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晔教授为上海市名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著名中医肿瘤专家刘嘉湘教授。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整体与局部治疗相结合,扶正与祛邪相结合,注重调节阴阳平衡。临诊精于辨证思维,善用古方、名方,结合临床经验方药。他提出了益气养精补肾法为主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学术观点和治疗方法,率领团队开展了系列临床与机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有幸侍诊左右,受益匪浅,现将徐振晔教授治疗晚期肺癌经验总结如下,以飨同道。
益气养精、解毒散结法治晚期肺癌
肿瘤的形成是机体邪正斗争相互消长的一个长期过程,其发病大多与久病虚损、邪毒痰瘀凝结成癌等一系列病理改变相关。“虚者补之”(《素问·三部九候论》),“损者益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是益气养精法的立论法则。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肾中精气是机体生命活动之本。肾的阴虚或阳虚,实质上都是肾中精气不足的外在表现形式。中晚期肺癌患者,禀赋薄弱,脏腑失调,虚久不复,“久病及肾”,肾中精气损耗,阴阳失调。况且肺癌发病以中老年人为多。随着化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化疗后患者常出现神疲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等精气两亏证,这些重要因素构成益气养精法治疗肺癌的理论和临床基础。因而,徐振晔教授提出:调补肾中精气,“阴中求阳”,“阳中求阴”,应成为中晚期肺癌的重要治则。
痰浊凝聚、邪毒内结是肿瘤重要病因病机之一。“痰为气所激而上,气为痰所隔而滞,痰与气搏不能流通”,痰瘤因聚结成块,坚如木石。中医治疗原则为“坚者消之”、“结者散之”。肿瘤的形成,不论是由于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热毒内蕴或正气亏虚,久而久之均能痰积邪毒;邪毒与正气相搏,由于各人具体情况不同,可出现不同证候。但是,不论病情变化怎样错综复杂,邪毒结于体内都是肿瘤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内经》云“治病则必求于本”,对于肺癌这一特殊疾病,“瘤毒”不仅是决定其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其治法、用药和疗效的根本。故解毒散结当成为治疗中晚期肺癌的另一项重要治则。
因此,徐振晔教授认为肺癌的病因病机主要是精气亏虚、邪毒聚积所致的阴阳失调,采用益气养精、解毒散结治法,在临床上用肺岩宁方加减治疗。
肺岩宁方主要由生黄芪、白术、蜂房、干蟾皮、山慈菇、黄精、山萸肉、仙灵脾等组成。生黄芪为补气要药,《名医别录》谓之“补丈夫虚损,五劳羸瘦”。药理研究证明其能提高免疫系统功能,具有抑癌作用。黄精“补诸虚,……填精髓”(《本草纲目》),补肾益精,滋补肺脾肾之阴虚;仙灵脾,“补命门,益精气,坚筋骨”(《本草备要》),补肾壮阳,山萸肉“壮元气,秘精”(《雷公炮炙论》),补精助阳,二药与黄精并用,寓“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义,阴阳并补;蜂房、干蟾皮、山慈菇攻毒消肿,散结抗癌。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精、解毒散结之效,补而不助邪,攻而不伤正,攻补相宜,俾使肿瘤稳定甚或缩小,并抗复发转移。
典型病例
宋某,男,74岁。2003年7月7日初诊。
