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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经典助力中医思维培养

(2025-01-21 08:27:32)

中医经典助力中医思维培养

时间:2025-01-1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常学辉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思维是中医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中医药院校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加强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是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深化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强化中医思维培养,建立早跟师、早临床学习制度,将师承教育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由此可见培养中医思维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关键。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依靠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中医人才具备中医思维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的必备条件。

中医思维与中医经典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中医经典是我国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是中医思维的重要载体。中医学的根与魂均蕴藏于中医经典古籍当中。作为一名中医师,读经典、背经典、用经典是通往“良医”的必经之路。中医经典是中医学理论知识的根源与精髓,是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医经典课程是中医药教育的核心课程,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具有关键地位。中医药教育离不开中医经典学习,中医经典是几千年来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是中医思维的重要载体之一,而学习中医经典是培养中医思维的有效途径。因此,中医学子必须要学经典、用经典,用中医经典武装头脑。

中医经典助力解决中医思维培养问题

中医经典对中医思维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然而,受科学主义、文化自信缺失、现代医学教育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医界出现部分中医经典教学弱化,导致中医药专业人才中医思维弱化甚至缺失的问题,影响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具体表现如下:

中医经典课程体系不完善。中医经典著作散失很多,如《黄帝外经》《胎胪药录》等均已遗失,即使未遗失也有错简、漏简情况;目前高校一般开设四大经典中无《神农本草经》,课程设置未能很好地突出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中医经典教学的弱化,出现中医药人才中医思维弱化甚至缺失。

中医经典研习困难。因时代和生活习惯改变,文义语义变化及文化知识背景变化,加之中医经典文献语意深奥,导致学生研习困难,兴趣度不高;加之中医经典研究医家众多,著作较多,解释各执一词,造成学生经典理解、研习困难,中医经典知识掌握不足。

中医经典教育不足。中医经典授课教师知识结构单一,教学模式单一,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教材中知识点难以融会贯通,讲授知识点不连贯,学生容易产生抵触、厌恶或恐惧心理,出现学习动机和兴趣不高的情况;传统教学方法对于如何将相关理论与原文应用到临床实际、解决临床相关问题存在明显不足或缺乏。

中医经典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缺乏有机衔接。大部分中医药高校中医经典类课程学时有限,经典配套类研究,尤其是临证研究课程少;经典课重讲授、轻实践,实训学时占比偏低,综合类实训基本缺乏,造成学生中医经典知识掌握有限,中医经典思维不强,运用中医经典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不足。

加强中医经典教学 助力中医思维建设

针对上述问题和不足,结合文献研究及河南中医药大学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整改措施:

完善课程体系,丰富中医经典内容。新开《神农本草经》《脉经》等课程;增开“仲景炮制”“仲景制剂”“《神农本草经》的临床应用”等课程,完善中医经典理论与实训课程体系;适度加大原有四大经典课程学时,完善经典课程实训课体系;增加临床案例教学,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医经典课程体系。

依托信息赋能,强化中医经典研究。在中医经典教学中适当融入文字训诂、天文历法、宗教哲学、历史地理等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以“第二课堂”形式增开文化类课程、史学类课程和隐性课程等模块的通识课程体系,开设如“易学”“逻辑学”“认知学”“心理学”“东西方哲学”“系统科学”等补充中医思维构建类的课程;依托在线教学智慧平台,整合系列中医经典课程资源;运用微信、教学平台等途径及时发布学习资料,答疑解惑,增强师生间互动,弥补课后辅导的不足,扩大中医经典学习层面,增加学生中医经典知识量。

加强师资培训,创新教学手段方法。加强中医经典教师素养培训,开展各类中医经典、传统文化、古代哲学等专项培训活动,提高教师队伍中医经典素养;邀请中医经典理论知识扎实,教学、临床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为全校教师进行培训,加强教师中医经典素养提升;通过参加培训活动,更新教师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手段、方法改革,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应用CBL、TBL、PBL 等现代化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使用慕课、微课等线上资源。

优化教学内容,打造教、研、评一体化教学模式。根据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优化中医经典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评价方法。早期导入中医经典,重塑经典课程体系,强化学生中医思维培养。开设中医思维训练与能力训练相融合的课程,对于“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等课程构建知识图谱,打通知识通路,形成学科内课程群之间的知识闭环。加强中医经典研究;实施过程性评价,设置经典与临床接轨病案教学,推广中医经典等级考试,以考促改,全链条打造中医经典教、研、评一体化教学模式。

通过完善课程体系丰富中医经典内容、依托信息赋能强化中医经典研究、加强师资培训创新教学手段方法和优化教学内容打造教、研、评一体化教学模式等措施,可提升中医学子中医经典掌握能力,助力中医思维培养,培养更多优秀中医药学子。

任继学治学【草根一生】

 中医经典助力中医思维培养 (2015-03-16 05:07:34)[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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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任继学治学【草根一生】


    早年我在任老左右侍诊,后又跟随参加学术会议多次,深得真传,特总结如下:

     持之以恒,勤奋苦读

    任老认为:医学浩如烟海,必须持之以恒,勤奋苦读,才能学到中医的真髓。要从浅处起步,妙在浅而易知,从易处入门,从基础开始,逐步由低向高发展,计划地学习经典著作,如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等,先是粗读、泛读,了解全貌,找出重点,然后更精细地将诵、释、体会三者互用,深谙医理,探求经旨,最后客观地将所学的知识融汇贯通,施于临床,指导实践。这种由浅入深,从源到流,呈阶梯式递增的学习方法,深为任老所推崇:“循序渐进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个不能违背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则必有所获,若反之则欲速而不达。”

   博熟精思  妙识圆活

    医乃活人之术,学不熟何以知医?术不精何以活人!故熟精,是对医者最起码的要求。 任老强调,医者对医理要博熟精深,对医技要熟练精湛,运用要灵活、准确、精当,因此,要求我们要精勤不倦,深入钻研,对重要的理论和经典著作的精辟之处,要熟读背诵,首先在“熟”字上下功夫,“熟能生巧”。只有熟,才能心领神会,窥其奥旨;只有熟,才能抓住要领,妙识通圆。不熟何以精思,不熟何以圆活!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索生智,才能应常变而法不穷,明其理而更显其妙。

   舍非从是,知常达变

    任老认为,要进一步开拓理论的知识面,就要善于研究诸家,要求我们博览群书,博采广蓄,并细心揣摩,反复研究,摄其精要,主张采众家之长补自家之不足,取众家之精华为我所用。他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研究诸家学术,不可因循守旧,要圆机活法,知常达变,师古而不泥古。师古,是先学习,不可不知其说;不泥古,是重取舍,不可尽依其说,要明其理而活用其法以符真义。临证最忌执一方而御百病,要守一法而应万变。他对经方的研究造诣颇深。每临证时,既能执持,又能方圆,十分重视师其法而不泥其方。例如:常用《伤寒论》的方剂,治疗各种杂病,其中的小柴胡汤,原为少阳和解之剂,但他加减化裁后,则用于治疗胃脘痛、呕吐、胁痛、心悸、不寐、咳嗽等各种内科杂证,均能取效。研究诸家,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古人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研究诸家之学说,要辨清是非,舍非从是,以求完善,精思熟虑,方能不被谬说所误。

