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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神不使”理论发微

(2025-04-11 05:14:15)
《黄帝内经》“神不使”理论发微
摘自2025-4-10中国中医药报
陈宝贵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唐 林 孙天保 天津中医药大学
陈宝贵,首届全国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武清中医院主任医师、天津市武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张锡纯中医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从医六十载,依据《黄帝内经》“五神藏”理论,构建“脑病从神论治”及“神机—神应—神使—神用”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所言“神不使也……精气驰坏,营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明确指出“神不使”是营卫运行失调、脏腑功能逆乱导致人体机能衰退的病理状态。本文基于这一经典理论,结合临床实践,认为“神使”是指机体在病理状态下,通过中药、针灸等治疗手段重建生理功能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构建“神机—神应—神使—神用”的理论框架,认为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应当通过调畅神机、激发神应来促进神使,进而恢复神用,使人体重新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黄帝内经》中“神”的内涵
“神”字源于商周时期以“申”代“神”,其甲骨文象形为闪电舒张之态。考据表明,“申”既为地支之一,又主西南方位。至西周后,“申”加“示”旁而演变为“神”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曰“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揭示“神”本义为化育万物的主宰。《易经》亦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阐明“神”具有使万物化育的玄妙功用。《黄帝内经》中“神”的概念正是对《周易》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将“神化万物”的哲学内涵进一步延伸至人体生命活动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神”理论体系。
“神”作为中医学的核心概念,兼具医学与哲学双重属性,其内涵丰富而深刻。现结合自身研究体会,对其内涵作如现。
“神”概括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
《黄帝内经》中的“神”有一部分是人们对于各种自然现象有意识的观察与认识,即自然界中的“神”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认为“神”是天地变化之规律,蕴含着自然界的生机,是万物“生长收藏”之纲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认为阴阳是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是万事万物变化的纲领,是千变万化之起源,也是生长毁灭之根本,而阴阳的自然变化规律,也是“神”的一种表现。同时,《素问•五运行大论》云“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在脏为肝”,则展现出“神”是天地五行变化的客观规律。
“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
《灵枢•本神》中记载“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即因父精母血交合而形成新的生命,即为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初始阶段,因此“神”是生命形成的原动力。在人体气机运动的方面,张介宾在《类经》中指出“凡动物之有血气心知者,其生气之本,皆藏于五内,以神气为主,故曰中根”,认为“神气”是调节人体生命活动最主要一部分。《灵枢•天年》中“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论及了“神”对于人类生死的重要性,如果“失神”则人体生命活动将丧失。《灵枢•天年》曰“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认为“神”是维持人体生命的真元之气,在生命过程中起着决定“生死”的重要作用。“神”在人体精、气、血、津液等有形物质的运行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认为“神”是对人体生命规律及其现象的总括,凡精、气、血、津液的运行功能,都是“神”的具体作用,并在后世形成了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由此,可以认为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是“神”的内涵之一。
“神”作为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
“神”作为机体神明活动的外在表现主要表现在色脉、行为活动、精神、情志等方面。《素问•移精变气》中提出“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认为可以通过诊察“色脉”来观察“神明”的状态,也证明“色脉”是“神”的外在表现之一。《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提到“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也就是说当“神”失常之后,患者会表现为不懂得收拾衣服被褥,也出现胡言乱语,不辨亲疏远近的情况。“神”的状态也是机体外在表现之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将人体的情志活动概括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其由五脏所生,并且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情绪、情感、需求与动机,同时也能反映人体脏腑活动、气血运行等生理活动的状态,是神志活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神”主导人的精神活动
精神活动系统是以“神”为基础演变形成,包含意识、感觉、知觉、记忆、认知、情感、需求等多个内容。《灵枢•经水论》记载“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主管人体精神意识的神藏于五脏。《灵枢•卫气》记载:“神生于五脏,舍于五脏,主导于心。”其由心所主,受心主导下的五脏共同支配。《素问•宣明五脏》和《灵枢•九针》将五脏神分类为:“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五脏所藏神、魂、魄、意、志可以单独参与局部的神志、情志活动,主导机体的意识、感觉、知觉。人体的意识思维活动也由“神”主导,《灵枢•本神》言“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详细描述了心理活动的发生、变化历程。在心神的统领下,由“任物”的基础上意识思维活动逐渐加深,产生的意、志、思、虑、智统称为“神之用”,表示人体的主观和客观心理活动。
“神”的其他含义
除上述与自然变化规律以及人体生命活动息息相关的四种“神”的内涵外,《黄帝内经》中的“神”还有神明、鬼神、智慧、医术高超、直觉等特殊含义。《灵枢•刺节真邪》云:“神明之类也,口说书卷犹不能及也。”此处的“神”即为天神、神明之意。《素问•五脏别论》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其中“神”则是具有宗教色彩的鬼神的含义。《素问•上古天真论》:“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此处“神灵”,后代医家多注解为智慧。《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其中“神”则是代表医者高超的医术。
