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中风病诊疗理论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2025-07-26 19:41:17)
从《黄帝内经》时期至宋以前为泛论风病阶段，宋金元时期是病机凝炼阶段，明代是理论整合阶段，清代是补充完善阶段，从清末到当代是汇通发展阶段——
中风病诊疗理论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摘自2025-7-25中国中医药报
郑齐 杜松 于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中风病是以突然昏仆、不省人事、口眼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等为主要特征的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治愈率低、致残率高，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中医内科自古以来便有风、劳、鼓、膈四大险症，而“医书咸以中风列于首门”（《临证指南医案》），足见历代医家对本病的重视。中医学对中风病最早记载可上溯至《黄帝内经》，两千多年来，历代医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积累了珍贵的中风病理论和诊治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仔细梳理中风病诊疗理论的源流发展，研究者认为其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分述如下。
泛论风病阶段
从《黄帝内经》时期至宋以前，皆属于泛论风病阶段。此时虽然有了中风的病名，而且对其病机有了初步认识，并有针对性地形成了相应的诊疗理论，但是从文献来看，中风多与其他风病同处一篇，这也意味着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未脱外感风邪的藩篱，中风只是诸多风病中的一种类型，对其特有的病因病机认识尚不够深入。
中风诊疗理论的孕育
《黄帝内经》中已有“中风”字样，如《素问•风论》“饮酒中风”“入房汗出中风”等，但笔者认为这些非指病名，仍是病因术语。《难经•五十八难》的“中风”及《伤寒论》的“中风”皆是在此基础上，对一类外感病的命名，与后世中风病无关。而《黄帝内经》中如击仆、大厥、煎厥、薄厥、偏枯、偏风等的记载，虽未直言中风，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可算是中风病早期的称谓。特别是《黄帝内经》的相关论述对于后世医家于该病病因病机的探索，具有理论原点意义。如《素问•风论》中明言“风之伤人也……或为偏枯”，《灵枢•九宫八风》云“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灵枢•刺节真邪》“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
显然，唐宋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所持的“体虚邪中”的论点与此一脉相承。并且，《素问•风论》中论及的五脏风证显然是后世五脏中风理论的先导。而《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调经论》中“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这些论述应该是后世兴起的中风内风学说的理论源头。
中风病名的提出
《金匮要略》第一次确切提出中风病的病名，并初步论述了该病的诊疗规律。在《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篇，标题中确立了中风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并通过阐释脉象变化，分析其病因病机，最后依据证候表现的不同，初步提出本病辨证诊疗的框架。在病因方面，本篇提出“络脉空虚，贼邪不泻”的观点；在诊疗理论方面，提出中络、中经、中府、中藏的架构，对后世影响极大。
另外，在该书《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篇中，提出了肺中风、肝中风、心中风、脾中风等证候，从篇名来看应是五脏中风与中寒对举，因有脱简而文不全。这部分内容如果从张仲景的编写体例来看，似与中风病不是同一疾病。但是从证候表现来看，或可认为是仲景对中风病中藏中腑的理论延伸。这也体现了仲景对中医内科疾病分类和对中风病本身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但是对于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五脏中风诊疗理论的初成
《诸病源候论》在沿袭《金匮要略》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风邪“其入经脉，行于五脏者，各随脏腑而生病焉”，遂成五脏中风之论。这部分内容似是将《金匮要略》所论五脏中风的问题，单独提出并完善，编入中风的内容中，但是文字完全不一样，应是对中风脏腑病机的进一步认识。
