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与四川交界地，居住着多种民族，就我所见的就有纳西族、摩梭族、傈僳族和彝族。这里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民众却赤贫如洗。他们世世代代在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得到的回报却是食不裹腹衣不附体。从前，因为交通闭塞和土地贫乏，民众只得靠种植玉米和青稞为生；后来政府修了简易公路，伐木成了当地的主要经济产业；再后来开发了旅游项目，靠景区居住的纳西族和摩梭人最先得到益处，他们白天为游客牵马划船，晚上为游客跳锅庄舞烤全羊；他们在湖边搭建起木楞房为背包族提供简单的食宿地；他们以独有的“走婚”习俗作为亮点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奇人士。而祖祖辈辈居住在高山深谷里的傈僳族和彝族人却没有这样幸运，旅游业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生活限制和心理失衡。比如为了保护环境不再允许向外出售木材，令他们断了唯一的经济收入。

彝族人辛苦一年种植的玉米收成也就两千多公斤，而这些粮食只够他们养活两头猪。一头猪在当地也只能卖三百来元，作为油盐酱醋和穿衣看病的基本费用，长年的劳苦使男人们大多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女人患有妇科病，孩子根本无钱读书。所以之前，山民们基本都是文盲。

 第一次去泸沽湖，住在一户摩梭人家里，碰到一位北京来的年青人，说希望在此地义务教学，只是修建学校和添置必须的学习用具需要一定的资金，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他正在与村长商量对策。

就是在那年，朋友冰糖来泸沽湖开了“湖思茶屋”。此茶屋当时只有三条长桌六根长凳，被当地人戏称为教室，谁知一语成谶，冰糖从此与教学脱不开干系。在安定下来的两年之后，冰糖开始了义务助学行动，至今已经坚持了整整八个年头。

冰糖本身的经历可以作为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题材。他曾说，如果人生是一个舞台，那么他就是一个演技派的演员，不停地出演各种角色，而每一种角色其实都并不是他主动要饰演的，只因为剧情的需要而被命运选中。他唯一能做的是尽力把握好每一个角色的出演机会，使自己在演出中不致失控而对不起观众。

湖思茶屋在两年后开始小有进帐，冰糖以出色的川菜手艺和重庆人特有的耿直爽朗的处世作风赢得了当地人的认同及游客的赞许。2000年，他在茶屋打出了“永宁山区爱心助学行动”的招贴，一呼百应。有到山区做义务教师的，有出资支助贫困学生的，有为助学工作当联络员做义工的。一帮年轻人，无论角色如何，全都默默无闻地干着实事，没有报酬不图荣誉，一年又一年。冰糖的茶屋是一个踞点，一个宣传基地，也是最初为义工提供免费食宿的大本营。

再到泸沽湖，最令我难忘的不是那里依旧世外桃源般的景色，而是那一个个为助学奔走在田间乡野的义工。虽然他们没有时间和我细聊，但从他们彼此的交流中、从他们与资助人的对话中，我感受到一股强劲的力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是的，我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我有点不敢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些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会舍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和优薪工作，在这偏远的山区干这种枯躁乏味没有任何回报的事情，只为让一群陌生的孩子不至于成为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的文盲。

在茶屋的第一个晚上我曾好奇地问猪丫——一个曾在当地做过一年义工的福建女孩——“难道外面的花花世界对你没有半点诱惑吗？”她答“对我的诱惑在这里。离开这里回到城市我食不下咽，离开城市回到这里泡菜下饭我也可以吃下三大碗。”

一位叫老翟的义工，几年来默默支助了五名贫困学生，现在又休假一年来此做义工；小敏，一个清秀瘦小的四川内江女孩，大学毕业后到当地最贫穷的温泉村做了一年义务英文教师（之前一位美国人在那里做了六年义务英文教师，自编教材。小敏算是他的接班人之一），现在茶屋做义务联络员；义工狗熊，有一辆发动困难的破摩托车，每天都要出访学生家庭或学校；英卡，沉黙腼腆的年轻人，曾在巴西里约热内陆有份不错的工作，几年前来此旅游，得知茶屋的助学行动，回去后匿名汇款支助一名小学生，今年，他索性辞职到此做了义工。