   发皇古义   继承创新

    面对丰富的医学遗产,任老认为,只有继承总结,才能发扬光大,继承的途径有二。其一,是先学习,充实自己,然后是文献医籍的整理、研究,祖国医学文献医籍,汗牛充栋,而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和治疗经验,大多散见于各种医籍文献中,所以学习、研究、整理这些医籍文献,是继承的关键,是提高的过程,也是发扬光大的前提。 其二,是理论研究要结合临床实际,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研究中医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总结提高,才能发扬光大。从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到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历代医家承前启后,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创建急诊  普及临床

     自六十年代始,任老带领我们即着手系统研究常见急症,运用中医药手法进行临床研究,对急性缺血性中风、甲亢、心悸、急性咳嗽、外感高热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尤其是采用吉林道地药材治疗急症。开发了益脑复建丸、抑亢丸、肺宁冲剂、等一大批科研成果,推广省内外。并于80年代初率先在国内开设《中医急症学》等系列学术讲座,在中医急诊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方面贡献极大。在《悬壹漫录》、《任继学经验集》等著作中均有充分的体现。提出的脾心痛、急性胆胀、肾风等十七种新的病症证治体系,其间的脑出血破血行瘀,泻热醒神证治法则、急性心梗从痈论治观点等创建,均是构建中医药急诊学学科体系必不可缺的重大组成部分。

   见解翔实   创新理论   

     中国中医研究院路志正评价为“禀学渊深,承继活泉,其德高品良,术业精纯,思敏技巧,学问之日跃,临证之宏验,仰慕者日众,……见解奇新,翔实而实用。”任老学风严谨,治学扎实,曾对中风病予以系统的四次论述,每次均有所发展。如中医“象”学内涵,中医“道”理论,络病理论与临床,肌腠与募原理论,人体三维生理系统阐述,心肌缺血新见解,时疫病毒腹泻证治,太极学理在中医上应用,肝之生理补议,肾的生理病理新见,真心痛的病机观点及治血化瘀,兼调肝肾证治学说,维厥病、解佚病、肺胀、胆胀、脾心痛、脏结、肾风、水毒等创新的病症证治系统,血管性痴呆的“脉舍神”理论阐述以及SARS的中医药理论分析与独特的治疗方法等等,多为国内外中医同道认可,收藏、引用者甚多.

中医药打开了认识生命的另一扇门

 (2023-01-31 04:46:33)[编辑][删除]

 


时间:2020-10-2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王庆其

 

  中医药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积淀、融合、蕴含、体现着中华传统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教授领衔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中医优秀文化思想的传承研究”,经过五易寒暑结成硕果,《中国传统哲学视域下的中医学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付梓,该书从三才、意象、中和、变易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中华传统哲学与中医药文化的联系、渗透与影响,阐述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医药中的临床应用。通过系列的深入诠释,有助于学人领悟中医学是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生命科学。如果说西方医学用逻辑思维与实证方法开启了认识生命的一扇门,那么中医学用传统中华哲学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世界打开了认识生命的另一扇门。

基于“天人合一”的三才思想

  关于“三才”一词的确切起源,现存文献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将天、地、人立为三才,作者将纷繁复杂的宇宙、变化万端的世界最根本性的决定因素,都归结到三才范畴。三才观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即将人置于天地人交互影响的大视野下,在具体的时空中去探讨生命活动的规律。

  古人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探索生命的奥秘,实质上都是围绕着天地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地人之学” 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概括为天地人之学。《史记》:“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三才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

  “三才思想”告诉我们,天地人并不独立存在,讨论天地必联系人,研究人必须联系天地。天地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地,人是天地中的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 :“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这里的“天地”就是指客观世界的本身,“人”的本质是“天地与人”“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中国文化中的“天地”,是以“人”为基本出发点,所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将人与天地并列合称,凸显出人的重要性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充分彰显了人本思想。

  “三才思想”是中医学重要的学术思想,体现了整体思维理念。中医学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事物内部间的各个部分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既重视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统一性,又强调人体自身的统一和完整性。所谓整体思维,即以联系的观点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用此方法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天人合一观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中医在探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过程中,并不是把人体分割成各个部分孤立地加以分析研究,而是从人体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联系中加以认识的,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天人合一)、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一体)。

  中医学正是从整体认识人体的基本观念出发,要求医生在诊治疾病中不仅着眼于病变局部的情况,而且重视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不仅注意人体本身的变化,尤其要联系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在诊断疾病时要审察内外,无失气宜;治疗中立法用方因时因地制宜,“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否则“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养生中必须“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近年来,西方医学的模式已经从生物医学模式转换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那么,中医学的医学模式从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奠定了“天—地—人三才一体”模式的架构。三才医学模式开启了世界认识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规律的另一扇门,并彰显出充满哲学智慧和具有前瞻性的学术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说“中医学是传统的,同时也是前卫的”。三才医学模式必将开辟未来医学发展的新境界。

基于“生生之道”的变易思想

  《周易·系辞》曰:“生生谓之易。” 是说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变化、更新过程中的。“易”在中国古代逐渐发展成为认识自然界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谓“易道”就是变易之道,北宋大儒程颢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南宋易学家杨万里亦云:“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

  关于“易”的本义,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易”之含义有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所谓“变易”是说宇宙间万物皆变。宇宙万物,永远变动不居,四季更替,寒来暑往,岁月流逝,人事代谢,世界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所谓“不易”即不变,就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们研究宇宙万物的真理,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中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所谓“易简”,乃是平易简单之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抓住主要矛盾加以解决,这才是智慧,有哲人说,简要是智慧之魂。《周易》用阴阳和六十四卦来象征宇宙的万事万物,以简驭繁,这种“简易”,是大智慧。

  “变易”是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基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思想特征之一,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授《易》以为说。”明代医家张景岳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作为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中医学,《易》之思想同样成为构建其学术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探究自然界及人体生命、健康与疾病问题发展变化规律的思想武器。

  运动变化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过程的生、长、壮、老、已各个阶段是永恒运动变化着的过程,用运动变化的观点对待人与自然,疾病与治疗等问题。例如:在自然界四时的转化,“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在人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在疾病,“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六日厥阴受之”;一昼夜之中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在治疗,有三因制宜,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法随证变,圆机活法等。在养生,有四气调神,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因此,《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所谓“生生谓之易”,实际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哲学,揭示了生命的“化流行”“生生不息”的道理。世界上的事物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时时有新的东西产生。南宋理学家朱熹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由“一”分化而来,气一元论把世界变化和万物相联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样的宇宙观和思想体系下建立起来的中医学,上接天文,下应地理,中合人事,体现天人合一、形神一体,注重生命过程演化方式的生命科学,彰显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生命活力。

基于“崇中尚和”的中和思想

  中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和”字起源甚早,甲骨文中作“龢”。《说文》:“音乐龢调也。”《乐记》:“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和之也。” 和指音乐和调。金文中出现“盉”字,《说文》释“盉,調味也。”和指调酒、调味器具。《易经》的“中和则吉”体现了其对“中和”的追求,故有学者认为,“整部《周易》始终都贯穿了‘崇中尚和’的思想”。《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直接提出“中和”便是天地之道,“致中和”则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育形命。从儒家的“致中和”“礼之用,和为贵”等,到今天“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几千年来,“和”思想渗透到中华文明的哲学、历史、政治、伦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生活。