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明示“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中风病的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在学术上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延续了《诸病源候论》的五脏中风之说，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大肠中风一证；其二是对风邪伤人的证候，依据其特性、伤人的季节、脏腑、部位、诱发因素等不同，进行了分类；其三是对中风病的方剂进行了系统整理，提出“速与续命汤”的观点。
病机凝炼阶段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病机理论创新的重要阶段。在历经了汉唐以来长期的医学实践积累之后，迫切需要总结实践经验，提升理论水平，解决临床实践的新问题。这一时期的医家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一改汉唐以来外风所中之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五脏中风理论的延续
宋代对于中风理论的认识大致有四个特点。
其一，是对五脏中风理论的延续。《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都沿袭了《诸病源候论》的五脏中风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与《仁斋直指方》皆补入胃中风一条。
其二，是逐渐限定中风病的范围。《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云“故入脏则难愈，如其经络空虚而中伤者，为半身不遂、手脚瘫痪、涎潮昏塞、口眼斜、肌肤不仁、痹瘁挛僻”，从临床表现来看，基本和现在所论中风病相当。
其三，是开始思考补充汉唐以来对中风病因病机理论认识。《济生方•中风论治》云“若内因七情而得之者，法当调气，不当治风；外因六淫而得之者，亦当先调气，然后依所感六气，随证治之”，当时已经认识到中风有内因七情而得之的情况。
其四，由于对中风的概念和病因病机还没有清晰界定，有些没有列入中风病的论述，与后世对中风病的认识十分相关。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首论“气中”，云“此病多生于骄贵之人，因事激挫，忿怒而不得宣泄，逆气上行，忽然仆倒，昏迷不省人事，牙关紧急，手足拘挛”。《史载之方》论六涎之风涎，指出“盖因人之风气之盛，上运于涎，不能下入于胃，风气一蒸，痰涎并起，而上填塞胸中，即使人闷倒无知”。
中风病因病机理论的转折
金元时期是中风病因病机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风病的病机做了新的凝炼与探讨，是中风病病因病机理论从外风说向内风说发展的重要节点。
刘完素的著作中体现了他对中风病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病因病机方面他既否认了汉唐以来的外风所中之说，也不同意后世肝风内动说，“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尔”，而是“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素问玄机原病式》）。在病机方面，他认为“肾水真阴衰虚，心火邪热暴甚而僵仆”（《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其对中风的辨治以中脏、中腑为纲，主张中腑当审六经之候，在小续命汤基础上加减，对中风先兆、中风提出慎用乌附及龙、麝、犀、珠等药物。
李东垣亦认为“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认为“凡人年过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疾”（《医学发明》）。虽然认为病机是气虚，不是外来风邪所致，但是也并未深入探讨如何因气虚而导致了中风诸证。在治疗层面，在刘完素所论的基础上，补充了中血脉一证，将刘氏的治疗架构进行了完善。
朱丹溪门人整理的《丹溪心法》明示“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治法主张有痰则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如以虚证挟痰湿，则分血虚、气虚分别施治，且要视瘫痪的左右不同、患者体质之肥瘦而区别用药。特别对于中风急症之痰涎壅盛者，力主吐法排痰。虽然，朱氏并没有详细阐发痰湿导致中风的机理，但其中风治痰之法度确实开一代风气之先，是中风治疗理论的一大发展。
理论整合阶段
明代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医学发展在金元医学，特别是李、朱（李东垣、朱丹溪）学术的影响下，进入了一个全面整合的阶段。中风病的诊疗理论，在经历了唐宋两代的实践积累，以及金元诸家学术变革之后，也面临着新的整合发展。明代医家整理中风病诊疗理论的形式大致有三种：其一是以真中类中为纲，其二是集成整合，其三是重新架构中风病的理法方药理论。
真中类中为纲
最早提出以真中类中为纲对中风诊疗理论进行构架的是元末明初的王履。他对之前的中风诊疗理论进行了回顾，认为刘、李、朱三家的认识“大异于昔人矣”，指出“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于是他提出了一个类中风的概念。他认为“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而在三子之前所论的内容，“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可见，他实际上是用真中类中的架构，对既往的认识进行了一个汇总，既然类中风不是中风，“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那么对于中风的认识仍然不越唐宋的藩篱。