《黄帝内经》“神不使”理论探索
“神不使”的概念
《素问•汤液醪醴论》有“帝曰:形弊血尽而功不应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的论述,首次提出了“神不使”这一重要概念。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所言“脏气元神尽去,无可得而使也”。再结合历代医家的论述,认为“神不使”是指营卫运行失调、脏腑功能紊乱导致人体机能衰退的病理状态,这也是临床治疗效果不佳的关键因素。
结合临床实践发现患者“神不使”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患者情志异常,“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神不使”的病因,认为患者由于突然的情绪刺激或者持久的情绪失常,造成人之“神”不能发挥正常生理功能而引起“神不使”。二是患者由于对于医生不信任或者对于疾病痊愈没有信心,不配合医生治疗而造成“神不使”,正如《素问•五脏别论》云“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三是患者病情较重出现“精气弛坏,营泣卫除”的情况,即精亏血少,营卫化生乏源,神失所养,神气消散造成疾病无法痊愈的情况。
十六字治疗原则
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了“调畅神机、激发神应、促进神使、恢复神用”的十六字治疗原则。
调畅神机
《黄帝内经》对“神机”的记载,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等,强调“神机”在机体运行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总结后认为“神机”起到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切功能活动的作用,升、降、出、入四种表现形式是人体神机的表现形式之一。
神机是一切生命运动的根本,“神”能够起到统摄、主宰作用,“神”的盛衰是生命力盛衰的综合体现。《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灵枢•本神》云“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等内容,进一步强调神在生命活动中的主宰地位。气机升降出入、津液输布排泄、经络开合流注等生命活动,只有在神的统帅和调节下,才能发挥正常作用。“神”是人体全部生命活动运行的枢纽,控制人体内部的运行以及人体外在活动,在“神”的主导作用下,机体运行保持动态平衡,使人体维持正常生命活动。张锡纯认为,妇人产后小便不通的病机为其气下陷,郁阻下焦,三焦枢机不利,气化失司,遂投以升麻黄芪汤治之,以升提之药调畅三焦气机枢纽,神机以复,小便得通。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对于心肾不交型不寐患者常用二至丸为君药治疗,女贞子味苦入心经,以清心火,与旱莲草并用以滋肾水,水火既济,以复心肾枢机,不寐乃愈。
激发神应
《灵枢•本神》云:“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指出针刺的治疗手法都应该在“神”得到响应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张介宾《类经》亦云:“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施治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药剂治其内,而藏气不应,针艾治其外,经气不应,此神气已去,而无可使矣,虽竭力治之,终成虚废而已,是即所谓不使也。”张介宾强调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神应的重要性,认为“神应”是“神”使与“神”不使的关键所在。
神应是人体对外界刺激(包括治疗、环境、情绪等)的应答和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如果神失其应,即使采取合理的治疗手段,治疗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若在进行针灸治疗中,患者出现得气现象即可认为人体对于针灸疗法有所响应,神应则效果非常。故明代针灸大家陈会《神应经》云:“得针灸之妙道者也。”若在汤药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相应表现或症状减轻的情况则说明神有所应,则治疗效果显著。如《金匮要略》中论述到由风寒湿邪侵袭人体引起的风湿病应使用麻杏薏甘汤、五苓散等方剂,以微汗、利小便等治法进行治疗,若服药后风湿患者出现微汗或患者小便自利等症状则神有所应,相应治疗效果显著。心主神明并结合“胃络通心”理论,认为若神无所应,则胃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功能减弱,治疗效果也相对降低。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手段进行治疗,调畅神机的基础上,应以神有所应为先,若病情危重,神无所应,则应以激发神应为主。
促进神使
“神不使”一词出现在《素问•汤液醪理论》中:“帝曰:何谓神不使?岐伯曰: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以“神不使”为出发点进行延伸,“神使”则是机体在病理状态下,通过药物、针灸等治疗手段重建生理功能的过程。
“神不使”是指人体营卫调节失调,脏腑功能逆乱状态,引起人体正常机能下降,造成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及免疫力下降的病理状态。结合“神不使”理论,我们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相关疾病大多数与患者精神情志失调相关,根据《黄帝内经》中“阳明络属心”理论,心神不安进而影响脾胃生理功能。我们提出了开窍醒胃法重建脾胃生理功能,通过促进神使,进而促进胃肠黏膜进行自我修复,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大多数人在病毒感染时正邪交争剧烈,出现焦虑、抑郁、失眠等精神心理症状,亦可出现纳差、便溏、胃脘胀满等脾胃失调症状。诸症皆因病毒感染后造成五脏六腑功能失调,气血营卫运行不畅,引起人体的免疫功能减弱。因此,在治疗病毒感染后遗症过程中重视促进神使,恢复人体生理功能,从而提高自身免疫力,重用生黄芪、太子参、赤芝、枸杞子等药。生黄芪、太子参益气健脾和胃,脾升清,胃降浊,通过调和脾胃以养心神;赤芝、枸杞子色红入心,养心安神,四药合用扶正驱邪,提高机体免疫力,以达促进神使之效。
在调畅神机、激发神应的基础上通过汤药、针石等治疗手段相结合进行调节,可使人体恢复生理状态,达到促进神使的治疗目的,提高人体自我修复能力以及自身免疫力。
恢复神用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神用无方谓之圣。”《类经•运气类》亦云:“神之用,变化不测,故曰无方。”“神用”是指人体五脏六腑的正常功能能够得到发挥,体现着机体生理机能与心理活动的和谐统一,“神用之道”即“天地阴阳之道,有体亦有用”。
《素问•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凭借天地阴阳消长,按照四时节气运行的自然规律才能够有着正常的生命活动。认为人从出生开始的生长发育,机体免疫防御等功能均与自然环境变化息息相关,只有顺应自然界天地四时变化才能使神有所用,人体的正常功能才能得以发挥。人体气血津液由五脏六腑化生而来,为神所用,为神明发挥各项功能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建立起神用与五脏六腑的生理机能的关系。《素问•三部九侯论》云“神脏五,形脏四,合为九脏”,提出五脏藏五神的理论。五脏分别主神、魂、魄、意、志,但心为君主之官御神以主五脏六腑,心所主的神可统摄魂、魄、意、志其他四神,亦可单独参与局部的神志、情志活动,主导机体的意识、感觉、知觉。
《黄帝内经》“五脏藏五神”表明了“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枢纽,以五脏所藏五神为中心,以十二正经、奇经八脉、九窍、五体、脉道、腠理等作为通道,以气血为信息传递的物质基础,在人体内形成综合交错的网状系统,进而调控人体活动。如果“神不用”则会使人体一切意志思维、生命活动运行均会受到影响,因此在临床治疗疾病过程中注重调畅人体脏腑功能,促进精、气、血、津液的生成,使其为神所用,达到恢复神用的治疗目的。

