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在发展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的拉动下，中医药学走上了跨学科的演进道路。基于生成区位的亲缘关系，中医药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相互渗透首先为中医药学跨学科研究揭开了序幕。
中医药学与自然科学的亲缘关系
自然科学是以推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利用为使命的科学部类。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各个科学部类中，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数量最多。这些分支学科按照理论性或实践性程度的差异，在纵向上区分为自然基础科学、自然应用科学、自然工程科学3个知识层次，其中自然基础科学在横向上又划分为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学科门类。
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依赖于自然界而生存和发展。中医药学的护佑对象——人是自然界中最高级的生命体，其主要护佑手段——植物、菌物和动物药材也是生命体。因此，中医药学的主体部分理所当然地归属于自然科学中的生命科学。其基本使命是研究人在健康、亚健康、非健康状态下的生命运动及其身心健康的护佑手段和过程。基于此，中医药学与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门类及其分支学科，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唇齿相依的亲缘关系。
中医药学创生之初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身与古代自然科学的这种亲缘关系。《黄帝内经》作为中医药理论创立标志的一部古典医籍，借助于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自然地理学知识，建立了人天相应理念和气血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基础理论，形成疾病诊断治疗的环境因素分析思路。
进入现代，中医药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结合，最初得益于西医药学的引领和中介作用。西医药学长期以来受到自然科学的深度浸润，大量吸纳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演进成为类似于农业科学（简称农学）的纵向贯穿型学科门类。所谓纵向贯穿型学科门类，是指西医药学的分支学科贯穿医学基础学科、医学应用学科、医学工程学科3个层次。其中，医学基础学科包括医学物理学、医学化学、医学生物学、医学动物学、医学微生物学、生物医学声学、医学生物力学等，医学应用学科包括病理学、药理学、医学超声学、内科学、儿科学、环境医学、保健医学等，医学工程学科包括医学影像工程学、生物医学工程学、航空航天医学工程学、公共卫生工程学、制剂工艺学、医疗器械制造学等。
在现代西医药学的引介下，中医药学于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学科化建构进程，按照西医药学的模式对中医药知识进行学科化切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以“中医+西医药学科名称”“中药+西医药学科名称”方式命名的学科，如中医诊断学、中医病理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儿科学、中药药理学、中药毒理学、中药制剂学等。在此基础上，中医药学研究者不断地吸纳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推进学科渗透，先后创建了介于中医药学与自然科学非医学科门类之间的一批边缘学科。这些边缘分支学科因借力于自然科学而生，因而统称为中医药自然学科。
中医药自然学科的生成区位和类型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医药学在西医药学3个层次众多分支学科的启示下，同自然科学3个层次的分支学科相互渗透，生成了一系列中医药自然学科。这些学科主要有4个生成区位，据此可以将其区分为4种基本类型。
其一是中医药实验学科，即由于自然科学特色研究方法——实验方法的广泛渗透而建立起来的中医药学分支学科。实验方法发端于自然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各个层次、各个学科门类中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实验方法的特点是研究者能够在人为控制和模拟研究对象的条件下获取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科学事实。1954年，中文学术期刊第一次出现“中医实验”这个学术术语，报道华北、江西、广东等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团结中西医”“中医科学化”指示创建中医实验所、中医实验院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医临床实验、中药实验伴随着“西医学习中医”活动的兴起而推广开来，80年代以后逐渐得以普及。1986年，第一部以“实验针灸学”作为书名的专著问世。90年代以来，在实验生物学、实验化学、实验物理学等实验类学科的扶持下，中医药研究领域已经创生和正在创生的边缘分支学科，有实验中医学（中医实验学）、实验中药分析化学、中药化学实验方法学、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学、实验中药制剂学、中医实验动物学、中医证候实验动物学、中医实验病理学、中医实验诊断学、中医诊断实验方法学、实验方剂学、实验推拿学、实验针灸学等。