当然他也提出，“辨之为风，则从昔人以治。辨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的观点，初步体现了通过临床辨证来统一认识中风诊疗规律的思想。此说一出，对明代影响极大，王纶在《明医杂著》中，进一步对真中类中的纲目进行了细化，其后周慎斋、李梴、缪希雍等医家，乃至秦景明、秦皇士祖孙二人所著《症因脉治》中的外感中风与内伤中风之论，皆延续王履、王纶的观点，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清代。
集成整合类研究
集成整合类的研究在明代颇为盛行，产生了多部具有汇编、集成性质的综合性著作。这类研究在中风病方面亦可再分两类：一是方书，多延续唐宋方书的体例和学术观点；二是具有类书特点的文献汇编，在汇编文献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体现出编者对这一疾病的学术理念。
前者代表如《普济方》《奇效良方》等。《普济方》卷八十七至卷一百一十六皆为诸风门，其中前八卷与中风相关，从内容到编排体例，与《圣济总录》相似。在学术观点上，与明代其他著作显著不同的是，该书仍以大量篇幅强调五脏中风的理论内容，但对其他著作中反复提及的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三家的观点，则几乎没有提及，但刘氏著作的一些内容亦可见到。
后者代表则如《医学纲目》《玉机微义》《古今医统大全》《证治准绳》等。这几部著作都是明代著名的具有类书性质的集成性文献，但编者并不是简单地汇编文献，而是在编纂文献的过程中，既体现了编纂文献的思想，也反映出他们对这一疾病诊疗理论的认识。如《医学纲目》大体上将该病分为“初中风时”与“中倒后”两个阶段，强调中风这一疾病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疾病的病情也有深浅变化的程度差异。通过对该病病程阶段的认识，巧妙地将历代医著、医家对该病的认识、治疗的方药，分别编排。这种编排方式，避开了唐宋医家与金元医家对该病认识上的差异，虽然内容庞杂，但终属对一个疾病不同阶段、不同病机的认识，不像真中类中之分，实际上割裂了对中风病的完整认识。
金元内伤中风理论的延伸
在明代，还有一部分医家在金元内伤中风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阐发中风病因病机理论，并构建起不同于真中类中的诊疗理论架构，笔者认为以《医学正传》《古今医鉴》和《景岳全书》为代表。
虞抟在《医学正传》中认为真中类中没有真正解决中风病的诊疗理论建构，他认为中风之证是先伤于内而后感于外之候，所以他提出“重于外感者，先驱外邪而后补中气，重于内伤者，先补中气而后驱外邪，或以散风药为君，而以补损药为臣使，或以滋补药为君，而以散邪药为臣使，全在活法量轻重而处治之也”。
最具开创性的中风诊疗理论建构当属《景岳全书》。该书从病因病机学角度，提出中风、属风之不同。中风是外感风邪致病，“中于风者，真风也……外感表证也”；属风是内伤疾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类似风邪治病特点的病机，“属于风者，即木邪也……内伤之里证也”。而中风病“远非外感风邪，总由内伤血气也”。据此，他提出“非风”的概念，认为该病的临床表现“皆肝邪风木之化”，提出了补益脾肾、养血益气、治生痰之源等治法，对唐宋沿用的疏风散邪之法进行了否定，亦不主张妄用去痰药。非风学说可以说是清代叶天士“内风旋动”理论的先导，进一步从内伤疾病的角度，对本病的病机与治法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
补充完善阶段
补充完善阶段主要是指自清初截止到近代以前，中医学者对中风诊疗理论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可以《医宗金鉴》的刊行作为时间节点，之前主要是对历代学术，特别是真中类中之说的继承与融汇，之后则主要基于自己的实践，对中风病内伤病因病机及诊疗理论进行阐发。
真中类中之说的继承与融汇
中风病诊疗理论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摘自2025-7-25中国中医药报
郑齐 杜松 于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中风病是以突然昏仆、不省人事、口眼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等为主要特征的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治愈率低、致残率高，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中医内科自古以来便有风、劳、鼓、膈四大险症，而“医书咸以中风列于首门”（《临证指南医案》），足见历代医家对本病的重视。中医学对中风病最早记载可上溯至《黄帝内经》，两千多年来，历代医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积累了珍贵的中风病理论和诊治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仔细梳理中风病诊疗理论的源流发展，研究者认为其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分述如下。