患者2002年2月因“咳嗽、发热”至宁夏银川医院摄胸片示:右侧胸腔积液。予当地医院行胸穿,抽出淡黄色胸水约300毫升,胸水内找见异型细胞。2002年6月患者至上海中山医院诊治,摄胸片示:右肺门影增大,疑为肺癌,右侧少量胸腔积液。2002年10月中山医院行胸腔穿刺,胸水内找到腺癌细胞。患者于2002年11月至2003年6月间行化疗7次。此次为寻求中医治疗,来我院门诊。
刻诊:面色少华,咳嗽阵作,腰膝酸软,稍疲乏,动则汗出,微恶寒,纳差,二便平,舌质淡暗、苔薄,脉沉细。
西医诊断:支气管肺癌(原发性,中央型,右肺,腺癌)、肺门淋巴结转移、右胸膜转移、右侧胸水。
治则:益气养精,解毒散结。
方药:肺岩宁方加杏仁9克,芦根30克,鱼腥草30克,枇杷叶12克,桃仁9克,葶苈子15克,桂枝9克,鸡内金12克。
复诊:至2003年7月21日,咳嗽缓解。续服上方至今,如遇便溏,加扁豆15克;口干,舌质偏红苔少,加北沙参15克,天麦冬各15克。中药肺岩宁方治疗至今,存活已12年余。
按 本例患者确诊时已发现有胸膜、肺门淋巴结转移,且是腺癌,故机体防御能力差,极易发生远处转移,但经肺岩宁方益气养精,解毒抗癌治疗,病情稳定达10年之久。
徐振晔教授认为,预防复发转移,不可滥用大量抗癌中药,否则更损伤精气,阴阳失衡,易发生复发转移。扶正即可以祛邪,而适度的抗癌又可帮助精气的恢复,调整阴阳平衡。在扶正与抗癌这一矛盾之中,徐振晔教授更强调补益精气,通过提高机体自身的防御能力,达到抗肿瘤复发转移的目的。通过10年之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位生存期,5年、7年生存率处于领先地位。并证实肺岩宁方具有多靶点抗肿瘤生长和转移的作用。
益气健脾、养精解毒法治疗晚期肺癌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难经·十四难》),此为益气健脾养精法治疗晚期肺癌直接的理论依据。脾气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放、化疗期间,肺癌患者可伴随生理功能的损伤,其毒副反应的主要病机是精气亏虚,脾胃失调。人体得不到水谷充养致正气不能抗邪,邪气弥漫,邪毒流窜经络,形成远处转移,同时患者后天乏源,气少精亏,体质下降,症状明显,加速病情恶化,即李东垣在《脾胃论·脾胃盛衰论》中所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因此,徐振晔教授临诊亦很重视脾胃功能的调理,擅用益气健脾养精、解毒散结法治疗晚期肺癌,研制肺岩宁二号方,治以肺脾为主,伍以补肾解毒。
肺岩宁二号方主要由党参、白术、茯苓、石见穿、石上柏、蛇六谷、黄精、灵芝、桃仁、生黄芪等组成。方中妙在桃仁一味,为活血化瘀之品,《本经》称其主瘀血,治血闭癥瘕。现代药理证实桃仁具有抗肿瘤作用。
典型病例
顾某某,女,58岁。2004年6月20日初诊。
患者1997年11月因左肺腺癌(TBB活检病理证实)、两肺多发转移在上海某医院胸外科行NP方案化疗6个疗程。1998年化疗结束。复查胸部CT示:两肺弥散性小结节灶。此次因乏力纳差严重来寻求中医治疗。
刻诊:咳嗽痰多,伴有气急胸闷,乏力倦怠,纳谷欠馨,胃脘少痞胀,脉弦滑,苔薄白腻,质淡红。
西医诊断:支气管肺癌(原发性,中央型,左肺,腺癌)、两肺转移。
治则:益气健脾,化痰解毒,佐以理气畅中和胃。
方药:党参15克,白术12克,茯苓15克,杏仁9克,芦根30克,桃仁9克,枇杷叶12克,石见穿30克,石上柏30克,蛇六谷30克,干蟾皮9克,陈皮9克,木香9克,川连3克,生黄芪30克,黄精30克,灵芝15克,鸡内金12克,炒谷麦芽各15克。
连服一月,症状改善。继服原方加味治疗。至2004年8月,患者基本上两月左右来院诊治。
复诊:2004年8月23日,患者主诉少感乏力,腰膝酸软,纳佳,咳嗽有痰,烘热时作,口干少饮。脉弦小滑,苔少黄腻,质淡红。
辨证:肺脾两虚,癌毒内结,阴火内生。
治则:益气健脾养精,解毒散结,佐以泻火清热。