其二是中医药自然工程学科，即由中医药学与自然工程科学的分支学科相互渗透而建立的边缘学科。处于自然科学第三知识层次的自然工程科学，研究人类改造自然界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和实施过程，与实践活动最为接近。在中医药保健治疗活动中，人们需要运用技术手段对人体和药材、药具等物质实体施加作用，因此自然工程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率先被引入中医药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医药学与自然工程科学的交汇区先后走上创生进程的边缘分支学科，有中医工程学、中药复方药效工程学、中药炮制工程学、中药饮片工艺学、中药饮片切制工艺学、中药提取工艺学、中药制药工艺学、中药浸提物生产工艺学、中药发酵工艺学、中药制剂工程学、中药制剂设计学、激光理疗针灸学、中医药器械制造学、针灸器械工程学、中药植物栽培学等。
其三是中医药自然应用学科，即由中医药学与自然应用科学的分支学科相互渗透而建立的边缘学科。处于自然科学第二知识层次的自然应用科学，研究自然基础科学的应用方向、路径，或者阐明工程技术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的理论都有运用于中医药领域的可能性。几十年来，在中医药学与自然应用科学之间学科相互渗透的探索中，进入研究者视野的边缘学科，有中药药物动力学、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中药代谢化学、中药血清药物化学、中药复方化学、中药制药化学、中医方剂化学、中药炮制化学、中药资源化学、中药炮制化学生物学、中医病原生物学、中兽医学、中兽医诊断学、兽医中药学（中兽医药物学）、中兽医方剂学、中兽医针灸学等。这些学科亦可以分别视为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应用生物学的边缘分支学科。
其四是中医药自然基础学科，即由中医药学与自然基础科学的分支学科相互渗透而建立的边缘学科。自然基础科学各个学科门类，在与中医药学及其分支学科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各擅胜场，各有贡献，其中较为活跃的学科门类是分支学科相对较多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3个学科门类分别研究自然界的物理运动形式（热、光、声、电磁）、化学运动形式、生命运动形式。在自然界基本运动形式相互联系的层级链条上，作为高级运动形式的生命运动一方面由低级运动形式化学运动、物理运动循序发展而来，另一方面又依次包含化学运动、物理运动，因此中医药学对于人体生命运动进程的阐释不仅需要生物学的参与，而且需要化学、物理学的参与。
基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内在联系，3个学科门类之间的学科渗透长期维持着活跃状态，先后生成物理化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量子生物学、神经解剖学等边缘学科或多边缘学科。从名称上看，神经解剖学似乎来自于神经生理学与人体解剖学的相互渗透，其实它是介于神经生理学、神经药理学、神经免疫学、神经病理学、神经化学之间的多边缘学科。在中医药学与自然基础科学的交汇区，参与学科渗透的学科既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直系分支学科，又有生成于3个学科门类之间的边缘学科或多边缘学科。在这个交汇区萌生的边缘学科，主要有中医药生物力学、中医药生命动力学、中药化学、中药超分子化学、中药生物化学、中医药生物力学、中医药分子生物学、中医分子生药学、中医细胞生物学、中医药系统生物学、中医方证代谢组学、中药基因组学、中医神经解剖学等。
推进中医药自然学科衍生演进的着力点
中医药学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科学、医药科学知识体系。在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力牵引下，包括中医药自然学科在内的中医药学分支学科仍将继续呈现扩张之势。为推进中医药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渗透，推进中医药自然学科的衍生演进，我们认为应该关注如下3个主要的着力点。
首先，积极促进中医药学引进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20世纪中期以来，自然科学呈现明显的加速增长趋势，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丰富多彩，其中包含一些突破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成果在医药学领域的应用前景，通常要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才能逐渐明朗化。因应用了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而衍生的中医药自然学科，其演进历程比较艰难而曲折。
例如，研究物质世界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学科量子力学（量子物理学），20世纪30年代即形成基本理论框架，建立了波粒二象性、物质波、测不准关系、并协原理等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微弱磁场能量测定装置用于疾病诊断治疗为开端，量子医学才进入人们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借助量子医学的启示，中医药研究者开始思考中医药学与量子力学的联系，逐渐发现中医理论哲学观与量子理论哲学观的可通约性、中医药理论与量子理论思维方式的相容性，将气一元论与量子特性、阴阳学说与并协原理（互补原理）等视为中医药学与量子力学的理论契合点，进而提出创建量子中医药学的设想。从量子力学被学术界接纳到提出创建量子中医药学的设想，经历了80多年时间，至今量子中医药学仍处于初步萌发期。推进中医药学走进微观领域，推进量子中医药学走过由潜到显的创生历程，还需要做深入、精细的实验验证和理论推演，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参与。