三天来，我冷眼旁观，从怀疑到信服、到佩服和感动，并非因义工们的言语，而是因他们无声的行动。

茶屋因为它特殊的营业性质，每天要到半夜两点左右才关门，工作人员第二天大都要到十点过才起床。但是因卡，天天都是九点准时出门，徒步去十多二十公里外的山区家访，或者是因为收到了一笔助学款，要到山区某所学校帮某个学生缴纳迟到的学费。有天傍晚他回来时脸上挂着欢喜的微笑，从背包里掏出几个野苹果来说：是一位学生家长硬塞给他的，别看这苹果长得不好看，却是又甜又脆的很好吃。接着他又掏出两块金黄的玉米饼，说是一位学生的父亲一定要拉他去家里坐一下，还为他烤了三块玉米饼，他只舍得吃了一块，带回两块给大家尝一下。

我问他这一路景色可好，他说走了无数次已经习惯了，倒没去注意周边景色，应该是好的吧。这里的风景总是美的。我笑言，真后悔今天没跟你一起去徒步，又有美景看又有美食吃。英卡淡淡一笑并不接话，埋头洗刷裤腿和鞋上的泥浆，一旁的狗熊却正色道：路会难走到你无心看景，而苹果和玉米饼更是偶然，至少我走了两年多，就没得到过一次。言下之意，他们在做的是一件严肃的事，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浪漫有趣。寡言的英卡点头赞同。真教我汗颜！

晚上，义工们围在一起吃饭，长桌上只有一锅绘杂菜和一盘虎皮青椒，大家稀稀呼呼吃得又快又香。唐说已经习惯这样的简单饮食。当初茶屋是按“青年旅社”的格局装修的，是大通铺加公用的卫生间和洗澡间。十年前当地旅馆不多，选择性少，游客也大多是能吃苦的背包族，生意尚可；如今村子里旅馆星罗棋布，为竞争而装修得花枝招展，同时，城里来玩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不愿住在茶屋这种简陋的地方，都涌去住那种宾馆似的标准间，加上茶屋从不在网上为自己“注水”，近年来生意不免清淡。我说那你也改变一下结构，把房间弄得舒适漂亮点嘛。唐说这需要钱呀！他前几年挣的钱只够茶屋的日常开支和义工们的简单生活，近年来义工们有了捐助者的几百元补贴，他才稍微松活点，但日子仍然过得很拮据。

唐说曾有北京来的大款受了感动，说这样不行，得给义工们发工资，按他公司清洁工的标准，一月两千元。义工们认认真真开会讨论了几个晚上，意见不一。有人说如果接受了就会使他们的工作意义变性，有人怕被骂是为钱而来，总之就是不愿接受这位大款的好意。最后是唐力排众议定下来，因为生活确实太捉襟见肘了。每一个义工的活动资金，包括通讯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和伙食费，一直以来，除了他们自己倒贴就是好心人捐助。就这样，北京大款给义工们发了三个月工资，正当大家以为可以稍微把生活水平提高一点时，又遇全球金融危机，本月，北京方面没有任何解释就给他们“断了奶”，生活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对助学行动，唐很低调，为什么没有任何宣传，来了客人也没有专门去讲解，除了墙上每年一换的助学资金来源及流向表之外，没有半点提示来访者捐款助学的迹象。唐说这是有原因的，他们曾经吃过亏。刚开始，助学行动只是几个朋友围炉畅谈时提议的，主创者是他和一位香港来的游客周先生。大家都只有热情而无经验，来款不拒，捐款人将资金直接打到他们的个人户头上，结果被人状告他们非法集资，利用善心为个人谋利之类的，害得大家纯洁的心灵受到重创。中国的慈善事业很不成熟，特别是现在有许多民间的慈善机构都没有正式注册，缺乏常识没有经验，其中也确有些意向不明心存杂念的人。

湖思茶屋在痛苦中总结经验并渐渐成熟起来。现在，他们有了公开的助学网络和公众可以随时考查的清晰帐目。此事发生后，大家一致认定，既然初衷是助学而不是钓誉，那么就尽量远离名誉场，不宣扬个人也不宣传团队，有朋友或游客看见或听说他们的行为，问起了，再解释，决不主动引导任何游客来加入资助活动。