方药:党参15克,白术9克,茯苓15克,杏仁9克,芦根30克,桃仁9克,枇杷叶9克,石见穿30克,石上柏30克,蛇六谷30克,白花蛇舌草30克,黄精30克,灵芝15克,七叶胆15克,生黄芪30克,知母12克,黄柏9克,川断24克,鸡内金12克。
按 患者初诊来时有明显的乏力、食欲减退,舌红质淡苔薄白腻,脉弦滑。脾乃后天之本,主运化,脾运健旺,气血生化有源,精微四布,湿痰不生。患者因化疗后以及疾病本身的痰毒胶结致脾失健运,水谷精微不能布散,肢体失养,则乏力倦怠;脾失运化,消化吸收迟滞,故纳谷不香。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脾气亏虚,水湿不运,聚湿成痰,肺失清肃亦可聚湿成痰,致肺气上逆,故咳嗽咯痰。气血不荣则舌质淡,痰湿中阻则苔白腻。四诊合参即可辨证为肺脾气虚,兼肾精亏损,予肺岩宁二号方加减治疗。症状改善,病情平稳。患者目前健康生存达17年之久。
数年之后,患者处于更年期,出现烘热、口干等阴虚火旺的症状,徐振晔教授在原法基础上,酌加知母、黄柏泻火清热。体现了晚期肿瘤的整体治疗观,调节患者阴阳平衡,俾使“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益气养精、化瘀散结法治疗肺癌脑转移
在各种恶性肿瘤中肺癌患者最易发生脑转移。肺癌脑转移的症状及体征可呈多样化,其中最常见的可表现为酷似“中风”之神经系统症状,另外也可表现为颅内高压症状,出现剧烈头痛、呕吐等,或表现为癫痫发作。我国古代文献中无脑肿瘤或脑转移瘤的明确记载,但已散在地提到一些主要症状。如《灵枢·厥病》指出:“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徐振晔教授在临床上善用补阳还五汤为主加减治疗肺癌脑转移,疗效颇佳。该方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由黄芪、当归尾、川芎、地龙等组成,功能补气活血化瘀通络,是将补气和活血化瘀结合运用的典范。
典型病例
朱某某,女,42岁。1997年4月23日初诊。
现病史:患者1996年9月4日于上海某专科医院行左肺癌左上肺叶切除术,术后病理:腺癌。术后化疗4次。1997年4月9日复查头颅CT示:右顶叶0.8厘米×0.8厘米转移灶,1997年4月18日行γ刀治疗,术后放疗1疗程。
刻诊:患者右侧头痛、头晕、恶心,左上肢功能明显受限,时有抽搐。畏寒怕冷,夜尿频,大便不实。舌淡暗,苔白,脉细。
西医诊断:支气管肺癌(原发性,左肺上叶,腺癌)、左上肺叶切除术后、脑转移放疗后。
辨证:气虚夹瘀,肾精亏虚。
治则:益气化瘀通络,养精软坚化痰。
处方:生黄芪60克,当归9克,地龙30克,川芎15克,丹参30克,生南星15克,夏枯草15克,生牡蛎30克,补骨脂15克,仙灵脾15克,菟丝子30克,桂枝9克,薏苡仁30克,陈皮9克,姜半夏9克,白蒺藜30克,鸡内金12克,白扁豆20克,羚羊角粉0.6克(分2次冲服),7剂。
复诊:1周后左侧肢体功能略为好转,抽搐发作减少。于上方加入炙蜈蚣2条,鸡血藤30克,丹参用量加大至60克,继服1月后,左上肢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头晕头痛偶作,未见抽搐发作。遂继服上药化裁,增加解毒消肿抗癌中药。
处方:生黄芪60克,当归9克,地龙24克,天葵子30克,天南星30克,七叶一枝花15克,石见穿30克,蜂房9克,干蟾皮9克,炙蜈蚣5克,仙灵脾15克,补骨脂15克,熟地黄15克,山萸肉9克,黄精30克,炙山鳖甲各9克,14剂。
1998年8月复查头颅CT示:肺癌脑转移,右顶叶转移灶γ刀治疗后。病灶及其周围水肿与前相仿,未见新病灶。现患者仍在门诊运用中医药治疗,诸恙皆除,脸色红润,工作家务一如常人。2005年自行停中药1年余,又出现脑部复发转移,复行γ刀治疗,2007年再次出现脑部新发转移灶,拒绝手术及伽刀治疗,继续口服中药带瘤生存至今,病情稳定,生活如常,出境旅游。
2015年1月8日复诊:行走自如。自诉稍有头晕眼花,头痛好转,胃纳可,二便调,夜寐安。脉细弦,苔少,质淡红。治拟益气养精,化瘀通络,软坚散结,扶正祛邪并举。