其次，积极促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中医药学的移植。近年来，自然科学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方法资源，除实验方法之外，观察方法、逻辑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数理方法等都获得了成功的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对中医药学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中医药分子生物学、中药药物动力学、中药方剂学等学科在获取和整理科学事实、建构学科知识体系等方面均受惠于上述研究方法。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中医药学的移植，目前有两个特别注意的方面。一是在技术层面上，一系列由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物化而来的仪器装置，如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液相色谱仪、元素质谱仪、核磁共振仪、离子色谱仪等，在中医药学某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大显身手，推动着这些学科向精准化、精细化的方向演进发展。二是在思维方法层面上，中医药学运用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思路，架构了新的中医药自然学科。20世纪末，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功完成后，系统生物学在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助力下，衍生出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免疫组学等一系列“组学”分支学科。这些组学突破传统的单分子研究的局限性，专注于研究生物体内某一类分子族群的整体表现。这种研究方式与中医药学的整体思维颇为相似。21世纪初开始，学术期刊中以“中医/组学”“中药/组学”“中医药/组学”为主题词的文献越来越多，中医证候、中药品质、方剂、药效和中医体质等课题均取得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已经见诸文献的中医药自然科学名称有中药基因组学、中医证候代谢组学、中药蛋白质组学、中医方证代谢组学、中医药代谢组学、中药转录组学等。
再次，积极促进中医药学研究者与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合作。中医药学的早期跨学科研究，实践方式多为“单兵跨学科”，即研究者个人自主地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补充相关学科的必备知识，熟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满足自身跨学科研究的需要。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团队跨学科”成为常见的实践方式。以“中医药/组学”研究为例。“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迄今已发表的以“中医/组学”“中药/组学”“中医药/组学”作为篇名主题词的2000多篇期刊文献，作者署名最少者两三人，最多者七八人。具有中医药学、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的研究者组成学术团队，有利于知识互补、协力攻关，在共同解决跨学科学术问题的过程中创建新的中医药自然学科。
多学科背景学术团队的研究效能，与其成员之间在学识上的感应理解力密切相关。控制论创始人、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1948年）一书导言中谈到科学家群体合作开发学科之间空白区时曾指出：“大家都习于共同工作，互相熟悉对方思想习慣，并且能在同事们还没有以完整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新想法的时候就理解这种新想法的意义。”为了能够高效率地“共同工作”，中医药学研究者必须通过认真学习了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自然科学研究者也必须通过认真学习，以了解中医药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双方从能够“对话”开始，经过不断磨合、切磋，最终达到心有灵犀，学识融通，同频共振，合作共赢。
辨证论治的由来（转）【草根一生】
(2015-04-02
20:47:44)[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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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辨证论治”被认为是中医最具特色的学术精髓，而且作为一种原则、一种技术规范几乎支配着中医临床实践的全过程，但这种说法的历史却很短暂。“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固定术语的真正出现是在195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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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论治的由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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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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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精诚【草根一生】
 (2015-01-18
03:37:17)[编辑][删除]
学习中医，以诚为本，以信为先。当面对大病重症时，自己的心却先败了，那么再怎么努力，也必难成就大医。 拜读了中国中医药报日前刊发的陈士奎先生的“《伤寒杂病论》原创辨证论治思想”一文后，受益匪浅，颇有醍醐灌顶之感。但也深深地认识到：学界对“辨证论治”这一被公认为是中医最大特色与优势说法的来龙去脉，似乎还不太清楚。现简要叙述如次：
古代医家对中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特点的概括