泛论风病阶段
从《黄帝内经》时期至宋以前，皆属于泛论风病阶段。此时虽然有了中风的病名，而且对其病机有了初步认识，并有针对性地形成了相应的诊疗理论，但是从文献来看，中风多与其他风病同处一篇，这也意味着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未脱外感风邪的藩篱，中风只是诸多风病中的一种类型，对其特有的病因病机认识尚不够深入。
中风诊疗理论的孕育
《黄帝内经》中已有“中风”字样，如《素问•风论》“饮酒中风”“入房汗出中风”等，但笔者认为这些非指病名，仍是病因术语。《难经•五十八难》的“中风”及《伤寒论》的“中风”皆是在此基础上，对一类外感病的命名，与后世中风病无关。而《黄帝内经》中如击仆、大厥、煎厥、薄厥、偏枯、偏风等的记载，虽未直言中风，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可算是中风病早期的称谓。特别是《黄帝内经》的相关论述对于后世医家于该病病因病机的探索，具有理论原点意义。如《素问•风论》中明言“风之伤人也……或为偏枯”，《灵枢•九宫八风》云“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灵枢•刺节真邪》“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
显然，唐宋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所持的“体虚邪中”的论点与此一脉相承。并且，《素问•风论》中论及的五脏风证显然是后世五脏中风理论的先导。而《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调经论》中“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这些论述应该是后世兴起的中风内风学说的理论源头。
中风病名的提出
《金匮要略》第一次确切提出中风病的病名，并初步论述了该病的诊疗规律。在《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篇，标题中确立了中风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并通过阐释脉象变化，分析其病因病机，最后依据证候表现的不同，初步提出本病辨证诊疗的框架。在病因方面，本篇提出“络脉空虚，贼邪不泻”的观点；在诊疗理论方面，提出中络、中经、中府、中藏的架构，对后世影响极大。
另外，在该书《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篇中，提出了肺中风、肝中风、心中风、脾中风等证候，从篇名来看应是五脏中风与中寒对举，因有脱简而文不全。这部分内容如果从张仲景的编写体例来看，似与中风病不是同一疾病。但是从证候表现来看，或可认为是仲景对中风病中藏中腑的理论延伸。这也体现了仲景对中医内科疾病分类和对中风病本身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但是对于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五脏中风诊疗理论的初成
《诸病源候论》在沿袭《金匮要略》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风邪“其入经脉，行于五脏者，各随脏腑而生病焉”，遂成五脏中风之论。这部分内容似是将《金匮要略》所论五脏中风的问题，单独提出并完善，编入中风的内容中，但是文字完全不一样，应是对中风脏腑病机的进一步认识。
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明示“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痱，三曰风懿，四曰风痹”，中风病的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在学术上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延续了《诸病源候论》的五脏中风之说，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大肠中风一证；其二是对风邪伤人的证候，依据其特性、伤人的季节、脏腑、部位、诱发因素等不同，进行了分类；其三是对中风病的方剂进行了系统整理，提出“速与续命汤”的观点。
病机凝炼阶段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学病机理论创新的重要阶段。在历经了汉唐以来长期的医学实践积累之后，迫切需要总结实践经验，提升理论水平，解决临床实践的新问题。这一时期的医家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一改汉唐以来外风所中之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五脏中风理论的延续
宋代对于中风理论的认识大致有四个特点。
其一，是对五脏中风理论的延续。《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都沿袭了《诸病源候论》的五脏中风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与《仁斋直指方》皆补入胃中风一条。
其二，是逐渐限定中风病的范围。《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云“故入脏则难愈，如其经络空虚而中伤者，为半身不遂、手脚瘫痪、涎潮昏塞、口眼斜、肌肤不仁、痹瘁挛僻”，从临床表现来看，基本和现在所论中风病相当。