[转载]《黄帝内经》、《黄帝外经》、《阴阳大论》与《玄隐遗密》的关系讨论

 (2025-02-26 08:59:15)[编辑][删除]

今有三申道人编撰之《玄隐遗密》出版发行,内容包括:《黄帝内经》上篇10100篇和下篇873篇、《九常记》948篇、《九真要》内篇944篇和外篇429篇、《阴阳大论》上下213篇及《龟书》上下2篇。

其中《黄帝内经》“典录”中提到

二王古,歧辕远。经册亡,方生独,方士啬,忧生怜。执所密,莫外传。

  昔容成子侍商,哀其道不彰。身退以游四野之陆故,考集子十数人,之游录者三十数,歴十三春有时,

  成册者曰内经十八囱,合七十二卷。曰九纪九囱,合三十六卷。曰九真九囱,合三十六卷。

言明此书为容成子历时13年,通过对当时留存的各类医书重新整理,编纂成册而来。内容包括“内经72卷,九纪36卷,九真36卷”。(容成子传说是黄帝之臣子,是指导黄帝学习养生术的老师之一。)其内容与现今流传的《黄帝内经》内容有很大不同。

  现今流传的《黄帝内经》是经过历代整理汇编而成,其内容也经过不同时期的失佚及修订,主要有两种的版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版、唐代杨上善整理的《太素》版。

《黄帝内经》一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班固著,成书约公元90-100年左右),其中提到古代医经“《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序中提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阳大论》。”虽然未提到《黄帝内经》,但提到了其组成的《素问》、《九卷》。

《素问原来共9卷,后经唐代王冰订补,改编为24卷,计81篇;《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南宋史崧氏重新校订后,由9卷扩为24卷。以上的《素问《灵枢》后又经北宋林亿等校注成为现行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

 

《玄隐遗密》中的“内经72卷,九纪36卷,九真36卷”既然同是容成子所著,那么《九常记》与《九真要》是否就是已经失佚的《黄帝外经》呢?而《阴阳大论》是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一、人体虚实与生物相同,五脏骨肉滑利生命就可以长久

“夫虚实者,皆从其物类始,故五脏骨肉滑利,可以长久也。”

 

1、何为虚?何为实?

“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如:“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

2、何为顺?何为利?

“故曰滑则从,涩则逆也。”

 

3、什么叫重实、重虚?

“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

“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恇然。脉虚者,不像阴也。如此者。”

二、了解一些重症发生的原因,及早加以预防

或因吃肉类精米太多,或为暴怒、忧虑所致,也有外中风寒。

“ 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暴厥而聋偏塞闭不通,内气暴薄也。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着也。跖跛,寒风湿之病也。”

《内经·邪客第七十一篇》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内经》对音律的对应关系比较笼统,对音律内容的介绍很少。音律作为古代文化的很重要的内容,与中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希望通过对音律的学习能解开《内经》中的一些谜团。

古代有五音和七音,这个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音阶,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近似现代音乐简谱中的123456。后来又加上二变,即变宫、变徵,变宫近似现代音乐简谱中的“7”,变徵近似现代音乐简谱中的“4”。我国传统的音乐中没有和“4”相当的音。五音加二变,合起来叫做七音七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七声音阶:宫(1)、商(2)、角(3)、变徵(4)、徵(5)、羽(6)、变宫(7)

我国的古代律制。古称六律,实则十二律,即古乐的十二个调。律,本来指用来定音的竹管,旧说古人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因此,这十二个标准音也就叫做十二律。这是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有固定的音高和特定的名称,大致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十二个调。由低到高依次排列为:(1)黃钟(C) (2)大吕(·C) (3)太簇(D) (4)夹钟(·D) (5)姑洗(E) (6)中吕(F) (7)蕤宾(·F) (8)林钟(G) (9)夷则(·G) (10)南吕(A) (11)无射(·A) (12)应钟(B)。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奇数六律为阳律,称六律,偶数为阴律,称六吕,总称六律六吕,或简称律吕。但古书上说的六律,通常是指阴阳各六的十二律说的。