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集》中有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是“辨证”一词的最早记载，且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都以“辨××病脉证并治”为标题，讨论各种病证。于是，大多人都认为“辨证论治”一词，便由此而来。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证”都是指症状和体征而言的。
朱丹溪的门人采集《丹溪手镜》等书之精要，继承总结丹溪的临床经验编写而成的《脉因证治》一书，“先求诸脉，而因、而证、而治，四者井然”，并“特以‘脉’字领头，‘治’字煞尾”，“简而赅，约而尽”地将中医临床治疗方法概之为“脉因证治”。
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有“辨证施治”的提法：“见病医病，医家大忌。盖病有标本，多有本病不见而标病见者，有标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该书虽列有“辨证施治”一节，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是“辨证施治”。
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有“诊病施治”的说法：“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
清代徐大椿《伤寒类方》则有“见症施治”之称：“《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细分之，不外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症，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
清代章虚谷在《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中最早提出“辨证论治”这一词组：“窃观景岳先生，才宏学博，平生著作数十万言……惜乎自矜博洽，少反约之功，率凭臆见，逞笔武断，不觉毫厘千里之差。虽怀济世之心，不免功过相半……景岳先生，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不识六气变化，由不明阴阳至理故也。”
总之，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古代医家对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体系，曾试图以精湛赅恰的语言加以概括者，虽然代不乏人，如朱丹溪称之为“脉因证治”，周之干称之为“辨证施治”，张介宾述之为“诊病施治”，徐大椿命之为“见症施治”，章虚谷概之为“辨证论治”等，但对其如何称谓，显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
中医辨证、西医辨病是近代医家的基本共识
西医东渐后，中医学界人士主要通过学习传教士医生翻译的西医书籍而了解西医学，而传教士医生和出国留学归来的新式学者也通过阅读中医书籍而了解中医。他们分别以各自的知识为基础来看待对方的医学，并以各自的医学理论为标准来评判对方的医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医学观。
随着中西医界认识分歧的日益扩大，终至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有“废止中医”之举措。为了争取生存权、发展权，中医学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上书请愿、集会游行、示威论战的热潮。在近代中西医大论争时期，中医学界众多人士从多个不同的方面伸张了中医治疗疾病的特点和优势。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论中西之药原宜相助为理》中说：“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矣。”
总之，在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人们在思考与比较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异同时，一般民众在切身体验两种医学后，只是认为西医西药治“标”，见效快而不治“本”；中医中药治“本”，见效慢却能“去根”。学术界则认为东西方两种医学体系的差异，除西医是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为基础，而中医则以气化为根本，有重哲学思辨之特点；西医多用化学药物，中医主要依赖草药等区别外，重要的则是西医的治疗大多是“机械”的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的治疗则是“辨证”求本，必审其属，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终究无人明确提出“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或方法的口号和主张。正如名老中医干祖望先生在《漫谈辨证论(施)治这个词目》一文所言：“我们这批老中医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辨证论治、辨证施治。”
上世纪50年代正式提倡“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固定术语的真正出现是在1955年。该年2月任应秋先生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一文：“祖国医学几千年来在临床治疗上能够解决问题，主要就是由于‘辨证论治’治疗体系的建立。”
时隔两个月后，任应秋先生又在《中医杂志》刊发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一文。开篇即云：“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所以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数十篇，无一篇不冠以‘病脉证并治’或‘病脉证治’的题目。但中医的证候决不同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完全是施治用药的标准，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病人的异常状态，殊非诊断治疗上的关键。”