其三，是开始思考补充汉唐以来对中风病因病机理论认识。《济生方•中风论治》云“若内因七情而得之者，法当调气，不当治风；外因六淫而得之者，亦当先调气，然后依所感六气，随证治之”，当时已经认识到中风有内因七情而得之的情况。
其四，由于对中风的概念和病因病机还没有清晰界定，有些没有列入中风病的论述，与后世对中风病的认识十分相关。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首论“气中”，云“此病多生于骄贵之人，因事激挫，忿怒而不得宣泄，逆气上行，忽然仆倒，昏迷不省人事，牙关紧急，手足拘挛”。《史载之方》论六涎之风涎，指出“盖因人之风气之盛，上运于涎，不能下入于胃，风气一蒸，痰涎并起，而上填塞胸中，即使人闷倒无知”。
中风病因病机理论的转折
金元时期是中风病因病机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风病的病机做了新的凝炼与探讨，是中风病病因病机理论从外风说向内风说发展的重要节点。
刘完素的著作中体现了他对中风病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病因病机方面他既否认了汉唐以来的外风所中之说，也不同意后世肝风内动说，“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尔”，而是“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素问玄机原病式》）。在病机方面，他认为“肾水真阴衰虚，心火邪热暴甚而僵仆”（《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其对中风的辨治以中脏、中腑为纲，主张中腑当审六经之候，在小续命汤基础上加减，对中风先兆、中风提出慎用乌附及龙、麝、犀、珠等药物。
李东垣亦认为“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认为“凡人年过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疾”（《医学发明》）。虽然认为病机是气虚，不是外来风邪所致，但是也并未深入探讨如何因气虚而导致了中风诸证。在治疗层面，在刘完素所论的基础上，补充了中血脉一证，将刘氏的治疗架构进行了完善。
朱丹溪门人整理的《丹溪心法》明示“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治法主张有痰则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如以虚证挟痰湿，则分血虚、气虚分别施治，且要视瘫痪的左右不同、患者体质之肥瘦而区别用药。特别对于中风急症之痰涎壅盛者，力主吐法排痰。虽然，朱氏并没有详细阐发痰湿导致中风的机理，但其中风治痰之法度确实开一代风气之先，是中风治疗理论的一大发展。
理论整合阶段
明代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医学发展在金元医学，特别是李、朱（李东垣、朱丹溪）学术的影响下，进入了一个全面整合的阶段。中风病的诊疗理论，在经历了唐宋两代的实践积累，以及金元诸家学术变革之后，也面临着新的整合发展。明代医家整理中风病诊疗理论的形式大致有三种：其一是以真中类中为纲，其二是集成整合，其三是重新架构中风病的理法方药理论。
真中类中为纲
最早提出以真中类中为纲对中风诊疗理论进行构架的是元末明初的王履。他对之前的中风诊疗理论进行了回顾，认为刘、李、朱三家的认识“大异于昔人矣”，指出“昔人三子之论，皆不可偏废”，于是他提出了一个类中风的概念。他认为“三子以相类中风之病，视为中风而立论”，而在三子之前所论的内容，“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可见，他实际上是用真中类中的架构，对既往的认识进行了一个汇总，既然类中风不是中风，“是因火、因气、因湿而为暴病”，那么对于中风的认识仍然不越唐宋的藩篱。
当然他也提出，“辨之为风，则从昔人以治。辨之为火气湿，则从三子以治”的观点，初步体现了通过临床辨证来统一认识中风诊疗规律的思想。此说一出，对明代影响极大，王纶在《明医杂著》中，进一步对真中类中的纲目进行了细化，其后周慎斋、李梴、缪希雍等医家，乃至秦景明、秦皇士祖孙二人所著《症因脉治》中的外感中风与内伤中风之论，皆延续王履、王纶的观点，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清代。
集成整合类研究
集成整合类的研究在明代颇为盛行，产生了多部具有汇编、集成性质的综合性著作。这类研究在中风病方面亦可再分两类：一是方书，多延续唐宋方书的体例和学术观点；二是具有类书特点的文献汇编，在汇编文献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体现出编者对这一疾病的学术理念。
前者代表如《普济方》《奇效良方》等。《普济方》卷八十七至卷一百一十六皆为诸风门，其中前八卷与中风相关，从内容到编排体例，与《圣济总录》相似。在学术观点上，与明代其他著作显著不同的是，该书仍以大量篇幅强调五脏中风的理论内容，但对其他著作中反复提及的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三家的观点，则几乎没有提及，但刘氏著作的一些内容亦可见到。
后者代表则如《医学纲目》《玉机微义》《古今医统大全》《证治准绳》等。这几部著作都是明代著名的具有类书性质的集成性文献，但编者并不是简单地汇编文献，而是在编纂文献的过程中，既体现了编纂文献的思想，也反映出他们对这一疾病诊疗理论的认识。如《医学纲目》大体上将该病分为“初中风时”与“中倒后”两个阶段，强调中风这一疾病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疾病的病情也有深浅变化的程度差异。通过对该病病程阶段的认识，巧妙地将历代医著、医家对该病的认识、治疗的方药，分别编排。这种编排方式，避开了唐宋医家与金元医家对该病认识上的差异，虽然内容庞杂，但终属对一个疾病不同阶段、不同病机的认识，不像真中类中之分，实际上割裂了对中风病的完整认识。