上古时代,又以律与历附会,把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把十二律和十二个月配合,按《礼记·月令》,即孟春之月,律中太簇;仲春之月,律中夹钟;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律中中吕;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季夏之月,律中林钟;孟秋之月,律中夷则;仲秋之月,律中南吕;季秋之月,律中无射;孟冬之月,律中应钟;仲冬之月,律中黃钟;季冬之月,律中大吕。

 

现在我们找一根弦,长度为8.71寸。这根弦发出的音就是黄钟音,我们按住黄钟音的2/3,的地方弹一下,就得到了林钟音,再取林钟音的4/3就得到了太簇,取太簇的2/3就得到了南吕,南吕的4/3就得到姑洗……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得到十二律中所有的音。这就是所谓的:"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这种音的生成方法就称为"三分损益法"

以上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古代音律的知识,这里可以明确几点,第一,五音六律实际上是五音十二律。第二,五音是1 2 3 5 6,加上变宫、变徵就是七音,和今天的七音是一致的。十二律是指一个乐曲的调。第三,除了五音十二律以外,和音乐有关的还有不同乐器的演奏,古代称为声,或者称为音,有八个,“八音”是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钟、铃等属金类,磬等属石类,埙等属土类,鼓等属革类,琴、瑟等属丝类,柷、敔等属木类,笙、竽等属匏类,管、箫等属竹类。

明白了五音、十二律、八声的概念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下面接着就要找找与人体的对应关系。五音属五行应五脏、五体、五腧穴等等。十二律配十二月,十二月在《内经》中对应十二节、足之十二经脉等等。《内经·邪客》曰:“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内经·阴阳系日月》曰:“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故足之十二经脉,以应为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为阴;手之十指,以应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为阳”。八声对应八风,八风源于四时,在人体可以对应八个方位,或者八个治疗方法、手段等等。

音律在人体上的应用一定是多方面的,这里只介绍其中一种我常用的对应方法。五音对应五腧穴,十二律对应足之十二经脉,八声对应针、灸、砭石、导引、安蹻、药物、等等不同治疗方法。经脉定调,在该经的五腧穴谱曲,最后用适应的治疗方法来演奏。针灸是我最喜欢应用的治疗方法,简便易行,效果比中药不差,没有毒副作用,是《内经》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也最符合天人相应的理论。针灸选穴只用《内经》当中提到的穴位,而且最常用的就是五腧穴,结合音律的理论,应用五腧穴作为基本音符可以编出美妙的乐章。

内经学概念研究探讨

 (2023-01-16 04:33:17)[编辑][删除]

 


时间:2020-06-22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董美然 邢玉瑞

  •内经学的研究工作以《黄帝内经》一书为主体,但内经学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医学本身。

  •内经学所涉及的范围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哲学基础;二是中医理论;三是中医临床病证;四是其他学科的内容。

  内经学概念自上20世纪30年代提出以来,至今对其仍缺乏统一准确的认识。相关学者提出的内经学概念,由于对其知识范围认识不全,故存在定义片面等问题。这一现实,不仅阻碍着内经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同时也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与提高,因此,有必要对内经学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研究,以明确其概念。

内经学概念的提出与演变

  内经学一词最早由秦伯未提出,在他编写的《秦氏内经学》有提及。时逸人1941年出版的《时氏内经学》,对《黄帝内经》的命名、产生年代、学说的素质、历代名家注释及其哲学思想等进行了叙述。20世纪中后期,有关内经学的知识框架研究逐渐展开,如1959年北京中医学院教研班编写的《内经学》已经初步具有内经学的规模,其以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分为八篇。首篇介绍《黄帝内经》的内容与命名、历代医学家研究《黄帝内经》的情况及研究方法;第二至第八篇次第为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人与自然、藏象(含经络)、病机、诊法、治则的相关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初,任应秋提出了内经学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的设想。

  上述学者及研究成果虽均提出了内经学的名称,但没有明确内经学的定义。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洪图教授在1993年第四届全国内经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使用内经学学科名称,得到业界前辈和与会专家的赞同;继后又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内经学”论》一文,阐述与论证了内经学的概念、学科界定、研究任务与方法等问题。同年经与会专家达成共识,中医学的分支学科——内经学,在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会议上成立。1997年王洪图主编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一书,首次提出了内经学较为完整的定义:一门以研究《黄帝内经》及其有关研究成果为对象,以探索人体生命规律为主要任务的中医基础学科。该定义的优点是以研究《黄帝内经》及其有关研究成果为对象,说明了内经学的研究主体,而其存在的问题是仅将内经学限定为一门中医基础学科。由于《黄帝内经》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内经学的研究也不囿于中医理论,将内经学归属于中医基础学科,定义项的外延小于被定义项,定义过窄。2004年出版的规划教材《内经学》,认为内经学是研究《黄帝内经》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一门学问,属于中医学理论及其临床应用的基础性学科。此定义虽有所改进,但仍然具有与上一定义相同的问题,而且用学问与学科定义同一概念,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基本沿用了《内经学》教材的观点,同时还提出研究旨在探究《黄帝内经》及内经学科形成、发展的条件、背景及其过程,从其历史与现状研究《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与防治疾病的知识及技术等多学科思想,以探索学术发展规律,探讨其与医学发展的关系,从而指导医学发展。