处方:党参15克,白术12克,茯苓15克,石见穿30克,石上柏30克,蛇六谷30克,天葵子30克,干蟾皮9克,夏枯草15克,生牡蛎30克,丹参30克,景天三七15克,地龙12克,当归12克,女贞子15克,山萸肉30克,生熟地各30克,生黄芪50克,车前子30克,鸡内金12克,陈皮9克。14剂。
按 方中重用黄芪取其大补肺气,使气旺以推动血液运行,化瘀而不伤正,并助诸药之力,通过补气以鼓舞血液运行,从而达到祛瘀通络之目的,是治本,为主药;炙蜈蚣能息风止痉、解毒散结、通络止痛。虫类搜剔,性善走窜,擅能通经络,止疼痛。徐振晔教授临床上常用蜈蚣一味,替代川芎、桃仁、赤芍、红花等活血化瘀药。在补气的基础上活血化瘀以通经络,是为治标。合而成方,标本兼顾,有使气旺血行、瘀去络通、诸症自可渐愈之效。中医历来认为肾主藏精,精生髓,精髓居于骨中,上充于脑,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有“脑为髓海”,“诸髓者皆属于脑”,“肾主骨生髓通于脑”之说,说明脑与肾的关系尤为密切。在补气的同时十分注重运用补肾的方法,即滋补肾阴或温补肾阳。
癌痛方(转)【草根一生】
(2015-02-11
05:27:05)[编辑][删除]

组方:元胡10~30克,粟米壳10~30克,鼠妇10~30克,鸡矢藤10~30克,徐长卿10~30克,制乳香10克,制没药10克,川羌活10克,灵芝30克,核桃枝30克,甘草10克。
功能:活血行气,祛瘀止痛。
主治:各系统肿瘤引起的癌性疼痛。
用法:水煎取汁360毫升,分早晚两次温服,每日1剂。
方解:癌性疼痛多为慢性痛,其发病率取决于肿瘤的类型和分期。早中期癌症患者30%~50%有中度到重度疼痛,而进展期癌症患者中75%伴疼痛,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使病人出现精神、食欲差,忧郁、恐惧、对生活失去信心。西医对于疼痛除了放化疗治疗原发病外,就是三阶梯止痛方案,止痛药也有非甾体类抗炎药到弱阿片类药到强阿片类药而逐渐产生耐药。
针对这种情况,张士舜教授研制出癌痛方专治各系统肿瘤引起的癌性疼痛,方中元胡辛、苦、温,无毒,活血行气止痛;粟米壳酸、涩、寒,敛肺、涩肠止痛,药理研究表明粟米壳中所含吗啡有明显的镇痛作用,两药合用共为君药。鼠妇破瘀消癥止痛;鸡矢藤、制乳香、制没药活血止痛;徐长卿、川羌活祛风止痛;共为臣药,辅助君药加强其止痛作用。灵芝、核桃枝提高免疫力为佐药,协助君药、臣药加强其治疗作用;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
加减运用:本方为治疗癌痛的基础方,在临床应用时,应在本方基础上,根据具体证型进行加减,如属鳞癌者,加冬凌草、紫草、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属腺癌者,加重楼、白英、山慈菇等;失眠者加合欢花、合欢皮、炒枣仁、夜交藤等;肝气不舒者,加醋柴胡、郁金等;脾胃虚寒者加高良姜、荜拨等;头痛者,加天龙、全蝎等;骨转移者加川断、杜仲、骨碎补等。
甘温除热法在肿瘤热中的应用
(2018-09-29
08:01:12)[编辑][删除]
徐芸茜
西南医科大学
发热是恶性肿瘤的常见临床表现之一,甚至是某些肿瘤初期的临床表现,原因大体上可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两大类。根据《肿瘤的科学基础》的观点,恶性肿瘤病人发热约40%为非感染性病因所致。而肿瘤热是指患者出现的直接或间接与恶性肿瘤相关的非感染性发热,其发热特点是不伴恶寒与寒战,热型多为弛张型或不规则型。患者体温每日至少1次大于37.5,持续时间大于2周且排除感染和其他非肿瘤性疾病引起的发热,并且抗生素使用1周以上不能较好控制。目前肿瘤热机制尚不清楚,一般认为是肿瘤细胞分解产生的内源性致热源和肿瘤引起的组织坏死因子释放等原因所致。目前西医治疗缺乏针对性强且副作用小的药物,治疗后只能暂时缓解症状,发热多有反复。
李东垣根据前人理论提出“阴火论”和“甘温除热”,治疗气虚发热的理论指导慢性功能性长期发热取得了较好疗效。肿瘤热属于慢性功能性长期发热范畴,那么李东垣的“阴火论”和“甘温除热”法是否可以用于分析和治疗肿瘤热呢?
