和贾岛，作诗追求简啬孤峭，都属苦吟诗人，人称郊寒岛瘦，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好诗不易得，好方亦难求，中医有医不治咳之说，民间又有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说法，咳嗽，牙疼乃至感冒，看似小病，很多医生终其一生都没有一个好方调理它们，是没有好药吗，不是，是没有好方。一个好方怎么组成，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给我们立了开方用药框架，有些古方派的临床不愿改动一药，有是症用是方，只要辨症准确，大多效如桴鼓，但现在的医者多属于时方派，虽叫时方，也是以经方为基础的。最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草方派，姑且这么称谓，民间的医学按民族或地区划分有瑶医、苗医、蒙医、藏医等，所用之药各不相同，相同的是，治病都没有统一的方或者说通用方，临症用药百花齐放，可谓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好不热闹，然而，偏偏能药到病除，比如治结石病，一千个民间医生会有一千个方，用的方有单方有复方，药则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写词有自己的词牌，格律，乃至字数的讲究，按律去填即可，诗有绝句、律诗等之分，句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一首诗有多少句，什么时候要用对偶等都有要求。很多医者会用药，也会组方，但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组方却说不出个子午寅卯来，建房子都知道要打地基，房子要有门、窗，有卫生间、厨房、卧室、阳台，中医组方虽有君臣佐使之说，但是怎么佐怎么使，为什么要用这个药，换别的药行不行，这就一塌糊涂，说不明白了。古今医者也很少有教怎么组方的专著，清代黄元御的一气周流学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组方的依据，比如肺气不降的，直接用药按它下去，按之不下的，可以升一下肝木，从左边推一把，或者降一下脾土，从右边拉一下，又或者温一下肾水，相当于做一桌好饭菜，招呼孩子回家的意思。

当年写的扇面，用毛笔字写就更好了。

大观园里的荷花



黑心赤眉锦斑蛾



黑蚱蝉


天蛾

蜂蝇







拍摄地点：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