  以上观点虽然使内经学的研究范围得以扩展,但从概念定义的角度而言,其内涵窄而外延宽,外延描述明显超过了内涵限定的范围,同时也造成概念的混乱。引起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对内经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未认真梳理,没有从逻辑学的角度加以认真研究。内经学的研究工作以《黄帝内经》一书为主体,但内经学的研究并不只局限于医学本身,诸多学科支撑着《黄帝内经》的形成和发展,后来也成为内经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内经学的知识范围

  作为中国古代医学“四大经典”之首,《黄帝内经》被誉为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其内容不仅局限于医学,更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涉及哲学、气象学、生物学、天文学、历算学、地理学、逻辑学等学科,其知识体系大致可以划分成以下两大类。

  医学本体知识

  虽然内经学概念是由现代人提出的,但其知识框架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却是在古代就已经悄然呈现。唐初杨上善最早从医学知识体系的角度阐述了内经学的理论框架,他根据内容性质的异同,在《黄帝内经太素》中将《黄帝内经》的原文,及分类归属,按摄生、阴阳、脏腑、经脉等十九大类重予编次、注释。明代医家李中梓精研《黄帝内经》,提炼《黄帝内经》。的重点内容,编成《内经知要》一书,选择性地分为阴阳、藏象、经络、治则等八类,使《黄帝内经》的内容更加精炼实用。张介宾总括百家,剖析幽隐,撰著《类经》一书,将典籍分为阴阳、藏象、脉色、经络等十二类,汇分为三十二卷。历代医家虽然没明确提出内经学这一概念,但却根据自身对《黄帝内经》的探究,对其进行不同层次的梳理,开启了内经学知识范围与框架的研究,为后世研究内经学做了铺垫。

  由王洪图主编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是基于《黄帝内经》以医学为主体,涉及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以及内、外、妇、儿、养生康复等各科,包含理论与临床两大部分,主要是为各个学科提供其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并从宏观角度为各学科发展提供基本规律,是中医学基础学科之一。由此,内经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被提出,而其中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内容作为内经学中的医学本体知识,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

  支撑学科知识

  《黄帝内经》学说体系的形成以坚实的古代多学科知识为支撑,内经学的发展也使得学科内容不断丰富。

  哲学的气理论是中医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本质结合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气论思想,用气来说明天、地、人的构成和运动变化,并通过气的生成、运行、变化以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养生等。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重要且独特的范畴,同时是《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重要基本范畴。阴阳理论作为哲学观和方法论被《黄帝内经》引人中医学以后,有力地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并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

  古代众多医家在研习、论证《黄帝内经》专题时,常引用古代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知识,譬如孙思邈、张介宾引《周易》论《黄帝内经》阴阳学说,王冰引用《礼记·月令》月令知识论《黄帝内经》四时养生说,徐大椿引用《孙吴兵法》的兵法知识论治疗原则等。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其他有关学科专家亦参与研究《黄帝内经》,如医学地理学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发病、治疗、寿命、情志、饮食营养的关系,提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思想。医学气象学通过研究气象与人体生理、发病、预防治疗及养生的关系来说明气象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莫尔非曾指出:“世界心理学的第一故乡是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心理学的第一故乡,《黄帝内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帝内经》中关于心理与发病、心理治疗及心理卫生保健等方面的论述论证了疾病与心理学的关系。《黄帝内经》中的社会文化思想、社会政治形态与疾病的关系、社会经济状况与发病、社会教育思想研究、社会阶层与发病等思想也证明了社会学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经过多年努力工作,现代多学科研究《黄帝内经》结出了丰硕成果,具有深刻意义。故王洪图认为,内经学的研究领域与范围并不局限于医学本身,《黄帝内经》在剖析与认识医学问题时运用了多方面的知识与方法,包含当时有关的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等,这些学科中部分则发展演变为新兴学科,如中医时间医学、医学气象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

  支撑学科知识对于内经学而言,犹如数学之对于物理学、化学,本不属于内经学,但在后世学科交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医学的分支学科,如中医时间医学、医学地理学、医学气象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都是相关学科与医学交叉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当隶属于内经学的范畴。

  综上所述,内经学所涉及的范围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哲学基础,涉及宇宙观、方法论和医学目的等;二是中医理论,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论治、养生、运气、中药、方剂等内容;三是中医临床病证,涉及临床各科病证的诊断与治疗;四是其他学科的内容,如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物候、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哲学基础、中医理论与中医临床病证构成内经学的医学本体知识与方法论,其他学科与中医学进行交叉,作为内经学支撑学科存在,所以内经学的内涵当指研究《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与临床诊疗知识、技术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而外延从医学本体知识的角度而言,包括中医哲学、中医思维方法、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经络学、养生学以及部分中医临床学科等。从支撑学科知识角度而言,涵盖中医时间医学、医学气象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董美然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

试论《金匮要略》治未病

  (2023-01-13 10:05:51)[编辑][删除]