此文一经刊出，立即得到了当时中医学界诸多名家的拥护和响应。被当时的中医学界尊为泰斗的秦伯未先生于1957年在《江苏中医》上发表了《中医‘辨证论治’概说》一文，认定“‘辨证论治’是中医普遍应用的一个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既然当时的中医理论和临床大家——任应秋、秦伯未先生都主张提倡“辨证论治”，因此，“附和”者接踵而至也就不难理解了。
直到1974年出版的《中医学基础》四版教材才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特色”之一写进了教科书：“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的另一特点。所谓‘辨证’，就是分析、辨别、认识疾病的证候。‘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法则......辨证论治过程，实际上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论治之所以是祖国医学的一个特点，是因为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对症治疗’，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辨病治疗’。一个病的不同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候；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候。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证候相同，运用同一治疗方法，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由此可见‘辨证’的‘证’是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以及致病因素和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的概括。”
综上所述，虽然“辨证论治”被认为是中医最具特色的学术精髓，而且作为一种原则、一种技术规范几乎支配着中医临床实践的全过程，但这种说法的历史却很短暂。
《黄帝内经》中“三阴三阳” 作为“符号”标记了什么
摘自2025-4-24中国中医药报
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
《黄帝内经》中的“三阴三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思维模式具有多个显著特征，其中作为标记“符号”特征尤其值得关注。在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黄帝内经》从多维度运用“三阴三阳”这一标记“符号”来表达不同内涵的医学内容，并且这些符号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类型的排序。每个场景中的“三阴三阳”标记符号都具有特定的医学内涵。因此，在研读和应用《黄帝内经》中有关“三阴三阳”的原文时，必须准确判定“符号”所标记的具体内容，否则可能会出现误解或混淆。
标记一年的六个时段
《灵枢•阴阳系日月》在“两阳合明，谓之阳明”“两阴交尽，谓之厥阴”的规定下，将一个太阳回归年的十二个月划分为六个时段，并分别用十二经脉的“三阴三阳”符号进行标记：正月、二月对应少阳（经脉相应），三月、四月对应阳明（经脉相应），五月、六月对应太阳（经脉相应）；七月、八月对应少阴（经脉相应），九月、十月对应厥阴（经脉相应），十一月、十二月对应太阴（经脉相应）。这种划分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即人体十二经脉与一年十二个月的对应关系，还通过经脉的“三阴三阳”符号对十二个月进行了标记，表达了阴阳属性的划分，反映了太阳回归年中阴阳之气的消长变化，即上半年阳气渐长，下半年阴气渐长。
标记人体十二正经
“少阳之后，出于中外廉，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原文中的“三阴三阳”，就是经脉的标记符号。这是《黄帝内经》中“三阴三阳”符号最基本、最重要的应用内容。“三阳”中的“太阳”，分别用以命名、标记膀胱经（足太阳）、小肠经（手太阳），“阳明”标记胃经（足阳明经）、大肠经（手阳明经），“少阳”标记胆经（足少阳经）、三焦经（手少阳经）；“三阴”中的“太阴”，分别标记脾经（足太阴经）、肺经（手太阴经），“少阴”标记肾经（足少阴经）、心经（手少阴经），“厥阴”标记肝经（足厥阴经）、心包经（手厥阴经）。应用“三阴三阳”命名标记人体经脉的方法，早在《臂足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已有记载，但却成熟于《黄帝内经》。
将“三阴三阳”符号，作为标记和命名十二经脉的阴阳属性，是《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最基本的思路，贯穿于所建构的所有医学内容之中，并得到广泛应用。如构建经络理论中的十二皮部理论（《素问•皮部论》）、十二经筋理论（《灵枢•经筋》）、十二经别理论（《灵枢•经别》）等。至于应用经络理论指导临床针刺、艾灸、放血等技术治疗相关病证，更是全面地应用了“三阴三阳”标记的十二经脉知识。如刺灸十二经脉罹患诸种痹证（《灵枢•经筋》）、治疗诸种寒热病证（《灵枢•寒热病》）、治疗癫狂病（《灵枢•癫狂》）等等。
标记人体相关脏腑
《黄帝内经》应用“三阴三阳”符号，分别标记人体脏腑的阴阳属性。如太阴，指脾和肺；少阴，指肾和心；厥阴，指肝脏和心包。太阳，指膀胱和小肠；阳明，指胃和大肠；少阳指胆和三焦等。如“厥阴有余病阴痹，不足病生热痹……少阴有余病皮痹、隐疹，不足病肺……太阴有余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痹……太阳有余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肾痹……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等临床病理之象的特征及其临床病理意义。原文中的“三阴三阳”符号，标记各条经脉隶属的脏腑。