  中医学的“中和思想”贯穿于全部理论体系及诊疗疾病的始终, 是中医学理论建构的基本理念之一。“中”指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和”是指行为尺度的适中和事物多元素状态的统一协调。“中和”的本意是指保持和恢复人体的自身调节机制,使阴阳、营卫、气血、津液、脏腑等系统功能协调而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且贯穿于理、法、方、药的全过程。健康就是人体的一种和谐状态,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天人和、形神和、气血和;疾病就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而产生的阴阳、营卫、气血、津液、脏腑功能的不和;治疗疾病的根本目的就是“致中和”,治疗的大法是“和其不和”。《景岳全书》:“和方之剂,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亦犹土兼四气,其中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贵也。”程钟龄所谓“一法(指和法)之中八法备矣;八法之中百法备矣”。中医养生要求“处天地之和”(天人和);精神养生“恬淡虚无,精神内守”(情志和);饮食养生“谨和五味”(五味和);运动养生“形劳而不倦”(气血和)等。

  中医学的“中和”思想,不但可以充分借鉴古人智慧以化解现代社会发展中由“二元对立”思想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危机,而且可以深入理解中医思维,把握中医真髓,提高中医实践水平,从而为破解现代医学面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新型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难题、矫正对抗治疗与过度治疗思路与技术的弊端、纠正医疗关系认识错位及缓和医患矛盾等提供有益帮助。

  中华民族“和”的理念或和谐哲学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化解和匡正人类面对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使其沿着体现“和而不同”的理性智慧的大道前进。西方大哲罗素:“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若能够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

基于“立象尽意”的意象观念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上》载:“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六十四卦以阐述演绎天道人事。所谓意象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将物象或拟象(符号、概念、模型)作为思维工具,运用直觉、比喻、象征、联想、类推、顿悟等方法,来表达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

  意象思维的构成大抵可以分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和取象比类三个方面。所谓观物取象,即思维主体在观察自然界事物的基础上,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经过选择、提取等思维加工而获得“象”的过程;所谓立象尽意,就是通过直观可感的物象,经过主体意识加工后,挖掘、体味、把握、拓展事物深层的含义和意蕴;所谓取象比类,又称援物比类,也是意象思维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把两个或两种不同的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相类似或共同的地方,然后把已知的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有关知识和结论,推论到与之相类似或有共同的现象或事物,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知识和结论。《素问·示从容论》说:“援物比类,化之冥冥。”

  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被用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此来解释分析或推测事物的某些体征及发展趋势。中医学受《周易》思想的渗透和影响,通过意象思维来把握认识人体的特定属性、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及病变规律等,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诊疗策略。后世医家也对意象思维进行了运用和诠释,并不断拓展和丰富了意象思维的内涵。

  《素问·五运行大论》载:“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大地上的有形物类和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及大气的变化,似根本与枝叶,紧密相联,人们可以借助这种“根叶”关系,即根据地面上事物的变化推测天空中的情况。《灵枢·刺节真邪》说得更明白:“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从苇蒲的生长情况可以推断苇蒲下面的湿地大小以及肥瘠情况。《灵枢·外揣》还以形与影、响与声的因果关系为例,提出了“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认识方法。医学家将这些方法引入医学领域,通过体外的表征来把握人体内部的变化规律。就是对活着的人体进行整体的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这就是“司外揣内”的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的“以表知里”方法,与此意义相同。《黄帝内经》中关于“藏象”的含义,张介宾诠释得最为畅晓:“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黄帝内经》的藏象学说正是运用了“司外揣内”“以表知里”的意象思维方法,研究“象”和“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把握生命活动规律。

  “司外揣内”方法是建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实际是意象思维的具体运用。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方法与此类同。由于此法没有肢解对象,干扰破坏对象固有的各种联系,因此,“失真”较少,可获得许多用还原分析方法所无法获得的信息,并从总体上把握对象之间的错综联系和变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援物比类也是医家常用的认知方法。例如:《灵枢·五变》用匠人以刀斧砍削树木作比类,说明为什么“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这个类比,从刀斧砍削树木其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树木本身质地的差异,推论出外来病因相同,而发病情况不同的原因在于机体本身体质的差异。《灵枢·逆顺》以兵法类比针刺治法:“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打仗和针刺治病都是对立双方进行较量,两者有相似之点,故可将两者进行类比。作战时如果敌人士气锐盛,阵容严整,则不可轻易冒进迎击;治病时,当病人呈现大热、大汗之时,病邪及病势正旺盛,不可施针,必待其衰退方可刺之。

  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意象思维是中医学理论产生和丰富的哲学源头,中医学善于从意象思维出发,把一些看起来很不相同的事物或现象通过“援物取象比类”,把握其中的规律;意象思维具备原创优势,是提出和发现问题的思维,对于中医学自主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并促进东西方各有所长的思维模式的有效共融及优势互补。

  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不同形态的科学。肇始于数千年中华文化沃土的中医学,用“天地人三才一体”的综合整体系统的思想,从天地人交互影响的大视野下,去探究生命活动的规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用生生不息的变易之道,诠释生命处于永恒的变动状态,彰显出生命的活力;中医学的发展也必须“唯变所适”,与时偕进,不断创新变革,才能生生不息。从“崇中尚和”的中和思想出发,证明了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人体与内外环境的和谐是健康长寿的保障。中国传统思维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象思维,着重从自然整体层面及功能现象来探究事物的本质,通过“援物取象比类”,探索生命的演化规律;其与西方传统以实体为主的认识论形成对称互补的关系,若能真正做到东西方思维方式互鉴互用,必将焕发出新的活力。(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

天人合一观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石

  (2024-12-24 05:08:36)[编辑][删除]
天人合一观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石
摘自2024-12-16中国中医药报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
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的基本问题。如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中国古人在天人关系的探索过程中,大体上先后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相胜等观点。天人合一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之最根本、最核心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医学的思维方法,是中医理论建构与临床思维的理论预设和思维模式。
天人合一的内涵
天人合一的内涵非常丰富。依据具体的语境,天人合一可以是一种认知模式及相应的世界图景,也可以是一种存在方式、理想人生境界及相应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等等。然从中医学的角度而言,天人合一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天人同源:气是宇宙万物与人生成的本原,此乃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的基元。
天人同构:人与自然具有相同的阴阳、三才、五行等结构,由此形成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的框架。
天人同道: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具有相同的阴阳消长及五行生克制化等规律,由此形成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的理据。
天人合一观与中医思维
从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角度而言,天人合一可以说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普遍架构。中医学正是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为基础,作为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来建构中医理论体系并指导中医临床实践。
首先,中医学主要从自然之天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研究天人关系以及人的生命活动,以关系为逻辑起点,视宇宙万物为一有机整体,人体是一小宇宙,由此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中医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病证的辨识、治法与处方用药、具体治疗措施的综合应用等,都贯穿着系统整体的理念。
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天人合一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合一,由此必然引出取象比类、直觉思维、模式推理等方法。而天人合一这一命题本身就体现着类比的思维方式,因为天人合一是建立在天人相通基础之上的,天人相通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天人相类,天之理同于人之理,或天地构造在某些方面与人相同。故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天人合一的基本方法就是类比。
同时,天人合一观将对象世界规定为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的和谐整体,而对这种宇宙整体的把握,需要采取整体性的直觉形式。
另外,人与自然同源、同构、同道的天人合一原理,作为一种前提预设,将自然和社会中的各种事物作为人体的参照,依据对自然和社会事物及其变化的观察、猜测和揣摩,对人体内部状况做出判断,并可推论出天地自然、人体具有空间或时间的异级同构关系,必然导向模式推理的方法。如中医学将天、地、人三才模式具体化,用以构筑中医脉诊的三部九候诊法等。由此天人合一又是中医思维中逻辑推演的大前提,如《灵枢•海论》即以自然界有四海,以天人合一为前提之一,推演出人体有四海的结论。当然,我们对天人合一观下忽视不同层次事物运动规律差异等缺陷应有清醒的认识。