无疑，他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理解这种心态，但又觉得他们这样做是过分自我保护了，因而失去了许多良好的机缘，进而失去了救助更多失学儿童的机会。比如说老外，他们是看不懂墙上的中文宣传的，而到湖思茶屋来吃住的老外不少（唐说老外有时很教条，人手一本“LONELY PLANET”旅游册子，下车直奔茶屋而来，目不旁视，很有点“任世间百媚千红，我依然情有独钟”的意思）。但是唐和义工们很固执。这工作之所以坚持了八年，再苦也没有间断过，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做的是件有意义的事，如果任何人因为任何原因误解了他们，都会令他们所做的事业蒙羞，会玷污他们的清白，更别提什么商业炒作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份纯朴和执着，才吸引了一批同样不计虚名甘愿奉献的无名捐助者吧。

夜深了，茶屋里零星坐着几桌饮酒打牌的客人，唐在吧台上为他们煮咖啡，义工们在右边角落里埋头工作。他们的工作复杂琐碎，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爱心才能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比如小敏，她负责与捐款人与受助学生之间的联系，包括告之捐款人每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学习情况。而捐款人是会经常变动的，有的人会突然消失不见没了音讯，她就必须负责为学生找到下一位资助者。每一次，当她接到捐款者的电话，耐心地解答各式问题时，我都会由衷佩服她的热情如初和百问不厌。她毕竟才二十六岁呀！（她曾在提到妈妈做的麻辣牛肉时一脸的向往；她跟我讲过她有多么想念芝士蛋糕的味道。）英语又那么好，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小女子，放弃大好前程，长年住在这个连特快专递都要走十多天的穷乡僻野，做着这份无名无利的枯燥工作，我对她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比如老翟、狗熊和因卡，他们负责走乡串户的家访，找出因家境贫困而失学的儿童，并随时更新已经接受支助的学生的资料，当接受到一笔新的捐款时，他们还要去各个村镇小学、中学交款（他们都是直接把款项交到学校，拿回校方收据，每个学生每学期都如此，以此避免学生家长将捐款挪为它用）。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出勤率也是他们要掌握并向捐款者汇报的一个项目。长期的日晒雨淋使他们的皮肤变得如山民一样又粗又黑。至今为止他们还全都是单身，不是因为没有女人爱，只因为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留不住女人。唐说曾经有个女人很喜欢他，结果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就跑了，因为这里连一包像样的卫生巾都买不到，更别提什么护肤品化妆品了。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寂寞，他们是怎样承受下来的呢？

我曾问过：当你们去走访贫困家庭时，山民们是不是对你们感激涕零，你们是否从中享受到一份满足？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大多数山民都是文盲，家里没有电视和收音机，外界的消息非常闭塞，根本搞不清他们是哪支部队的，以为他们是共产党或乡政府派来访贫问苦的，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抱怨对象，而他们也不想对此多加解释。

现在，我成了众多无名资助人中的一员。当小敏问我对被资助人有什么要求，我顺口答：要聪明会读书的，最好长得乖一点。结果被唐所不屑。他说你目的不纯。什么乖不乖，聪明不聪明？你做了一件有善意的事，你就圆满了，被资助人会不会中途辍学，会不会考上大学，将来会不会有一番作为，都与此无关！他的话令我再次感觉惭愧。

唐有一次提到，有不少从前单位的同事来泸沽湖旅游，他们中有的当了科长，有的是局级干部，一个个都吃得油光水滑的，但却都是满肚子烦心事，股票呀住房呀身体呀什么的。坐下来就是打牌，吃饭只夹两筷子就饱了，怕长胖。唐说“格老子的，看到都焦人，那样过日子太恐怖了！”他一点都不羡慕他们有车有房锦衣玉食的美好生活，他觉得他们是生活的残疾者。而茶屋里的义务助学工作者，则是一群贫穷的富翁。

 
            这只虎头虎脑的猫儿因勤于捕鼠被义工们取名“英雄”。

这是英雄的兄姐，以残羹剩饭为生，明显比老弟瘦小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