金元内伤中风理论的延伸
在明代，还有一部分医家在金元内伤中风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阐发中风病因病机理论，并构建起不同于真中类中的诊疗理论架构，笔者认为以《医学正传》《古今医鉴》和《景岳全书》为代表。
虞抟在《医学正传》中认为真中类中没有真正解决中风病的诊疗理论建构，他认为中风之证是先伤于内而后感于外之候，所以他提出“重于外感者，先驱外邪而后补中气，重于内伤者，先补中气而后驱外邪，或以散风药为君，而以补损药为臣使，或以滋补药为君，而以散邪药为臣使，全在活法量轻重而处治之也”。
最具开创性的中风诊疗理论建构当属《景岳全书》。该书从病因病机学角度，提出中风、属风之不同。中风是外感风邪致病，“中于风者，真风也……外感表证也”；属风是内伤疾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类似风邪治病特点的病机，“属于风者，即木邪也……内伤之里证也”。而中风病“远非外感风邪，总由内伤血气也”。据此，他提出“非风”的概念，认为该病的临床表现“皆肝邪风木之化”，提出了补益脾肾、养血益气、治生痰之源等治法，对唐宋沿用的疏风散邪之法进行了否定，亦不主张妄用去痰药。非风学说可以说是清代叶天士“内风旋动”理论的先导，进一步从内伤疾病的角度，对本病的病机与治法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
补充完善阶段
补充完善阶段主要是指自清初截止到近代以前，中医学者对中风诊疗理论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可以《医宗金鉴》的刊行作为时间节点，之前主要是对历代学术，特别是真中类中之说的继承与融汇，之后则主要基于自己的实践，对中风病内伤病因病机及诊疗理论进行阐发。
真中类中之说的继承与融汇
由于真中类中之说在明代颇为流行，对清代学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医宗金鉴》就沿袭了明代真中类中的架构，由于该书是乾隆帝诏令太医院吴谦主持编纂的一套大型医学丛书，后来又成为御制钦定的太医院教科书，体现出当时官方、医学主流对中医学理论架构的认识。更多的学者则是将二者尽可能融合在对一个疾病病机的认识之中。如《医宗己任编》虽然仍以真中类中构架，但是已经试图将二者统一为一种疾病的两类病机，“真中风者……经络之气，为风所逐”“类中风者，其风自内出”。张璐提出，无论西北真中、东南类中，皆是“元气疏豁，为虚风所袭”。《证治汇补》采用了中风与似中风的结构，但是认为“究竟真中者亦由气体虚弱，荣卫失调，然后感于外邪。其因火因气因湿者，亦未必绝无外邪侵侮而作也”，不可截然分开。冯兆张延续了王履、虞抟真中类中的观点，同时参考了《症因脉治》外感内伤之说，提出了“中风之症，有因外感，有因内伤。言风者，外感也。言气言火言痰者，内伤也”的观点。他认为外感中风，亦有内伤因素，“因内有郁热，腠里疏豁，中气不固，暴风得而中之”，所以他认为二者“其实一源流也”。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以《医宗金鉴》的颁行作为一个节点，但并不是之后这类研究就不存在了，清末如《类证治裁》《医略十三篇》仍然在继承、融汇历代医家对中风的诊疗思想的道路上前行。
内风学说的阐发
《医宗金鉴》颁行以后，医家学术思想并没有因此被禁锢，很多医家基于明末张景岳“非风”之说，进一步阐发本病的内伤病因病机，内风学说得以充分发展，尤以叶天士、姜礼、熊笏等为代表。
叶天士基于自己的临床实践，力主肝肾虚馁、内风旋动之说。华岫云对其治法的总结“今叶氏发明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脏，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治以滋液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如虎潜、固本、复脉之类是也”，可谓一语中的。
姜礼《风劳臌膈四大证治》认为，一来中风病发病前一两年会有先兆，二来本病发病多是肥胖人，所以他断定“中风之证非特外风所中也明矣”。他认为，本病之所以名之风，是将“人身中之气，以天地间之风喻之……虚风内发之证一如天地间之疾风暴雨，迅不及掩。故以风之一字命名，意可见也”。
熊笏《中风论》认为伤寒之中风与偏枯之中风，并不是一类病因。他基于对营气、卫气的生成、循行、功能的系统认识，提出营气“其行度左右交通，是以凡病之在营分者，病左则必及于右，病右则必及于左”，而“是以病之在卫分者，病右则不及于左，病左则不及于右”。基于此，他认为“内风之生，乃卫气之虚而有隙”，“治法无他，专从卫气治之而已”。
汇通发展阶段
清末，特别是20世纪以后，西学东渐，受西方医学影响，对中风病的认识较前有很大变化，开启了用西医理论汇通中医传统中风诊疗理论的先河，尤以王清任、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医药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中风病诊疗理论在不断整合继承历代学术成就基础上，也在不断和现代医学接轨，借鉴运用现代医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方法，中风病诊疗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汇通中西