时间:2020-07-06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5版  作者:朱萌 朱传龙

  《金匮要略》以整体观念为理论指导,强调“治未病”是《金匮要略》的主要特点。在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的第一、二条,首先从《内经》“人与天地相应”的整体观念出发,指出了人与自然密切相关,人是在一定的自然气候环境下而生长的,如所谓“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同时也指出了自然气候的反常,是人体发生疾病的外因,如所谓“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行舟,亦能覆舟。”人体本能的生理调节代偿减退,是疾病发生的内因,外因和内因之间,内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所谓“客气邪风,中人多死。”“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这和《内经》所说的“邪之所凑,真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理是一致的。仲景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在脏腑,外在经络,都有经脉相通,气血相贯,在生理情况下,可以朴素依存,朴素制约,谓之功能协调,协调则安,在病理变化时,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传变,谓之功能紊乱,紊乱则病,所以临床一切证候的产生,都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

  对于疾病,指出必须以防为主,强调“治未病”是整体观念用于治疗的具体表现,亦即把预防为主的医疗观点,放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这种“未雨绸缪”防重于治的精神,在临床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同时颇具现实意义。

  “治未病”是《内经》首先提出的。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天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又如《灵枢·逆顺篇》说:“岳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枣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忆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但《内经》所提出的“治未病”是指防病于未发之先,或者是指在治疗上治其始生,或邪气已衰之后。

  《难经》中关于“治未病”在提法上发展了一步。《难经·七十七难》说:“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尤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本段原文是《难经》对《内经》治未病思想的具体解释和运用,并首先明确提出了肝病传脾,当先实脾,防止疾病的传变也是“治未病”。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说:“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唯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肺伤;肺被伤,则鑫气不行;鑫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肝此法,实则不在用之。”仲景的《金匮要略》在论述《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对治未病的基本概念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进一步把治未病与本病的关系统一起来,即文中所提到的“实脾”不仅仅是防止“肝传”,而且有治肝的作用在内,所谓:“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这又是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对“治未病”在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治疗杂病,既要重视当前症状,还要治疗未病脏腑,防止病势的发展。在临床确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临床如肝郁的病人,除症见胁痛外,可伴有胃胀,饮食不振或大便失常的临床表现。这是因为肝脉挟胃贯膈,肝郁犯胃乘脾的缘故(肝木克脾土)。即原文“肝当传之于脾”之意,所以,治疗时应在疏肝的基础上,兼以健脾,逍遥散为其代表方剂,方中用白术、茯苓的道理也就在此。

  所谓“治未病”,主要意义一则为未病先防,另一则乃已病防变。中医学对疾病的发生,很重视人体的正气,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侵入,人体就不会得病。《灵枢·百病始生篇》说:“风雨寒热,不得能独伤人,猝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也即《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有人体的正气相对虚弱,不足以抵挡外邪时,邪气才能乘虚而入,侵犯人体,发生疾病,这和《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所说的“客气邪风,中人多死”,“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之理是一致的。未病先防,就是在未病之前,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而积极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指出了调养精神形体,是增强身体健康,提高防病机能,减少疾病发生的重要环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说:“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更能无犯王法,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内养正气,外慎风寒,以防止意外灾伤的发生。既是预防疾病发生的重要措施,也是“治未病”的主要精神。

  预防疾病的复发,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是“治未病”,例如《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篇》第十三条说:“呕吐原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本条因骨中停饮上逆于胸膈而引起呕吐,呕吐后渴欲思水,这是饮去阳复。病情好转的表现,所以说“思水者,解”。此时宜“少少与饮,令胃气和则愈”。如因思水而尽量与饮。如此,则因胃弱而不能消水,就有旧饮方去,新饮复停的可能。所以,预先给服小量猪苓散,猪苓散方中,白术健脾,茯苓、猪苓利水。白术与二苓同用,则能健运中焦,利水化饮,使中运复常,气化水行,则停饮尽蠲,渴呕亦止,续进新饮而不致复发。

  已病防变,是防止疾病深入发展和恶化的治疗方法。如果疾病已经发生,则应争取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邪风之致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膨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说明外邪侵袭人体,如果不能及时诊治病邪就有可能由表传里,步步深入,以致侵犯内脏,使病情愈来愈复杂、深重,治疗也就愈加困难。因为人体内脏之间是存在着生克制化的关系,在正常时是起着朴素资生的作用,在病时往往又起着朴素影响、朴素传变的关系,正如《素问·玉机真脏论》所说:“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又说:“五脏相通,移皆有次。”因此,在防治疾病过程中,一定要掌握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传变途径,做到早期诊断,有效地治疗,才能防止其传变。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篇》第二条说:“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塞。”说明了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和方法意义。

  《金匮要略·痉湿暍病篇》第十二条说:“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本条证以邪在太阳之表为主,故冠其名曰“太阳病”。太阳病,寒束肌表,卫气闭塞,故无汗。按一般规律,有汗则小便应少,无汗则小便应多,今无汗而小便反少。是在里之津液已伤。汗不出则邪气不能外达,小便少则里气难以宣行,势必逆而上冲,出现胸满之症,故曰“气上冲胸”。至于“口噤不得语”,是邪阻筋脉,势将强急成痉之兆,邪由经络侵入阳明,致阳明筋急,故“口噤不得语”。凡此皆欲作刚痉的前兆,若不及时预为防犯,必然向“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齘齿”之里热刚痉发展,故用发汗解表、升津液、舒筋脉之葛根汤兼泄太阳阳明两经之邪,乘其未盛而夺之,对于邪气方盛于表,欲作风痉之症,用之始方恰当,这是预防病邪由经入腑的例子。