阴火的概念
东晋《拾遗记·唐尧》中云: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昼则通明夜则照耀穴外,虽波涛瀼荡,其光不灭,是谓阴火。”
阴火最初为古人对自然景观的描述。
李东垣在他所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等著作中,多处提到阴火,并因此创立“甘温除大热”的治疗方法。阴火是与阳火相对应的。阴火指病理之火,而阳火指生理之火。正常情况下,人体之元气与生理之火应该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当各种原因导致机体生理平衡紊乱,不能制约病理之火,阴火因此产生。
阴火之来源
为何称其为阴火?阴火的特点不焚草木,遇水湿不仅不灭,反而越发旺盛,这点与阳火能焚烧草木之火,遇水湿即被熄灭的特点相反。李东垣所称的阴火是指在一些病因病机作用下导致下焦肝肾正常之相火转化成病理之相火、亢盛之相火;为何不称之为“病理相火”,而另命之为阴火?原因主要有:阴火产生于下焦肝肾,属阴;阴火为病理亢盛之相火,性属实,属阴,故称之为阴火。除此之外,阴火病机复杂,不能简单用“病理相火”命名。
阴火病机
脾胃衰弱、元气亏损、情志因素是导致的气血阴阳失调是出现气虚发热的关键因素。
李东垣生活在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金元时期,战乱频发,人民生活困苦。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导致人脾胃虚弱、元气亏损、情志刺激的重要外在因素。
脾胃虚弱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气虚,气血生化无源,不能滋养下焦肝肾之阴。肝肾之阴不足,则相火不能蓄藏与内,导致相火亢盛,则阴火产生,阴火炽盛于内,出现发热症状。
元气亏损 李东垣《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曰:“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此处心火对应的是阴火。这句提示脾胃气衰、元气不足在阴火产生中的重要作用,脾胃气虚导致元气失养,而元气亏虚能进一步导致脾胃衰弱,阴火炽盛,日渐煎熬,最易耗伤气阴,从而出现气虚发热。
情志刺激 除了脾胃、元气亏损外,情志忧劳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李东垣在《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中提出:“喜怒忧恐,劳役过度,而损耗元气……相火下焦胞络之火,元气之贼也。”“凡怒、忿、悲、思、恐、惧,皆损元气。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上述情志因素长期存在则损耗元气与脾胃之气,且气郁日久则化热,使病理之火亢盛于内。
甘温除热法
李东垣根据《内经》中“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原则,提出“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的治疗方法。治疗气虚发热的代表方剂有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而李东垣学术思想的代表方不是补中益气汤,而是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李东垣既用黄芪、人参,又用黄芩、黄连、黄柏,明确表示补气药和泻火药可以同时使用。甘温益气药虽为治疗气虚发热的基本药物,但该用清热药时还是应及时应用。
以补中益气汤为例,方中黄芪为君药;人参、甘草、白术健脾补脾胃之气,甘温升阳以泻阴火为臣药;陈皮理气、当归养血和血,使补而不滞为佐药;甘草补脾胃中元气又能泻火热,升麻、柴胡提举下陷之清阳为佐使。全方益气升阳,甘温泻热,综合调理气虚发热病证。