    结合医家的学术思想研究医案更能把握医案的要领

   中医医案是医生对所诊治疾病进行辨证、分析,进而实施治疗过程的真实记录。医家对疾病进行诊治的过程,也是医家学术思想的临床实践过程。医家对中医理论的认知和见解,对疾病病机的分析和把握,对治疗用药的心得和体会,全都渗透在医案的字里行间。因此,只有对医家的学术思想有着系统深入的了解,才能对医案的理、法、方、药进行正确的认识。相反,如果对医家的学术思想一无所知,仅凭一般的中医知识去研读医案,则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或者不能把握医案的要点,或者曲解医案本身的治疗思路。试举一案以作分析。

清·俞震的《古今医案按》[8]中记载:“朱丹溪治一人,素嗜酒。因暴风寒,衣薄,遂觉倦怠,不思饮食。至夜大发热,遍身疼痛如被杖,微恶寒。天明诊之,六脉浮大,按之豁然,左为甚,因作极虚受风寒治之。人参为君,黄芪、白术、归身为臣,苍术、甘草、木通、干葛为佐,使大剂与之。至五帖后,通身汗如雨,凡三易被,得睡,觉来诸证悉除”。

   学习此案时,若对朱丹溪的学术思想不甚了解,则很难领会医案的用药特点。从师承授受来看,朱丹溪是刘完素的三传弟子。朱氏对刘完素、李杲、张从正、王好古诸家的学术思想均有较深的体会,是金元四大家中集另外三家思想于一身的医家。他所提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以及“相火妄动为贼邪”的思路,使其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自成一家。后学者多因此而认为朱震亨是养阴派,临床治疗独重养阴。其实,这种认识失之偏颇。由于朱氏亦深明李杲的学术观点,因此,其在临证时亦非常强调保护人体阳气,擅长使用人参、黄芪、白术等甘温益气之品,并非一味强调补阴。本例患者,虽因感寒发病,但“六脉浮大,按之豁然”,故朱氏以参、芪大补配伍少量表药而收功,显系对李杲学术思想的临床运用。

                                                           作者:张家玮

    结合医案的前后医论研究医案有助于加深对医案的理解

    有些医案,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写成。医家写作这些医案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佐证自己的某一学术观点,或者是为了说明某一中药、方剂的作用。这些医案经常散见于医论著作中,因此,若能结合前后医论研究医案,必能加深对医案的理解。同时,对于作者医论中所提及的理论观点、药物方剂等也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兹举一案以作说明。

   民国名医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9]中,有治疗大气下陷的“升陷汤”一方,由生箭芪六钱、知母三钱、柴胡一钱五分、桔梗一钱五分、升麻一钱组成。在方后论述大气下陷的机理以及临床治疗时,张氏附以诸多医案以作印证。其中一案云:“一人,年四十八。素有喘病,薄受外感即发,每岁反复二三次。医者投以小青龙加石膏汤辄效。一日反复甚剧,大喘昼夜不止。医者投以从前方两剂,分毫无效。延愚诊视,其脉数至六至,兼有沉濡之象,疑其阴虚不能纳气,故气上逆而作喘也。因其脉兼沉濡,不敢用降气之品。遂用熟地黄、生山药、枸杞、玄参大滋真阴之品,大剂煎汤,送服人参小块二钱。连服三剂,喘虽见轻,仍不能止。复诊视时,见令人为其捶背,言背常发紧,捶之则稍轻,呼吸亦稍舒畅。此时,其脉已不数,仍然沉濡。因细询此次反复之由,言曾努力搬运重物,当时即觉气分不舒,迟二三日遂发喘。乃恍悟,此证因阴虚不能纳气,故难于吸。因用力太过,大气下陷,故难于呼。其呼吸皆须努力,故呼吸倍形迫促。但用纳气法治之,只治其病因之半,是以其喘亦只愈其半也。遂改用升陷汤,方中升麻、柴胡、桔梗,皆不敢用,以桂枝尖三钱代之。又将知母加倍,再加玄参四钱,连服数剂痊愈”。

   关于本案中桂枝的用法,张氏谈到:“此证虽大气下陷,而初则实兼不纳气也。升麻、柴胡、桔梗虽能升气,实与不纳气之证有碍,用之恐其证仍反复。惟桂枝性本条达,能引脏腑之真气上行,而又善降逆气。仲景苓桂术甘汤,用之以治短气,取其能升真气也。桂枝加桂汤,用之以治奔豚,取其能降逆气也。且治咳逆、上气、吐吸,《本经》原有明文。既善升陷,又善降逆,用于此证之中,固有一无二之良药也”。读罢此案,不仅能够了解升陷汤的运用,同时,对于桂枝的功效亦有了新的认识。