王清任注重实体脏器解剖的研究方法，他已不言“中风”，径以“半身不遂”代之。他认为，本病病机既不是外中风邪，也不是内有风火痰湿阻滞经络，而是“一亏损五成元气之病”。“若元气一亏，经络自然空虚，有空虚之隙，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如右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左，则右半身无气；左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右，则左半身无气，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这也就是为何他将主治方剂名为“还五”的道理。
张伯龙的《类中秘旨》认为“西医血冲脑气筋之论与《黄帝内经》暗合，盖此症皆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他对叶天士治中风之法颇为赞赏，认为亦不外“内虚暗中”四字。
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并不否认真中风的存在，更强调类中风的重要性，指出“风名内中，言风自内生，非风自外来也”，指出“即西人所谓脑充血证”。他推崇王清任的治法，重在补益胸中大气斡旋之力，其所创补偏汤亦是从补气活血立法。
张山雷的《中风斠诠》是截止到晚清，最后一次较为系统地整理、阐发中风诊疗理论的专著。他认为历史上对本病病机的外风内风之争，其实是针对本病外因内因的病因的区别，本病是“内风为患，暴戾恣睢，断非外风之袭人肌表者可以同日而语”。囿于时代因素，张氏亦将中西理论进行了汇通，以证实中医所论之确，但是他十分坚持中医固有的理论内涵，“脑是受病之部位，而非酿病之本源……谓是病为血冲脑经则可，而直以是病为脑病则不可”。
创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风病诊疗理论的发展大体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重要节点。在此之前，主要是在继承历代学术基础上，对诊疗理论进行系统架构，这体现在1961—1985年五版全国中医院校统编教材《中医内科学》中。这个诊疗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
其一，对中风病的范畴限定较为宽泛，如四版教材指出“祖国医学之中风包括现代医学中的脑出血、脑血栓形成、脑栓塞、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管痉挛、病毒性脑炎以及面神经麻痹等病”。
其二，其辨证论治基本是以中经络与中脏腑为纲，而在中经络部分中将外风与内风理论汇集在一起。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华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开始从行业标准建设角度重新构架中风病的诊疗理论。1986年《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向国内外学界发布；1996年又发布了《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标准指出，中风病又名卒中，在CCD（TCD）编码中中西医一致。中风病是在气血内虚的基础上，遇有劳倦内伤、忧思恼怒、嗜食厚味、烟酒等诱因，进而引起脏腑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直冲犯脑，形成脑脉痹阻或血溢脑脉之外，临床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语言蹇涩或失语，偏身麻木为主症，并且具有起病急、变化快，如风邪善行数变的特点，好发于中老年的一种常见病。按病理分为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
至此，中风概念特指西方医学所说的“脑出血”“脑梗死”所致的脑血管意外一类的疾病。在辨证论治方面，不再以中经络、中脏腑为纲，而是将中风病分为风痰火亢、风火上扰、痰热腑实、风痰痹阻、痰湿蒙神、气虚血瘀、阴虚风动七个证候类型。此后具有行业规范性质的著作及自第五版以后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内科学》教材，基本都以此为据，编写相关内容。
内风学说的阐发
《医宗金鉴》颁行以后，医家学术思想并没有因此被禁锢，很多医家基于明末张景岳“非风”之说，进一步阐发本病的内伤病因病机，内风学说得以充分发展，尤以叶天士、姜礼、熊笏等为代表。
叶天士基于自己的临床实践，力主肝肾虚馁、内风旋动之说。华岫云对其治法的总结“今叶氏发明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脏，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治以滋液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如虎潜、固本、复脉之类是也”，可谓一语中的。
姜礼《风劳臌膈四大证治》认为，一来中风病发病前一两年会有先兆，二来本病发病多是肥胖人，所以他断定“中风之证非特外风所中也明矣”。他认为，本病之所以名之风，是将“人身中之气，以天地间之风喻之……虚风内发之证一如天地间之疾风暴雨，迅不及掩。故以风之一字命名，意可见也”。