肿瘤患者容易忧思其病,导致肝气郁遏。补中益气汤除了能通过甘温除热法治疗肿瘤热外,还能通过疏肝、养肝治疗患者因气郁所导致的发热。如清代经方大家余听鸿曾指出:“此方(补中益气汤)之升麻、柴胡,即是疏肝之品,当归是养肝之品,东垣先生曰:治脾不若治肝。木气调达,土气自舒……所以补中益气汤,人皆云升清,不知东垣先生方中有舒肝扶土之妙。”
阴火论与肿瘤热
探讨“阴火论”和“甘温除热”法在肿瘤热中的运用,首先应辨明发热是否为气虚型。符合气虚所致肿瘤热的证候特点是发热伴有气虚,症见:发热、气短乏力、舌淡苔白、脉无力。若因感染、气道阻塞致痰浊不能排出而致阻塞性发热,或因放疗后致放射性炎症而致发热,均不是肿瘤热。其症状多表现为发热病程较短,高热无畏寒,咳嗽,咳吐黄色痰块,难咯,舌苔黄厚,脉滑数,且有感染病史,分泌物病菌培养呈阳性。这些发热有别于气虚证型的肿瘤热,不适用于甘温除热法治疗。
肿瘤热病机
脾胃衰弱、元气亏损、情志因素是阴火产生的主要病理因素,也是重要的辨证要点,在肿瘤病人的疾病发展中也有重要意义。
气虚与肿瘤和肿瘤热密切相关 李士材在《医宗必读》日:“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
积”的产生,与元气不足密切相关。现代医学认为,肿瘤是在基因调控下,局部组织细胞异常增生所致的新生物。这与“积”的含义具有一致性,其中基因可以理解为中医理论所述的元气,后邪气距之可理解为肿瘤细胞的异常复制。在肿瘤各个阶段中,患者可因肿瘤本身、营养不良、环境、放化疗等因素降低机体抵抗力,导致元气亏损,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出现发热症状。
脾胃失调与肿瘤热密切相关 元气靠脾胃化生的水谷之气充养。肿瘤的各个阶段均可致脾胃虚运化失司,气血生化乏源而元气不足。放化疗后病人出现恶心、呕吐、厌食、消瘦等表现会进一步损伤脾胃之气,均可致阴火的产生,出现发热的临床表现。
情志失调肿瘤热密切相关 肿瘤病人长期受社会、家庭、个人压力束缚,情志不畅,失于疏泄,肝郁伤脾,脾失健运,湿浊之气随三焦侵犯肝肾,肝肾不足,水不制火而发热。
甘温除热法治疗肿瘤热
当肿瘤热辨证属阴火致病表现特点时,可运用甘温除热法治疗肿瘤热。甘温除热法为治阴火的根本大法,阴火的发生源于脾胃气衰,元气不足,故治疗肿瘤热时应用甘温药从根本上补益脾胃之气,顾护元气。恶性肿瘤属于慢性、恶性、消耗性疾病,整个病程始终伴随着气血不断损耗的过程,扶正培本的治疗理念对肿瘤热的干预治疗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李自全等在《甘温除热法治疗肿瘤发热25例析》运用甘温除热法治疗肿瘤热25例,在25例临床治疗,显效15例有效6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达84
%。
徐晓东等在《降温汤治疗晚期恶性肿瘤发热》中以党参、黄芪、白术、柴胡、半夏、黄芩、白花蛇舌草等自拟降温汤治疗60例晚期癌性发热患者,40例患者服药1周后体温恢复正常,总有效率为
95%。
李敏等在《补中益气汤与新癀片联合治疗癌性发热115例临床观察》中以补中益气汤与新癀片联合治疗癌性发热115例,补中益气汤加新癀片组的肿瘤热复发率(5.5%)远小于吲哚美辛肠溶片组(50%)的肿瘤热复发率(P<0.05)。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提示,甘温除热法在治疗辨证属于气虚发热证的肿瘤热中有一定的临床效果,并且在探寻肿瘤热的病因以及探索肿瘤热的治疗上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肿瘤热是恶性肿瘤临床常见并发症,应用“阴火论”和“甘温除热”法分析和治疗肿瘤热要以元气不足、脾胃亏耗、情致郁结作为辨证关键,以甘温益气为治疗中心。其他因素引起的发热不以脾气虚弱为基础,就不应按阴火治疗。故治疗肿瘤热时,我们当具体分析患者病情,判断是否属于肿瘤热,辨明是否属于气虚发热证型,并适当选用“甘温除热”法治疗肿瘤热。临床上肿瘤热的情况复杂多变,医生应注意出现各的种变证及危重证候。目前西医治疗缺乏针对性强且副作用小的药物,故中医阴火论在治疗肿瘤热方面有突出的优势,值得深入研究。(徐芸茜)