                                                                    作者:兆麟堂张家玮

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 中医临证新体系
摘自2025-4-17中国中医药报
尹常健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当前,中医临证针对的目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由单纯的中医病证全面转换到西医疾病,疗效目标也由单纯中医“证”的好转和康复转变为在此基础上的西医“病”的改善和向愈,即实现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双重改善。有学者统计,2010~2012年《中医杂志》刊载的351篇临床研究论文,用西医病名者326篇(94.77%),充分印证了这一现象。由于传统中医临证理论和技术体系是为中医病证而设立的,所以这一现状就为中医现代临证带来了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双重困惑,成为中医学术创新发展的巨大障碍。笔者认为,应对这一困境和挑战,首先应该在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临床之间搭建起对接互融与合理渗透的学术桥梁,突破现有的辨证论治的单一临证模式,建构起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方能适应现代中医临床的实际需求,而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厘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的四层关系
厘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的关系是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一般而言,二者存在以下四种关系。
真切对应
真切对应是指许多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在病因归属、病程规律、临床表现(证候)、诊疗理念、预后判定及生活调养等方面的认识与论述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如中医鼓胀与西医肝硬化腹水、哮喘与喘息性支气管炎、肝痈与肝脓疡、痢疾与菌痢、狐惑与贝赫切特综合征等,在以上述及的多个方面都是一致或趋同的,也都是真切对应的。
以鼓胀与肝硬化腹水为例,中医病因为黄疸未愈(杂气或疫毒所致)、酗酒无度、虫毒、癥积,西医病因为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血吸虫、特发性门脉高压(主要症状为脾大),两者几乎完全一致;其临床表现的中医表述为“腹胀大、腹筋起、色苍黄”,西医表述为“腹水征、胸腹壁静脉曲张、黄疸”,二者十分趋同;其治疗方案上,中西医都以利水为主或兼以利胆退黄、止血,两者亦颇相近;其预后判定方面,中医认为出现“连忘惊狂、吐衄并作、发热、脐心突出、利后腹胀急”等证候则绝难治,西医认为发生“肝性脑病、出血、脐疝、感染和顽固性腹水”则预后不佳,二者几乎完全相同;对于生活调养,中西医都主张少盐、戒酒、静卧休息等,更是毫无二致,都表现出真切的对应性。
密切相关
某些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即某一病证常发生于某一疾病又不仅仅发生于此病。如黄疸与肝炎、胃痛与胃炎、咳嗽与支气管炎等均是密切相关的,但又不是单独对应的。黄疸不仅可以见于肝炎,还可发生于胆石症、肝癌、胰腺癌等;胃痛不仅发生于胃炎,还可见于溃疡病、胃癌等;咳嗽不仅见于支气管炎,还可发生于感冒、肺癌及支气管扩张等。这些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密切相关的关系。
重叠交叉
重叠交叉是指临床上常会出现“一证”与“多病”重叠,或“一病”与“多证”交叉的现象。如胁痛一证可与肝炎、胆石症、胆囊炎等病重叠发生,而肝硬化又可同时表现为黄疸、鼓胀、水肿等多种中医病证。这种重叠交叉现象,反映了中医“证”与西医“病”之间复杂密切的内在关联。
某些背离
所谓某些背离是指临床上有时出现的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的背离现象,即某些已经明确诊断的西医疾病,临床上却无任何中医证候。如部分高血压和脂肪肝患者常常并无任何症状与证候可见,部分早期肝硬化患者发病也甚为隐匿,临床上并无病态表现,这就是所谓“有病而无证”;临床上还有一种现象,患者虽然有某些症状,如恶心欲呕、腹胀、乏力等,而各项理化检查结果却完全正常,是谓“有证而无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之间的这种背离,特别是“有病而无证”使辨证无所遵循,给中医临证带来很大困难。
厘清中医病证与西医疾病的四层关系,才能在临证时思路清晰、取舍得当、辨证精准,也才能取得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双重疗效。
实现传统辨证论治体系与现代临床的有效衔接
实现传统辨证论治体系与现代临床的有效衔接与合理渗透是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的重要前提和保证,而完成这一目标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将现代理化检测作为望闻问切的重要延伸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是中医诊法的核心要素,是中医临证的重要环节,这对于中医病证辨治而言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但现代医学疾病的诊断是建立在物理查体和大量相关的理化检测结果之上的,如生化、免疫、病原、影像等检测。这些结果既是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也是疗效判定的重要标准,但却是望闻问切所无法获取的。如对于一个黄疸患者,四诊可以使医生知晓黄疸深浅和表现特征,而理化检测能帮助明确结石阻塞、肝脏损伤、肿瘤所致等不同的具体病因和发生部位及程度轻重,成为望闻问切的有效延伸。这使医生在宏观辨识的同时增添了更为精准的微观认知,这种宏观辨证和微观认知的结合则可使辨证更为精准。比如在对胁痛和黄疸的证治理念上,除了理气活血和清热利湿,还可结合肿瘤拮抗、结石溶排、炎症消解等理念和方法,当然这些都是在不违背辨证论治的原则下进行的。这样使治疗既有宏观调控,又有具体针对,就可能既有主观症状的改善,又有客观指标的好转与复常,从而更有望取得整体疗效与局部疗效的双重效应。
将现代临床诊断作为中医病证辨识的必要深化
病证辨识是辨证论治的首要环节,“有是证,用是药”是中医证治的不二法则,而对于现代中医临证所必须面对的西医疾病而言,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疾病诊断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如病原学诊断、病理学诊断、临床诊断等,可清楚地知悉病因、部位、性质、程度、病期及预后等,从而据此确定治疗方案、选择方法与药物,这实际上是对辨证论治过程的必要深化。西医疾病与中医病证的双重诊断使医生进一步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明确在疾病的不同阶段中医证治应发挥的主导、辅助、善后等不同作用,有助于确定用药剂量、确定疗程长短、选择调方时机、规定停药标准及选择适宜剂型等。这样不但能体现中医“证”的个体化诊疗特色,又符合西医“病”证治的普适规律,达到特色与规范的和谐与统一。
将现代药理学结论作为中药性味功效的有益补充
传统中药应用以性味归经、功效主治为依据,以君臣佐使为原则进行方剂配伍。方剂不是单味药效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医药整体取效、相关奏效、中介调节三大要素的充分体现。方剂配伍原则充分顾及了药物之间的协同、反佐、增效、纠偏、减毒等相互作用,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应当成为中医临证始终遵循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对西医疾病证治而言,还需要熟悉每一味中药的现代药理学结论,并将其作为中药性味功效的有益补充。可在不违背辨证论治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选用对某些病变实质有药效作用的药物,以适应西医疾病某些环节治疗的需要。如选用具有抗炎护肝作用的中药治疗肝脏炎症,选用改善血液循环的中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选用保护胃黏膜作用的中药治疗胃炎等,这样既可收到较好的整体疗效,对具体病变又有较强的针对性,也使中药的适应范围更为广泛。
将现代中药毒理学结论作为传统中药毒性与配伍禁忌的深层完善
中药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历来受到医药学家的重视,在历代本草和中药学著作中都有对每一味中药是否有毒及毒性大小的专门标识,并介绍了如何通过炮制、剂量调控及配伍禁忌等措施减少或祛除毒性,以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同时,现代中药毒理学对有毒中药脏器损害的机理和后果也有明确结论,这就要求医生既要重视传统中药毒性,也要避免或慎用现代中药毒理学结论证实具有脏器损伤的药物,并将其作为“十八反”“十九畏”配伍禁忌要求的深层次完善。
建构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
以病为指向
以病为指向是指中医临证时将已经或即将明确诊断的西医疾病作为初始和最终的总体指向,并将这一疾病的整体规律、阶段特征、环节需求与中医病证归属、证候分布、证治法则等进行合理对接,依据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确定中医药介入的时间节点和参与方式,明确中医药对这一疾病的治疗所能发挥的治疗作用(直接治疗作用或间接治疗作用)、协同作用(增效或减毒)、预防作用(防止疾病发生或阻止病情复发)、善后作用(巩固疗效或防止复发或延缓复发时间)等,从而采取主导治疗(单用或以中医药为主)、辅助治疗(中医药辅助和配合)、善后治疗等不同的治疗策略。
从具体方法而论,在以疾病为指向的前提下,因疾病发病方式和表现的差异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疾病不同阶段表现出相应的中医证候,成为辨证论治的证候依据,随着疾病的变化与演进,证候也会随之而异,治法方药亦随之而变,体现出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也更适宜于疾病阶段性治疗的需要;二是有些疾病发病隐匿,虽诊断明确,却无证可辨,就需舍证从病,以疾病本身为靶点,以病因、病变实质、演进规律及相应的异常检测指标为依据,结合中医药治疗的作用特点,并适当参考某些方药的药理学研究结论,拟定针对病变实质的治法与方药,使目标集中、靶点明确。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针对某些疾病的专方专药和中成药多循此路径研制而成。如脂肪肝可由高脂血症引起,发病后可有肝损伤,临床上可能无任何证候可见,就可选用具有调节血脂和护肝作用的中药组成相对固定的方药和制剂进行治疗,实践证明这一思路和方法是可行并有效的。
以证为目标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模式,证是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因、病机、病位、性质、邪正关系等,而证候作为病像、病态、病势等外在表现也就成为立法组方的主要依据和中医临证的针对目标。
以证为目标就是依据疾病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证候分布规律,确定相对固定的中医证型,包括相应的主证、次证、兼证及舌象脉象等内容。主证是证候本质的反映,应确定其量的标准,包括主证本身程度的定量及几个主证相加总和的定量,次证也应划定一个量的范围,这样证型就有了证的定性和定量,再采用同步测试和相关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索“证”与病变实质及相关检测指标的内在联系,使证型既有质的指标,又有量的分析,最大限度地克服辨证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形成与临床实际相吻合的证治框架。中医证候与疾病进展和程度往往有较强的对应性,因此,准确的辨证论治不仅可以使证候得以消除,还可获得病变实质及相关检测指标的双重改善。
以症为靶点
疾病的某些阶段和环节有时会出现某个或数个突出的症状和体征,成为患者主要痛苦所在,甚至成为中医证治的主要矛盾,如疼痛、胀满、纳呆、失眠、出血、水肿、发热等。中医临证应以症为靶点进行对症治疗,既可审因识机、辨证论治,亦可选用直接针对症状的具有止痛、止血、消肿、消胀、消食、安神等作用的方药,以减轻症状、解除痛苦,为疾病向愈创造必要的身体条件。
20世纪70年代曾有学者指出:有时主观症状疗效比客观指标疗效更加重要,因为前者是对人稳态调节的贡献度,后者可能仅仅表明药物对抗机体的直接干预作用。这一论述从另一角度阐释了对症治疗的重要性。
建构起以“病、证、症”为轴心的中医临证新体系,形成“识病、辨证、对症”的完整的证治链条,使中医临证既有西医“病”的明确指向,又有中医“证”的具体针对,且兼顾“症”的缓解消除,实现“病、证、症”多重改善的疗效目标,可使中医临证体系不断得到创新和完善,更能适应现代中医临床的客观需求,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的临床贡献度并促进中医学术的进步与繁荣。