  《金匮要略·奔豚气病篇》第四条说:“发汗后,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本条的主要症状是“脐下悸”,所谓“脐下悸”即是脐下筑筑而动的描述,为水饮内动之征。故从脐下悸的症状来看,可以测知其人下焦阳虚,素有水饮,汁为心液,因发汗后心阳虚则饮邪乘之,水饮内动,以致脐下筑筑悸动有上冲,发生奔豚之势,故曰“欲作奔豚”,若不及时治疗阻断,则其气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致奔豚发作。故治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通阳降冲,培土制水,方中以茯苓利水逐饮,桂枝通阳降冲为主,同时苓桂合用能交通心肾。治疗悸动,甘草、大枣培制水,从中焦以制其上逆,甘澜水性行而不滞,徐忠可谓“用甘澜水,助其急下之势”,如此则水饮欲作奔豚可愈,这是预防病在脏腑间相传的例子。

  《金匮要略》常提到“不治”“难治”等字句,如《脏腑经络先后病篇》第三条:“设微赤非时者,死。其目正圆者,痉,不治。”第六条“吸而微数,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远,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其主要意旨在强调早期诊断,及时治疗的重要性。提示若在病轻时失治,一旦病重危则难以挽回。(朱萌 山东省枣庄市妇幼保健院 朱传龙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中医院)

张大宁:重视正气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2023-01-16 10:30:59)[编辑][删除]


——从扶正御疫方谈中医治未病

时间:2020-06-1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海霞

  新冠肺炎发生后,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清肺排毒汤等方剂得到广泛使用,已为社会所公认。当前,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性并未减弱,加强防控措施仍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对于新冠肺炎这一新发传染病,如何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中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进一步挖掘运用。

  国医大师张大宁指出,治未病思想是中医学的优势,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愈后防复思想有效指导传染病防控治疗,并取得显著效果。治未病思想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有很多具体的方法。不但治已病要辨证论治,治未病同样也要辨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大宁以中医经典名方为基础,结合新冠肺炎病人的发病情况等,研制出新冠肺炎治未病有效组方扶正御疫方,经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制成胶囊后,在部分中老年人群,尤其是奋战在抗疫一线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人的医务人员中使用后,对扶助人体正气,增强免疫功能,抵御外邪病毒等起到明确作用,是一个新冠肺炎治未病的有效组方。近日,他结合扶正御疫方讲述了如何运用中医治未病思想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中发挥作用的想法。

  治未病思想强调正气的作用

  《素问遗篇·刺法论篇》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仅描述了传染病的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还指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张大宁说,中医早就认识到“正气存内”“避其毒气”是防控传染病的两个重要手段。

  有关流行病学调查证实,新冠肺炎发病率和致死率以中老年人群和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为最多,这显然与正气虚弱有密切的关系。张大宁说,2003年抗击非典时,他曾担任天津市中医药防治非典总指挥,亲眼看见了一个被称为“毒王”的病人传染他人的全过程。其中有个与这个病人接触两天的年轻人未被传染,而与他接触仅仅半天的两个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却被感染,其中一人死亡,可见正气盛衰在传染病中的重要作用,也证明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道理。所以,中医对于传染病的防控,在强调“避其毒气”的同时,还重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就是强调人体的免疫能力。中医治未病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愈后防复的全过程中都始终重视调补正气,从而达到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目的,这个中医学的优势和特色,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是中医药取得战绩的重要法宝。

  扶正御疫方立意强调扶正

  张大宁针对已知新冠肺炎的发病和病证特点,拟定扶正御疫方:生黄芪15克,炒白术10克,防风6克,石斛10克,川芎10克,甘草3克。以上为中药饮片一日量,可转化为中药颗粒,一日分2次服用,一般服7~10天。此方以玉屏风散立意,加石斛、川芎和甘草组成,并融入了其创立的补肾活血法思想,药味简洁,配伍精当,各司其职,层次分明,作用直接。

  张大宁对经典名方玉屏风散极为赞赏,说其药味简单、应用广泛、疗效显著,历来受到医家重视。关于玉屏风散的出处,一直以来医家有不同说法,如有认为出自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有认为出自金元时期朱丹溪学生纂辑而成的《丹溪心法》。张大宁认为其最早出现在南宋医家张松所著《究原方》书中。《宋史·艺文志》有载,张松精读典籍,博采各类效方验方,玉屏风散即其在古方基础上结合个人实践所成。然《究原方》已佚,今最早能见者为朝鲜医家金礼蒙所著《医方类聚》。《医方类聚》总结了明代以前150多种医书精华而成,其中完整记载了玉屏风散的组成。其实这几部著作问世的时间前后相差不长。张大宁说,无论是《世医得效方》《医方类聚》还是《丹溪心法》,甚至于佚失的《究原方》,其对玉屏风散的方意都源于金元四大家刘完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和金代著名医家张元素的《保命集》二书。前书中的白术防风汤,后书中的黄芪汤,组方与玉屏风散全同,仅剂量略异,可见玉屏风正是在以上方剂基础上构方的。