从三辨一合思想诊治原发性肝癌
时间:2025-08-1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6版 作者:郑玉玲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通常指肝细胞或肝内胆管细胞发生的恶性肿瘤。肝癌发病隐匿,早期多无特异性表现,确诊时常已处于中晚期,且术后易复发、转移,从而导致患者生存期短、生存质量差。肝癌属于中医学“肝积”“积聚”“癥瘕”等范畴,病性多为虚实夹杂,病机多为正虚邪盛,正气亏损,痰、瘀、热、毒胶结凝聚成癌。中医药治疗肝癌可从抑瘤生长、减毒增效、提高生存质量等多方面发挥作用。笔者自1985年以来致力于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相关研究,尤其对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研究较多,用中医药治疗肝癌临床疗效显著,形成了从“三辨一合”思想治疗原发性肝癌的诊疗策略,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
正虚邪盛为病由
肝癌虽为现代医学之名,但中医古籍对肝癌早已有相关论述。《难经》记载:“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及“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腹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与肝癌临床症状胁下肿块、质地坚硬、高下不平,疼痛时作,黄疸,发热,伴乏力、纳差及消瘦等症状不谋而合。《医宗必读·积聚》云:“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邪气日昌,正气日削,不攻去之,丧亡从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素问·评热病论》亦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肝癌发病是因正气亏损而导致痰、瘀、热、毒等邪气凝聚,是因虚而致实,因虚而患病,总的病性为虚实夹杂。而正虚为本、邪毒为标,多因相合、癌毒内生是肝癌的致病关键。
扶正祛邪为内核
古今历代医家关于肝癌的治法、治则论述颇多,但总的治疗大法即为扶正祛邪,而扶正有补气、养血、滋阴、补阳,祛邪有行气、化痰、活瘀、解毒等治法,两者如何结合,两者方中的用药占比如何,则需根据具体病情辨证施治。《医宗必读·积聚》曰:“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一是强调治疗疾病应分期论治,二是明确指出扶正与祛邪的用法应根据临床病患的整体情况,辨证施治。
因此,肝癌的治疗应当标本兼顾,以扶正、祛邪为治疗大法,结合患者病性、病位、病期,灵活应用养血柔肝、健脾益气、化痰活瘀、解毒清热等治法,同时应考虑患者所经受过的手术、放化疗、消融治疗、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现代医学治法,从整体出发,一人一案,综合辨证施治。
“三辨一合”细考量
“三辨一合”是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癌思想的集中体现,强调在治疗肝癌时注重辨病性、病位、病期,同时整体与局部“合”和论治,使得中西医诊治优势互补,以达到更全面有效的诊疗效果。
辨病性,分清阴阳