发展中医要靠中医思维

 (2025-04-28 16:38:13)[编辑][删除]
发展中医要靠中医思维
摘自2025-3-3中国中医药报
仝小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仝小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对于阴阳五行,曾有一哲人说过:五行,对中医最大的贡献,是整体观,即把看似割裂的各种事物联系起来。至于联系得对与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思维活看,有它的历史价值;当技术死看,无异于作茧自缚。
阴阳五行,是蕴含在中医基础理论这个机体中的骨架,几乎无处不在。无形中,已是中医理论切割不断的骨血。然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素问•天元纪大论》)。由是观之,宇宙间万事万物,未有不可用阴阳分者,而万事万物又无一就是阴阳。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粗看似是者,细看多非也。阴阳五行,宜粗看不宜细看,宜心化不宜物化。“似是”,生化变化无穷;“就是”,理僵事僵术僵。观《黄帝内经》,阴阳,无论你怎样穷分,“然其要一也”,说明又不可真分;无论你怎样变化,“治病必求其本”,说明治病本来简单。
中医思维是有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的思维
有专家强调发展中医,要靠中医思维,这是非常对的。但同样是强调中医思维,却走了两条很不同的路:一条是古云亦云,不敢越雷池一步;一条是在继承传统精髓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何以差别至此?源于对中医思维的理解不同所致。
首先我们谈谈,何谓中国思维?笔者的理解,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思维。这种思维,像汩汩清泉的活水,不断给中国人以智慧的启迪和升华。它是以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中庸平衡、取类比象等思维方法,对当代人文、社会、科技等最新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从而不断产生出反映时代进步的研究成果。这和古云亦云、唯古人马首是瞻,风马牛不相及也。
中医思维,是象思维。由外揣内,取类比象,疗效试错,不断修正。在观象、形象、比象、抽象中,观象是能力,形象是对话,比象是实战,抽象是升华。这就决定了好的中医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高超的阐释能力,强大的实践能力和精准的抽提能力。强调中医思维,盖同于此。如果中医先圣有在天之灵,一定会发出和齐白石先生一样的呐喊: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我们强调中医思维,首先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中国传统思维和中医思维的精华,去挖掘、去发现,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成果,去创新治法,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用中医思维突破中医短板
中医在几千年里,由于思维和条件的限制,长足地发展了以辨证论治为主要手段的个体化治疗。但同时就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即难以把握疾病规律基础上的群体化治疗。由于传统上,每个医生看的许多疾病,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难以对一个同质的疾病,进行大量的、系统的观察,所以,难以把握疾病的规律,也就缺少针对群体的治疗方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医的短板,是中医的缺欠。实际上,中西医之间的病名不能简单对接,当我们以现代医学来诊断疾病,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后,思维上容易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把传统中医的病名或证名,简单地和西医的病名相对接,导致我们错失了依据临床实际,重新对疾病分类、分期、分证的良机。以致到目前为止,能够用中医思维审视现代疾病的病种寥寥。
因此,在个体化的传统基础上,基于现代医学的疾病诊断,从中医的角度,重新认识疾病的规律,重新对疾病进行分类、分期、分型,从而找到群体化中医治疗的规律;在群体化治疗基础上,再个体化治疗,中医就会大大发展。这种基于现代医学疾病诊断的群体化中医研究,不是老问题,而是新问题,不是西化,而是重大发展。回顾中西医结合之初,曾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简单的“嫁接”。把糖尿病和消渴“嫁接”,把冠心病与胸痹“嫁接”,把高血压与眩晕“嫁接”等等。消渴分几型,糖尿病就分几型;胸痹分几型,冠心病就分几型;眩晕分几型,高血压就分几型。这种“嫁接”的结果,让中医人的疗效,在现代医学诊断的疾病面前,感到力不从心甚至逐渐丧失信心。其根源在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传统中医虽然在辨证论治上有优势,而对现代医学诊断的疾病规律的把握上,在辨病治疗(特别是指标治疗)上是短板。
我们的糖尿病研究,是在深刻汲取以往中西医简单“嫁接”的教训基础上,按照糖尿病自身的规律,按照中医的思维,重新分类、分期、分型,才使得糖尿病的中医认识和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回忆。笔者为什么赞同大医院的医生,在大中医培训基础上要专科发展,而不是千篇一律培养全科中医?就是因为专科对一个疾病或一类疾病,能够把握其规律,能够找到群体化治疗的靶方靶药。只有专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专科医生们的临床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在群体化治疗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个体化治疗。辨证论治,有其无可否认和无法替代的优势,是中医的一大发明。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院派的教育就把它神秘化、唯一化、排他化了,使传统本来就薄弱的辨病、审因、对症等,更加削弱了,这对中医的发展显然不利。
中医人要始终不忘“我主人随”
西医知识和中医知识,对于搞中医文献的研究者来说,所需之差异可谓天地,而对于一个现代临床中医医生来讲,却是同等的重要。只是在思维上、治疗方法和手段上,孰主孰从而已。中医人,始终不要忘记:“以我为主,我主人随。”
“以我为主,我主人随”,指借用西医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使中医对疾病的认知放在一个新的统一的基准上。用中医的思维,从因机证治角度,重新审视疾病,找到疾病的共性、规律,用中医的手段解决问题。利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等多学科手段,阐释治病的机理,丰富现代医学的认知。这就是守中医之正,创医学之新。
对于疾病的规律性,中西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归纳、抽提的方法。西医是“寻因”。由内而外,不知内则不知外。中医是“辨态”。由外而内,知外可以“揣”内。所以,西医擅长治疗病因明确的疾病,中医擅长治疗病因不明确的疾病;西医擅长治疗单病因的疾病,中医擅长治疗多病因的复杂或原因不明的疑难性疾病。
西医给我们最大的启发,还是思维方式。他们是不满足于发明,而要去发现;不但要疗效,还要说明疗效的机制。西医,也是从个体化医疗走过来继而群体化的,但是他们经历了长期的群体化之后,发现了还原思维的局限性,即无限分析下去,容易丢掉整体,故转而又向系统生物学、个体化诊疗进军。但是这种个体,是群体后的个体,较之原始的个体,上了螺旋的又一个层次。我们中医呢?恰恰是需要走向群体化,找到疾病治疗的规律、共性。但我们可以少走弯路,在发展群体化的过程中,要始终不忘记整体观,始终不忘记群体中的个体化。总而言之,要做到研究的群体化和诊疗中的个体化。
中医精气学说理论的现代探索
摘自2025-9-11中国中医药报
胡登峰 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蒋向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气,也称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学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学在认识看待世界和万物(包括人体)时形成的一个基本观念,但对于现代人而言,气或精气又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和难以理解的观念。因此,正确理解认识气或精气也是正确理解和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学的基础。
气或精气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气或精气这样一种物质?气或精气的物质性能不能得到现代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的精气学说
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人类刚刚从原始的蒙昧中苏醒过来,当他们看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飞鸟走兽、风雨雷电的时候,肯定会用惊恐而又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他们一定会问:我们生活的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从何而来?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又是由什么构成?所有这些问题,用现代哲学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本原或本体是什么?
