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我回家早了就先过去与我母亲聊聊天，从聊天里我知道我离开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是六七年夏天走的，我走后不久，那里就开始揪斗走资派。领导班子几乎全锅端，师部处于瘫痪状态。那里连队里都是真枪实弹，两派都有武器，经常听到枪声。我弟弟妹妹吓的不敢出门，经常躲到床底下。我父亲与走资派都被押去牛棚，晚上一家人不敢睡觉。不过时间不是很长，正规部队就进驻接管，那里毕竟是边境，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
学校造反派让走资派的孩子去揭发、批判自己的父亲。我母亲是从老根据地走出来的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有主见。她让我妹妹在家躺在床上，告诉她，如果来人就必须爬在床上哭，不管外人问什么都不回答。果然学校来了一帮人，老师领着几个学生。进门就问为什么不去学校参加批斗会。我母亲不急不慢迎着他们说：“老师来了正好，这个孩子回家胡说八道，让我狠狠的打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下不了床，你看还在床上哭呢。”老师问：“你为什么打她？”我母亲振振有词的回答：“老师你来评评这个理，这个孩子回来满嘴胡咧咧什么‘让揭发批判自己的爸爸。’她一个吃屎的孩子，知道什么？怎么揭发批判？你们说说我该不该打她。我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属都知道，党的政策绝对不会让一个吃屎的孩子去揭发批判自己的爸爸。大人做什么事情，孩子怎么能知道。老师你每天干了什么，是不是回家都给自己的孩子汇报过。这些同学，你们的爸爸干了什么你们是不是都清楚？”这一番话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无言以对。老师过来，看到我妹妹趴在床上，盖着被子哭哭啼啼，问“怎么样，好一些了吗？能不能起来？”我妹妹就一个劲的哭，也不搭腔。老师看问不出什么，就丢下一句“好好休息几天，好了到学校学习。”就带着这帮人走了。
造反派一帮人到家里抄家，说要寻找什么走资本主义的证据。我母亲搂着几个吓得浑身发抖的小孩子，沉稳的对造反派说：“孩子他爸爸与工作有关的东西都在他办公室里，从来也没有带回家。我一个睁眼瞎，大字不识一个。孩子幼小，什么也不懂。你们看看，家里床上就是被褥。还有一个柳条包，除了几件衣服，什么也没有。”说着，我母亲推开怀里的孩子们，走过去打开柳条箱子，把里面的衣服都倒到床上。那些人看看家里一间用火墙隔开的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真是没有什么可藏东西的地方。不过我父亲放在办公室的东西都成了那些人的战利品。我父亲恢复工作后寻找，也没有要回来。我父亲最难过的是当年济南战役结束，许世友司令员留在济南，他们警卫团留下一部分人，大部分跟着谭震林去参加淮海战役。临别前警卫团与几位首长有一张合影，我父亲留有一张，一直当宝贝存着。还有在朝鲜战场从死的美国鬼子身上取下来的臂章，帽徽，多年收集的邮票等，都被抄走。我父亲最不愿意提起的就是那一段的经历。
那时候走资派被押去农场牛棚劳动改造，工资就停发了。有几家家属带着孩子去找军管会，又哭又闹好几天，也只给了个生活费。我母亲既不哭也不闹，只让我妹妹去银行把存的钱取出来，再到军管会找负责人开通行证（那里是边境，必须有边境通行证才能出行）军管会负责人看是一个孩子，就问“开通行证，你家大人怎么不来。”我妹妹就按照我母亲教的告诉他们“妈妈病了。”军管会负责人就跟着到家里查问。我母亲告诉军管会负责人：“孩子的爸爸靠边站，去劳动改造，停发了工资。我没有工作，又一身的病，请问领导，我与孩子没有钱怎么生活？我准备带着孩子去部队找孩子的叔叔们，求他们部队的首长给我们一家人一口饭吃。再说，就是孩子爸爸犯了什么错误，也不能让他的老婆孩子们都饿死吧。何况他们这些人究竟有没有错误，还没有定性，那一场运动都是先群众揭发批判，后组织审查落实。他们这些枪林弹雨走过来的老兵，即使犯点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党也会给出路，重新安排工作。他们这些跟党革命多年的干部，不会因为工作有点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吧。”并且把我叔叔们的一摞来信拿了出来。军管会这位负责人默默翻看信封，确实都是部队的来信，还有我叔叔们穿着军装的照片。回去就把扣发的工资补发，并且以后每个月工资都照发。也许绿军装还是家庭安全的一道护城墙。
学校安排走资派的子女下团场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劳动锻炼。我妈妈就让我妹妹躺在床上，放上烫壶。去医院找医生，说孩子病了，到家里看到我妹妹脸色发红，一量体温快四十度，用听诊器听了听，心跳快而乱，医生让住院，我妈妈告诉医生，家里还有两个小孩，还是在家里吃药，（新疆建设兵团学生看病、吃药、住院都是免费。在每学期交的五块钱学费里包括了医疗费。）只求医生开个有病证明。我妈妈告诉我，一个小女孩在那种环境下，出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公开拒绝，造反派会用各种大帽子压着你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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