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建武元年（317）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建康（今南京）建东晋，手下虞潭[1]在青龙（今青浦青龙镇）修筑“沪渎垒”，这就是上海行政简称“沪”的由来，青龙港也是上海最早的外贸海港。由于经贸发达，青龙镇上曾建有七塔十三寺之盛，唐宋时期最为繁华。

此后，直至南北朝的宋、齐时代，均未改易。梁太清三年（549），将原吴郡改为吴州，次年又恢复为吴郡。由于南朝梁帝萧氏好佛，故在吴郡的佛教活动渐兴，始建的佛寺有南翔寺、吴兴寺等。陈永定二年（558），将吴郡下辖的盐官、海盐、前京三县单独划出设置海宁郡，后不久又复归入吴郡。始建于晋代的华亭县城内普照寺，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也是原陆机的别院。

隋灭陈，唐代隋，唐平定江南后改吴郡为苏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设置江南东道，治所设在苏州。天宝元年（742），苏州改为吴郡，下辖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唐天宝十年（751），吴郡人口增至近八万户，吴郡太守赵居贞上奏朝廷，从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分别划出一部分，设置“华亭县”，县衙在今松江城。华亭县的设立是上海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地区形成的标志。

唐朝，上海地区的佛寺建设达到了一次高潮。唐咸通十年（869），有船子和尚放浪江湖，道传夹山，覆舟而逝于朱泾，在其覆舟处建法忍教寺的记载[2]。真如寺、九峰禅寺、澄照禅院、圆智教寺等一批佛寺始建。唐天宝年间（742—755）青龙镇上建隆福教寺，“初名报德，有青龙古塔长庆间（821—824）建[3]”。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帝玄烨南巡时敕赐御题寺名为“吉云禅寺”[4]，现青龙古塔仍存。

唐末大乱，唐乾宁四年（897）镇海节度使钱镠攻取华亭县，建都杭州，建立了吴越国，华亭县属江南十三州的秀州。五代时期，华亭县青龙、大盈、盘龙、亭林、朱泾、南桥、北桥等地均有寺院建起，天光寺、七宝寺、兴圣教寺等佛寺始建。现在松江城内方塔原属的兴圣教寺为“五代汉乾祐二年（949），邑人张司空子仁舍宅建[5]。”据称在兴圣寺内“有龟闻经声则缘砌而上”，故有水陆池名为“白龟听法处”[6]。

至北宋，华亭因吴淞江这条西通苏州，中连太湖，东入大海的经济动脉，经济十分发达。吴淞江南岸有两条支流，一条名叫上海浦，一条名叫下海浦，北宋在华亭设置了多处酒务，在上海浦所设的税务机关即叫做“上海务”，自此，“上海”出现在历史典籍里。在下海浦，有始建于隋代，供船民渔夫出海前祈求平安的佛寺下海庙留传至今。

北宋时期，上海有普照教寺、太平报恩寺、长仁禅寺等佛寺始建。“宋太平兴国间，僧及操云游，夜泊范家浜，因芦苇间有钟鼓音，又见白光烛天，发地得铁佛一，因以建寺[7]”，即现杨浦太平报恩寺。“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聪道人在佘山传道，有二虎随侍，道人死，虎亦死，葬之塔傍，逾年生银杏树二，僧建虎树亭”[8]，现在佘山仍留有秀道者塔和虎树亭等普照教寺的遗迹。

南宋绍熙四年（1193），华亭知县杨潜组织编纂了上海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云间志》，该志“卷中”以“仙梵”“寺观”开卷，“寺观”篇载“浙右喜奉佛，而华亭为甚，一邑之间，为佛祠凡四十六，缁徒又能张大其事，亦可谓盛矣[9]。”《云间志》也是现在可寻记录上海佛寺的最早文本，记录了当时华亭县的佛庵共计四十六家，其中至今仍有留传的有静安寺、龙华寺、七宝寺、圆智教寺、兴圣教寺、普照教寺，如今重建的有永定寺、宁国寺，共计八家。

传说宋高宗赵构南渡时曾驻跸于金泽颐浩禅寺，易庵为寺，并御书赐额“永安寺”。“颐浩”两字是取自南宋宰相吕颐浩之名，相传南宋景定元年（1260），以宋宰相吕颐浩故宅为寺，得名“颐浩寺”，后吕颐浩故宅归旧族费辅之所有，改建经堂，命僧道崇住持[10]。“其徒如信开拓，遂成大刹，虽杭之灵隐、苏之承天莫匹其伟[11]。”

                                                     善无畏于海上英德堂

                                               癸巳年三月十六准提菩萨佛诞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