生活在远古的西方人,更多地思考的是世界如何构成的问题,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由各种有形的、实体的、不可分割的微小粒子—原子构成的,提出了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子学说。生活在远古东方的中国人,更多关注的却是世界的生成问题,即世界从何而来的问题,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存在于宇宙自然界的精气物质生成,最终产生了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
中医的精气学说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人的生命亦是由存在于天地自然的精气物质凝聚而成。作为人体先天之本的精气物质不但具有繁衍生殖的生理功能,还主管着人体的生长和发育,人出生之后的生、长、壮、老、已,都是在精气物质的主导和调节作用下实现的。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言:“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八八,则齿发去。”详细地描述了人的生长发育全过程。
精气还是人类生命运动的活力之源,是维持人体进行新陈代谢和完成各种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其主要的作用和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兴奋推动作用,人体各脏腑的生理功能活动,如心的行血功能、肺的呼吸功能、脾胃的运化功能、肾的水液代谢功能等都是在气的推动作用下实现。二是温煦作用,气的温煦作用对保持人体正常体温和生理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三是防御作用,气能激发人体防御系统的防御功能,使人体产生防病抗病的能力。四是固摄作用,气对人体的血、津液、精等液态物质有稳固、统摄作用,可以防止血、津液、精等液态物质的流失。五是气化作用,人体物质代谢的运动变化,气、血、精、津、液、形等不同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都是通过气化作用实现的。
气与精气的现代认识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气或精气这种物质结构存在的有力证据。那么,宇宙天地间或人体内到底有没有如古人所说的气或精气这种物质?如果有,能不能找到气或精气物质存在的证据呢?如果没有,气或精气的实质又是什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气或精气这种物质?因此要揭示中医的科学性,探讨和研究气或精气的物质性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如果仅仅是从西方科学物质观的角度来看待和认识中国古人所说的气或精气,毫无疑问,宇宙(包括人体)中是没有气或精气这种物质的。因为西方科学的物质观是一种结构物质观,认为凡是物质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结构,没有一定结构的物质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中医的气或精气,那么就必须要在人体内找到气或精气的物质结构。假如说气或精气是一种实体结构的物质,而以现代科学先进的检测手段,完全找不到一点关于气或精气物质结构的“蛛丝马迹”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西方科学否认气或精气物质性的根本原因。可见,要理解气或精气的物质性,人们就不能够囿于西方科学的结构物质观,而是应该换一个视角、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重新审视什么是物质。
什么是物质?物质是标示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也就是说判断一种存在是不是物质,并不是看它是否具有一定的结构,而是要看它是不是具有客观实在性。在我们看来,世界上的事物不仅以实体结构的方式存在着,还会以一定的方式结成各种不同的相互关系,比如太阳、地球、月球和人等一方面以实体结构的方式存在着,但另一方面,太阳和地球之间,地球和月球之间,太阳、地球、月球和人之间等还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些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就是它们之间所结成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些相互关系把太阳、地球、月球和人联系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这些相互关系无疑也是一种客观实在,因而也同样具有物质性。
可见,物质的存在可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式):一种是实体的形态,一种是关系的形态,物质的存在是实体存在与关系存在的统一。古人看到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看到人体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而认为把天地万物或人体等联系成一个整体的就是气或精气。古人的认识或许只是一种天才的直觉或猜想,但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把古人所说的气或精气看成是事物(物质)之间关系的存在,看成是古人抽象出来的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实体的存在是有形的,故属阴;关系的存在是无形的,故属阳,因此物质的存在就是实体与关系、形与气、阴与阳的统一,这与老子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认识是一致的。
中医精气学说理论的现代诠释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精气学说的理论认为,气或精气是一种存在于宇宙自然界和人体内的至精至微的极具活力的物质,气或精气赋予自然界中的万物和人体以生机与活力,如《吕氏春秋•尽数》中说:“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圣人与为夐明。”《庄子•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在古人看来,自然界中的万物和人体之所以表现出生机和活力,是由于自然界中的万物和人体内具有精气物质的缘故。
如果将气或精气理解成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互关系,那么自然界中的万物和人体的生机与活力就是在它们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和形成的。
认识生命的本质是几千年来医学与哲学追求的重要目标,西方医学与哲学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体现了西方医学与哲学的结构决定论功能观。
结构决定论功能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任何物质的功能都一定有它的结构基础,因此西方医学与哲学将生命的本质归结到蛋白质的结构之中。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还将生命的本质归结到基因,认为一切生命活动或功能(包括人的思维、意识、情感和心理等)是由蛋白质或基因产生和决定的。这无疑是西方科学结构决定论功能观在生命观中的体现。用西方科学的功能观来认识中医精气学说的理论显然是困难的,因为用这种功能观去认识中医的精气学说,就必须要找到气或精气的物质结构基础,并且正是因为人体内有这种物质成分,人体才具有生命的功能与活力。实际上,人体内并没有这种物质结构。
从本质上讲,生命活力是生命体所具有的一种特有的功能现象,生命功能是生命体区别于非生命体(尸体)的显著标志。然而,生命功能或者说生命活力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呢?不难发现,生命体与尸体几乎有着完全相同的结构,但生命体具有生命的功能而尸体却没有,因而结构决定论功能观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由于生命功能或生命活力不能在人体内找到与之对应的物质结构基础,因而西方科学和医学曾经一度以唯心主义的“活力论”来加以解释。
活力论者承认生命力是人体的一种功能,但又不能在人体内找到与生命力这种人体的功能现象相对应的物质结构基础,因而只能将生命力这种人体的功能归结为灵魂或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掌握和控制,从而滑入到唯心主义的泥潭,这是由西方科学(医学)的结构决定论功能观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实际上,一个有机系统之所以表现出各种“活”的功能现象,如自然界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人类生命运动的生长化收藏等,并不取决于自然界或人体各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取决于自然界或人体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各结构之间所结成的相互关系。中医学将人体的生命功能看成是由人体的气或精气物质所产生,就是说生命功能是在人体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所结成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生命运动存在于人体各部分的整体联系之中,正是中医学对人的生命本质的深刻揭示。