熊笏《中风论》认为伤寒之中风与偏枯之中风，并不是一类病因。他基于对营气、卫气的生成、循行、功能的系统认识，提出营气“其行度左右交通，是以凡病之在营分者，病左则必及于右，病右则必及于左”，而“是以病之在卫分者，病右则不及于左，病左则不及于右”。基于此，他认为“内风之生，乃卫气之虚而有隙”，“治法无他，专从卫气治之而已”。
汇通发展阶段
清末，特别是20世纪以后，西学东渐，受西方医学影响，对中风病的认识较前有很大变化，开启了用西医理论汇通中医传统中风诊疗理论的先河，尤以王清任、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医药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中风病诊疗理论在不断整合继承历代学术成就基础上，也在不断和现代医学接轨，借鉴运用现代医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方法，中风病诊疗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汇通中西
王清任注重实体脏器解剖的研究方法，他已不言“中风”，径以“半身不遂”代之。他认为，本病病机既不是外中风邪，也不是内有风火痰湿阻滞经络，而是“一亏损五成元气之病”。“若元气一亏，经络自然空虚，有空虚之隙，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如右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左，则右半身无气；左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右，则左半身无气，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这也就是为何他将主治方剂名为“还五”的道理。
张伯龙的《类中秘旨》认为“西医血冲脑气筋之论与《黄帝内经》暗合，盖此症皆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他对叶天士治中风之法颇为赞赏，认为亦不外“内虚暗中”四字。
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并不否认真中风的存在，更强调类中风的重要性，指出“风名内中，言风自内生，非风自外来也”，指出“即西人所谓脑充血证”。他推崇王清任的治法，重在补益胸中大气斡旋之力，其所创补偏汤亦是从补气活血立法。
张山雷的《中风斠诠》是截止到晚清，最后一次较为系统地整理、阐发中风诊疗理论的专著。他认为历史上对本病病机的外风内风之争，其实是针对本病外因内因的病因的区别，本病是“内风为患，暴戾恣睢，断非外风之袭人肌表者可以同日而语”。囿于时代因素，张氏亦将中西理论进行了汇通，以证实中医所论之确，但是他十分坚持中医固有的理论内涵，“脑是受病之部位，而非酿病之本源……谓是病为血冲脑经则可，而直以是病为脑病则不可”。
创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风病诊疗理论的发展大体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重要节点。在此之前，主要是在继承历代学术基础上，对诊疗理论进行系统架构，这体现在1961—1985年五版全国中医院校统编教材《中医内科学》中。这个诊疗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
其一，对中风病的范畴限定较为宽泛，如四版教材指出“祖国医学之中风包括现代医学中的脑出血、脑血栓形成、脑栓塞、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管痉挛、病毒性脑炎以及面神经麻痹等病”。
其二，其辨证论治基本是以中经络与中脏腑为纲，而在中经络部分中将外风与内风理论汇集在一起。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华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开始从行业标准建设角度重新构架中风病的诊疗理论。1986年《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向国内外学界发布；1996年又发布了《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标准指出，中风病又名卒中，在CCD（TCD）编码中中西医一致。中风病是在气血内虚的基础上，遇有劳倦内伤、忧思恼怒、嗜食厚味、烟酒等诱因，进而引起脏腑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直冲犯脑，形成脑脉痹阻或血溢脑脉之外，临床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语言蹇涩或失语，偏身麻木为主症，并且具有起病急、变化快，如风邪善行数变的特点，好发于中老年的一种常见病。按病理分为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
至此，中风概念特指西方医学所说的“脑出血”“脑梗死”所致的脑血管意外一类的疾病。在辨证论治方面，不再以中经络、中脏腑为纲，而是将中风病分为风痰火亢、风火上扰、痰热腑实、风痰痹阻、痰湿蒙神、气虚血瘀、阴虚风动七个证候类型。此后具有行业规范性质的著作及自第五版以后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内科学》教材，基本都以此为据，编写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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