  玉屏风散由黄芪、白术、防风三药组成。全方益气固表止汗,增强卫外功能,犹如挡风的屏障,正如柯韵伯所言:“此欲散风邪者,当倚如屏,珍如玉也。”故名曰“玉屏风散”。张大宁对方中的黄芪情有独钟,并有独特见解。他说,单以“补脾肺之气”来解释黄芪的功能是不够的。《神农本草经》在论述黄芪时只是用了“补益”二字,并无脏器阴阳气血之别,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更进一步解释其为治疗五劳羸瘦、止渴、益气、利阴气的有效药物。《药性论》中更以“内补,主虚喘,肾衰,耳聋,疗寒热”总结了黄芪的功效,指明黄芪对于五脏虚弱,尤其对肾、脾、肺、心有补益作用,且“益气”之外,尚有“利阴”之功。正因于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黄芪誉为“补药之首”。张大宁说,黄芪在肾病和心病中使用尤多,乃因其扶正补虚之功,他在肾病治疗中就善用生黄芪。玉屏风散中黄芪补气扶正、固表御邪兼以止汗卫外,佐防风行表、固表、达表而祛风邪。正如李东垣所言“黄芪伍防风,防风而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者也”。为了增强健脾补气祛湿之力,再佐以白术固守安内实外,确为巧妙之配。张大宁在扶正御疫方中以玉屏风散为主,就是突出其益气固表、抗御外邪的作用。

  融入补肾活血法更有针对性

  张大宁作为中医肾病学的奠基人,20世纪提出了补肾活血法的治疗大法。通过对1000多例随机抽样大样本人群的中西医健康体检和中医辨证分析,发现尽管人们体质、年龄、所患病症不同,甚至是所谓健康人,都或多或少的有肾虚血瘀的情况,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50岁以上者甚至在95%以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气管炎等病的人群,无论年龄大小均有肾虚血瘀证,由此他提出“肾虚血瘀是各种慢性病和人体衰老的共同病理学基础和表现”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补肾活血法,成为异病同治的基础大法。几十年来,在中医多个专科中的实践,证实了此学说和治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新冠肺炎疫情中发现,患者以中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为多为重,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肾虚血瘀论和补肾活血法的重要性,所以张大宁在扶正御疫方中玉屏风散基础上加入石斛、川芎二药,前者以补肾为主,后者以活血为主。

  石斛,一直被历代医家推崇。《神农本草经》:“味甘平。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弱,强阴,久服厚肠胃。”明代李中梓《本草通玄》中称石斛“甘可悦脾,咸能益肾,故多功于水土二脏。”清代叶天士《神农本草经读》曰:“补脾而荫及五脏,则五脏之虚劳自复,而肌肉之消瘦自生矣。”张大宁说,石斛为补益五脏虚弱,尤其为脾、肾先后天不足之灵药。其以强阴为主,还有除痹活血、下气行气的功能,确为补药之优选,故唐代《道藏》中将石斛列为九大仙草之首。

  川芎,乃血中气药。宋代的《日华子诸家本草》曰:“治一切风,一切气,一切劳损,一切血,补五劳,壮筋骨,调众脉,破癥结宿血,养新血……”明代倪朱谟《本草汇言》谓川芎“上行头目,下调经水,中开郁结,血中气药……尝为当归所使,非第治血有功,而治气亦神验也……味辛性阳,气善走窜而无阴凝黏质之态,虽入血分,又能去一切风,调一切气。”张大宁说川芎为活血化瘀药中的特例,既行气又活血,气血均行。人之既老,血脉瘀阻,各种慢性病证更加重血瘀。血瘀有气滞血瘀、气虚血瘀、寒凝血瘀等,故活血亦有行气活血、补气活血、温经活血等之异。川芎一药,以行气活血为主,兼以温经活血,两法并用。如与黄芪、石斛、白术配伍,则行气、补气、活血之功更为显著。

  甘草一味,甘平即可益气健脾,又可调和诸药,还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之功。《名医别录》称其可“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本草正》称甘草“味至甘,得中和之性,有调补之功,故毒药得之解其毒,刚药得之和其性,表药得之助其外,下药得之缓其速。”

  张大宁说,扶正御疫方以补药之首黄芪补肺、脾、肾、心气为主,佐石斛助先后天并养阴,伍白术建中补气,配防风行表固表,更合川芎行气活血,再加甘草调和诸药,六药配合,可切中新冠肺炎之机体正虚、脏腑诸虚(肺、脾、肾、心)又兼血瘀等易感人群之要害,尤其对患有各种慢性基础病证之中老年人更为适宜,确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治未病的有效组方。该方曾在参加湖北抗疫的国家医疗队和各地支援湖北的医疗队中使用,普遍反映精神、体力增加,为提高抗病能力、抗御病邪提供了中医药支持。

  张大宁说,中医有独特的临床治疗学和预防医学理论与方法,历史上有成功防治瘟疫的经验,这次全国各地抗击疫情的实践也证明了中医药对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起到了显著作用。在新冠病毒这个新发传染病疫情下,我们不能麻痹、放松,除了要采取阻断传染源、加强隔离等防控措施外,还要用中医理法方药增加人体抵抗力,发挥中医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中的作用。(本报记者 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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