生命功能的实质是一种整体功能。整体功能是事物的各个部分在整体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功能,认为事物之间在整体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能够产生新的功能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关系决定论功能观。
关系决定论功能观与中医学精气学说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中医精气学说认为气或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力的物质基础,而气或精气的本质正是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所结成的相互关系,从现代认识的角度讲,生命功能是在以蛋白质和核酸为质料构成的人体的各个部分在整体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如果我们将人体各部分之间建立的这种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关系看成是“气之聚”,而将人体各部分之间这种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的离散看成是“气之散”,那么《庄子•知北游》中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就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诠释。
气与精气是古人虚拟构建的“象模型”
既然气或精气代表的是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存在,那么它就不可能具有一定的形态和结构。然而,按照古人的描述,气或精气又似乎是具有一定的形态和结构的,如《黄帝内经•灵枢•决气》中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就将气或精气描述成像“雾露”一样弥漫于人全身的物质。如果以此为依据去寻找中医学气或精气存在的证据,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对气或精气认识和研究的误区。
如何看待古人的这些关于气或精气的描述?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了解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中西医学的思维方式上,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多论“虚”而不指“实”,西医学的思维方式多指“实”而不论“虚”。
寻找现象背后的本原或本体是哲学认识的基本问题,受西方哲学结构决定论功能观的影响,西医学总是将人体生命活动现象背后的本原或本体归结为人体的某种实体结构,这是西医学指“实”的思维方式。中医学是一门整体医学,它所研究的功能是人体的整体功能(如人的生命功能、人体各脏腑的功能等),整体功能是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在整体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功能,因而在人体内也就不可能具有某种实体结构的功能主体。
然而,按照人们的思维习惯,对于一种人体的功能,人们总是希望人体内有着一个与之对应的功能主体,因而对于人体的整体功能,人们就会在头脑中虚拟出一个假想的功能主体与之对应,气或精气就是古人在头脑中虚拟的人的生命功能主体的“模型”。
既然气或精气是古人虚拟的人的生命功能主体的模型,那么人们就需要对这一模型进行构建。中医学构建气或精气模型的方法是“立象尽意”。所谓“立象”,就是为所构建的模型建立某种“形象”;“尽意”,就是用所建立的模型的形象来解释或说明它的功能、作用及活动规律。中医的藏象学说正是运用人们所建立的气(精气)、脏腑和经络的形象(“藏象”)来解释和说明其功能、作用及活动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藏象”(如气、脏腑和经络之“象”等)总是以某种“象”的形式(如物象、意象、征象、数象和符号象等)表现出来的。
因此,中医学对气或精气形象的各种描述,实际上是古人为气或精气虚拟构建的“象模型”,而不是气或精气本身的形象。
医药文化所指的整体观,不仅仅指结构和空间中的整体,也不仅仅指天人合一的整体,更是指局部和全身、外部和内部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关注的是生命延续的全过程。体现在新时代中国医学临床实践中,应对的是全生命周期的治疗与养护,在“治未病”与“治已病”的过程中,呈现出中医思维的整体观。
张静楷:微光永续 药心传承
摘自2026-1-14中国中医药报
娄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时光荏苒,距张静楷先生离世已3年有余。这位1936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1990年获评主任药师的中医药科研前辈,一生深耕中药制剂与质量标准领域,从医院临床一线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科研阵地,其赤诚风骨与“药济苍生”的初心使命,至今仍温暖并指引着后辈前行的路。谨以此文,追忆往昔点滴,遥寄深切思念。
言传身教:植严谨初心,引科研之路
1962年,怀揣着对医药事业的赤诚,张静楷先生从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毕业,开启了深耕医药领域的职业生涯。早年扎根医院临床一线的经历,让她深刻意识到中药制剂“质量可控”是惠及大众的关键,也为后续科研埋下坚定种子。后来调任原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制剂室,她便与中药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毕业分配至中药所剂型研究室,实操经验匮乏,面对复杂仪器与繁琐流程常常手足无措。彼时已在领域内积累10余年经验的先生,毫无资深前辈的架子,以温和笑意驱散我的不安。中药科研严谨为要、细节为王,从吸管精准吸液到仪器调试、数据记录,先生都亲力亲为、手把手教学,反复强调“每一个数据都关乎药品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至今清晰记得,第一次用吸管吸液时因紧张双手颤抖,液体屡屡滑落,挫败感涌上心头。先生轻轻拍肩安慰:“别慌,中药科研讲究‘稳’与‘准’,慢慢来就熟了。”简单的话语如定心丸般抚平心绪。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渐渐掌握实验技能,更在心中种下“严谨求实”的科研种子,这份初心支撑我在科研道路上稳步前行。那些艰苦岁月里,先生始终与我并肩作战,酷暑盛夏汗水浸透白大褂,寒冬腊月指尖冻麻,我们一同抱着大白兔完成关键的“热源试验”,她掌心的温度,让我读懂了中医药科研人“精益求精、不负使命”的担当。
拓荒前行:立质检根基,承产业使命
1980年前后,因原中医研究院中药所战略部署,我们小组整体转移至中试车间(后升级为实验药厂),牵头筹建中药质检实验室的艰巨任务摆在面前。对深耕制剂研发的先生而言,这是全新领域,但她凭借在医院工作的严谨素养,以及对中药质量的执着,毅然扛起重任。她常说:“中药要想走得远、走得稳,质量标准必须先立起来,这是产业规范化的根基。”
那段时光,先生带领我们踏上“边学习、边请教、边实践”的拓荒之路。为攻克技术难题,她日夜查阅国内外资料,结合中药特性优化检测方法;为协调设备资源,她四处奔波对接行业单位;为确保实验室符合规范,从实验台布局到仪器校准流程,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把关。数月不懈努力后,理化、微生物、动物实验室相继落成,不仅为药厂生产与质检筑牢基础,更填补了当时车间中药质检体系的空白,为后续质量标准完善推广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
即便肩负双重压力,先生依旧心系后辈成长。她深知中医药事业需要代代传承,奔波于中药所与北京市药检所之间,为我争取到接触前沿质检技术与标准规范的学习机会。学习期间,她教会我“既要懂中药的特性,也要守住质量的底线”,这些教诲至今仍指引着我的科研工作。
风骨永续:怀豁达初心,照传承之路
张静楷先生一生深耕科研一线,她始终以豁达乐观和执着的心态面对一切,坚守在自己热爱的中药科研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择一事,终一生”的科研情怀,用扎实的研究成果践行出一条中药高标准生产的可行路径。
工作中,先生严谨认真、倾囊相授,生活中更像亲切慈祥的长辈。工作之余,她会放下严谨,与后辈分享生活趣事,出趣味谜题,让枯燥的实验室充满欢声笑语。她用乐观通透教会我:中药科研之路布满荆棘,唯有坚守“药济苍生”的初心,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次实验、把控每一个质量环节,方能不负热爱与使命。
三载光阴流转,先生的身影虽已远去,但她对中医药事业的赤诚执着、对质量标准的严谨坚守、对后辈的无私热忱,以及面对质疑的从容豁达,早已化作微光融入无数科研人的血脉。她没有耀眼光环与显赫声名,却用一生坚守为中药制剂规范化、质量标准完善立下不朽功绩,更用温暖陪伴与悉心指引,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科研人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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