标记人类不同体质类型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阴阳有盛阴、多阴少阳、多阳少阴、盛阳、阴阳和平之分，故而根据人体的阴阳之气多少，结合人的体态、性格特征进行分类，从而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类。以少阳之人为例，生理上，“多阳少阴，经小而络大，血在中而气外，实阴而虚阳”；禀性上，“谛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体态上，“其状立则好仰，行则好摇，其两臂两肘，则常出于背”。《灵枢•行针》亦以同样方法，将人体分为重阳、阳中有阴、阴多阳少、阴阳和调四种类型。两者互相印证。此种分类通过剖析体内阴阳偏颇，为确立治则、拟定针法提供了依据（《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灵枢•通天》）。
标记外感疾病（伤寒）演变过程中的不同证候类型
《黄帝内经》在对外感热病发展演变过程予以辨证时指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通‘懑’，闷）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又说，“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素问•热论》）。显然，此处原文应用“三阴三阳”，标记伤寒病传变演化的六经证候，作为外感病六类特定证候的符号。因此，依据原文而言，伤寒病的演变过程中，只要有“头项痛，腰脊强”这一辨证要点，就可诊断为“太阳病”；在伤寒病的演变过程中，若出现“烦满而囊缩”这一辨证要点，即可辨识为“厥阴病”。可见，用“三阴三阳”标记的伤寒病六经病证，各自具有特定的病变机理和相应的临床症状特点。
《黄帝内经》应用“三阴三阳”符号，作为标记/和辨识相关证候的思路，还体现在对“厥头痛”的六经辨证施治，从其针刺取穴的经脉，就可体现在对“厥头痛”的六经辨识思路（《灵枢•厥病》）。
《黄帝内经》应用“三阴三阳”，分别标记外感热病六类不同证候类型的思维方法，得到东汉张仲景的传承和发展，由此发展为伤寒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标记六气
《黄帝内经》中记载的五运六气理论，其六气部分正是运用“三阴三阳”符号进行标记的。如“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素问•天元纪大论》）。因为风、寒、暑、湿、燥、火（热气）是该理论的核心，是“三阴三阳”标记事物的“本体”，故用“所谓本也”表述。此处所论事物的“本体”，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热气）六者，这就是文中所说的“六元”。
在六气理论中，又有“主气”（一年六步常态的主时之气）和“客气”（一年六步可能发生的特殊的、非常态的气候）之分。二者虽然都用“三阴三阳”符号予以标记，但是却有不同的排序方法。
主气六步的排序方法，是依照五行相生之序排列，因而标记六步主气的“三阴三阳”符号之序为：初之气，厥阴风木；二之气，少阴君火热气；三之气，少阳相火暑气；四之气，太阴湿土；五之气，阳明燥金；终之气，太阳寒水。
客气六步的排序方法，是按照“先三阴，后三阳，一二三之序排列”。因而标记六步客气的“三阴三阳”符号之序为：初之气，厥阴（一阴）风木；二之气，少阴（二阴）君火热气；三之气，太阴（三阴）湿土；四之气，少阳（一阳）相火暑气；五之气，阳明（二阳）燥金；终之气，太阳（三阳）寒水。此处的“一二三”，仅仅表达“三阴三阳”的排序，不表达“量”的大小、轻重。如“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瞀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胕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又如“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愦愦欲吐，胃鬲如寒……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等（《素问•至真要大论》）。原文中的“三阴三阳”符号，分别标记的是“客气”六步的风气、热气、湿气、暑气、燥气、寒气淫胜，成为伤害人体，致病的邪气，以及由此所致的季节性流行病症谱。如果言五运六气理论中的“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时，
“三阴三阳”符号之间就不存在“开阖枢”关系。因为《黄帝内经》所论“三阴三阳”之间的“开阖枢”关系，以建筑学中的门窗结构为喻，专指人体“三阴三阳”六经之间的整体联系（《灵枢•根结》和《素问•阴阳离合论》）。风（厥阴）、寒（太阳）、暑（少阳）、湿（太阴）、燥（阳明）、火（少阴，热）之间有何以有“开阖枢”关系呢？否则，难以契合逻辑思维的基础。
因此，《黄帝内经》运用“标本”概括
“六气”与“三阴三阳”符号之间的关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热）六气为“本”，厥阴、太阳、少阳、太阴、阳明、少阴为“标”。这就是运气学说中的“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素问•至真要大论》）。
正因为“三阴三阳”是标记相关特定事物阴阳属性的符号，所以，一旦脱离/或者离开所要标记的特定事物/或者事物本体，那么，“三阴三阳”这个符号，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学习和理解《黄帝内经》“三阴三阳”符号特征的关键。如《黄帝内经》有单独应用“三阴三阳”的原文，如“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此所谓气之标，盖南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谓也”（《素问•六微旨大论》）。此处原文是在特定背景之下应用“三阴三阳”符号的。“上下有位”，是指六气司天（上）、在泉（下）有一定的时位；“左右有纪”，是指客气的司天、在泉各自的左间气、右间气之升降，有一定的次序。有鉴于此，故而下文的“三阴三阳”符号，就分别标记风（厥阴）、热（少阴）、湿（太阴）、暑（少阳）、燥（阳明）、寒（太阳）。可见，但凡涉及《黄帝内经》构建中医理论中的“三阴三阳”符号时，必须确定符号所标记的具体事物及其内涵，决不可将“三阴三阳”符号等同于某种特定的事物/或事件，更不可以将“三阴三阳”与具体事物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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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11 15:1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