肝癌的发病原因较多,西医学认为有病毒性肝炎、黄曲霉毒素、大量饮酒、先天遗传等病因。中医角度则有外邪侵袭、久病劳倦、情志失调、饮食不节等内、外致病因素。病因繁杂,往往临床难以决断,但中医治疗的关键点是从患病的人出发。人与人之间体质大不相同,具体到疾病本身,即病性的不同,是寒、热、虚、实、阴、阳的不同。若不辨明病性,阴阳不分、寒热不明、虚实不定,则会南辕北辙,使得肝癌的整个治法、疗效转归及预后等出现较大差异。基于此,治疗肝癌,辨病性是第一步,应四诊合参,从患者本身出发,判别阴阳、寒热、虚实的具体程度,从而为下一步的立法遣方作出坚实的铺垫。
辨病位,分经论脏
从六经辨证角度来看,临床确诊肝癌时多为中晚期,此时病位多在中、在里,若为阳性病患,则是少阳、阳明,若是阴性病患,则为厥阴、太阴。若是简单疾病,分经即可论治,而中晚期恶性肿瘤这类复杂疾病的治疗,需在六经辨证的同时融合脏腑辨证。如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出:“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可见,一脏病往往累及其他脏腑,治疗应兼而顾之。再结合肝癌的临床特点,肝癌发病往往以肝为直接病位,而间接病位则有脾、胃、胆囊、大肠、小肠、肾等。因此,在治疗时应将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相结合,辨明病位,精准治疗。
辨病期,中西结合
西医学对肝癌的治疗手段多种多样,临床疗效确切,但随之而来的不良反应也让患者望而生畏。中医药可全程参与肝癌的治疗,由于患者身体素质不同、疾病严重程度各异、所处治疗阶段不一,故应分期治疗肝癌,最大程度提高患者的治疗获益度。
在手术、消融及介入治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前后,可根据各治疗手段的特点及相关不良反应,分别应用不同的治法方药。在外科手术后,以扶正为主,益气养血、健脾和胃助恢复;在消融及介入治疗后,运用清热解毒、健脾和胃法缓解发热、肝区疼痛、呕吐等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在放疗期间,运用养阴益气、清热解毒、健脾和胃法缓解患者放疗局部皮肤反应、骨髓抑制及消化道不良反应;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期间,运用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健脾和胃法来缓解皮肤、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的相关毒副反应;在治后恢复期,即指患者在经过一系列西医学治疗手段后,疾病得以控制,病情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当以中药为主,运用柔肝养血、健脾益气、清热解毒、化痰活瘀等治法改善机体内环境,防止疾病复发。因此,辨明肝癌所处治疗阶段,并针对病期特点,中西协同,减毒增效,可使病患获益最大化。
整体与局部“合”和论治
整体观是中医思维的核心内涵。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肝癌的发病是整个机体内环境发生改变,从而使得癌瘤发展逐渐在肝脏形成肿块的过程。
从治疗上看,中医药可改善机体内环境,从根本上纠正癌瘤发生发展的环境,从源头治疗肝癌,但可能对肝癌的局部病灶治疗效果较慢,若局部肿瘤负荷过大,会出现黄疸、腹水、肝昏迷等一系列危重情况。而针对肝脏局部病灶,外科手术、消融、介入治疗、粒子植入等手段可有效、快速缩小病灶,减轻癌瘤负荷,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但这些治疗对于整个机体内环境没有明显改善作用。
因此,对于患癌机体,中西医结合全程治疗不仅可快速缩小局部病灶,还能进一步改善机体内环境,延缓疾病进展,延长患者生存期。这种整体与局部“合”和论治,使肝癌治疗跨上新台阶。(郑玉玲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