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卢云：让中医急诊大有可为
(2024-09-14 04:09:59)
卢云：让中医急诊大有可为
摘自2024-9-13中国中医药报
近日，第五届“健康四川——大美医者”推荐评议活动结果出炉，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卢云荣获“健康四川——大美医者”称号。
“我可以！”病房内，一名“植物人”患者在昏迷40多天后，缓慢睁开双眼，开始下地行走。
此前，他曾心脏骤停20分钟，陷入“植物人”状态，体温一度达到41。
抗休克、机械通气、脑保护支持治疗……在常规治疗进入瓶颈期时，有人想到了中医。
“中医能治危重症吗？”“中药会加重患者癫痫吧？”
在一片质疑声中，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卢云加入治疗团队。
他改良中医古方“羚角钩藤汤”，以人参汤送服安宫牛黄丸，开窍醒神，活血通经，复元醒神……从心脏骤停到恢复心跳，从昏迷不醒到问话可答、下地行走……“植物人”患者不断转好、逐步康复，堪称医学奇迹。
中医急诊的耕耘者
1988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时，卢云未曾想到自己毕业后，会以中医医师的身份加入急诊科，并在此后的30余年里，将传承和发扬中医急诊学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
1993年，卢云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彼时，医院急诊科在国医大师陈绍宏教授的带领下，已初具规模。然而，即便如此，在当时，“中医急诊”还是备受质疑。陈绍宏向医院做出承诺：3年内打开中医急诊科的局面，建立起一支中医急诊队伍，用中医药方法治疗一两个急症病种。
陈绍宏的魄力和成就让卢云深受震撼，也让他看到了中医药在危急重症治疗领域同样能够大有可为，他决心在中医急诊领域继续深耕。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出站，算上本科5年，卢云不知不觉在中医急诊的道路上走了20多年。
这些年，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陈绍宏严谨治学的风格。“我的博士毕业论文陈老让我反复修改了19次。在需要手写病历的那些年，作为住院医师，我在管床期间，也常常因为一句话，一个字，都要反复书写十多遍，直到陈老满意为止。”正是这种从严治学、从严带教，让卢云迅速成长为省内新一代中医急诊的领军人物。
同事心中的“定心丸”
2019年6月，卢云开始担任医院急诊科主任，成为管理者后，卢云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坚持组织院前急救、院内抢救以及住院查房工作，主持病案讨论和开展科内学术讲座，对中医理论和老一辈专家的宝贵经验进行深入学习，并结合现代技术发扬光大。
他深厚的中医功底和对西医疾病深刻的认识，得到业内同道的广泛认同。
“棘手的急危重症和疑难病在他手里总能得到条理清晰却又别开生面的解决思路，他是我们中医急症同事心中的‘定心丸’。”同事这样评价他。
卢云的门诊患者几乎都是其他患者推荐过来的，只要看到经济困难的患者，卢云都会主动帮忙，减免挂号费等。“感谢卢主任……”前不久，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卢云手上。写这封信的，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很难想象，几个月前，他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该患者转入急诊科后，卢云根据患者病情，改良中医经典名方为其口服中药进行治疗，两周后，患者脱离呼吸机出院，激动地写下了感谢信。
此外，卢云还致力于中西医结合对危重病的防治研究，秉承“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结合”的观点，被誉为“难题解决能手”。在陈绍宏研发的中风醒脑液的基础上，他创新性地提出“活血豁痰法”，用于治疗脑出血后脑积水，有效降低了患者死亡率与致残率，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他提出的“通至邪去”理论治疗急慢性炎症性疾病，在临床上取得较好的疗效；他主持开发的用于治疗肺心病急性发作院内制剂“三桔咳喘口服液”，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凭借先进的事迹，卢云先后获评四川省拔尖中医师、四川省名中医、四川省卫生健康领军人才等。
“坚守初心，守正创新，让中医在危急重症治疗中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卢云说。 （陈丽娜）
摘自2024-9-13中国中医药报
近日，第五届“健康四川——大美医者”推荐评议活动结果出炉，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卢云荣获“健康四川——大美医者”称号。
“我可以！”病房内，一名“植物人”患者在昏迷40多天后，缓慢睁开双眼，开始下地行走。
此前，他曾心脏骤停20分钟，陷入“植物人”状态，体温一度达到41。
抗休克、机械通气、脑保护支持治疗……在常规治疗进入瓶颈期时，有人想到了中医。
“中医能治危重症吗？”“中药会加重患者癫痫吧？”
在一片质疑声中，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卢云加入治疗团队。
他改良中医古方“羚角钩藤汤”，以人参汤送服安宫牛黄丸，开窍醒神，活血通经，复元醒神……从心脏骤停到恢复心跳，从昏迷不醒到问话可答、下地行走……“植物人”患者不断转好、逐步康复，堪称医学奇迹。
中医急诊的耕耘者
1988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时，卢云未曾想到自己毕业后，会以中医医师的身份加入急诊科，并在此后的30余年里，将传承和发扬中医急诊学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
1993年，卢云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彼时，医院急诊科在国医大师陈绍宏教授的带领下，已初具规模。然而，即便如此，在当时，“中医急诊”还是备受质疑。陈绍宏向医院做出承诺：3年内打开中医急诊科的局面，建立起一支中医急诊队伍，用中医药方法治疗一两个急症病种。
陈绍宏的魄力和成就让卢云深受震撼，也让他看到了中医药在危急重症治疗领域同样能够大有可为，他决心在中医急诊领域继续深耕。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出站，算上本科5年，卢云不知不觉在中医急诊的道路上走了20多年。
这些年，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陈绍宏严谨治学的风格。“我的博士毕业论文陈老让我反复修改了19次。在需要手写病历的那些年，作为住院医师，我在管床期间，也常常因为一句话，一个字，都要反复书写十多遍，直到陈老满意为止。”正是这种从严治学、从严带教，让卢云迅速成长为省内新一代中医急诊的领军人物。
同事心中的“定心丸”
2019年6月，卢云开始担任医院急诊科主任，成为管理者后，卢云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坚持组织院前急救、院内抢救以及住院查房工作，主持病案讨论和开展科内学术讲座，对中医理论和老一辈专家的宝贵经验进行深入学习，并结合现代技术发扬光大。
他深厚的中医功底和对西医疾病深刻的认识，得到业内同道的广泛认同。
“棘手的急危重症和疑难病在他手里总能得到条理清晰却又别开生面的解决思路，他是我们中医急症同事心中的‘定心丸’。”同事这样评价他。
卢云的门诊患者几乎都是其他患者推荐过来的，只要看到经济困难的患者，卢云都会主动帮忙，减免挂号费等。“感谢卢主任……”前不久，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卢云手上。写这封信的，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很难想象，几个月前，他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该患者转入急诊科后，卢云根据患者病情，改良中医经典名方为其口服中药进行治疗，两周后，患者脱离呼吸机出院，激动地写下了感谢信。
此外，卢云还致力于中西医结合对危重病的防治研究，秉承“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结合”的观点，被誉为“难题解决能手”。在陈绍宏研发的中风醒脑液的基础上，他创新性地提出“活血豁痰法”，用于治疗脑出血后脑积水，有效降低了患者死亡率与致残率，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他提出的“通至邪去”理论治疗急慢性炎症性疾病，在临床上取得较好的疗效；他主持开发的用于治疗肺心病急性发作院内制剂“三桔咳喘口服液”，已广泛应用于临床。
凭借先进的事迹，卢云先后获评四川省拔尖中医师、四川省名中医、四川省卫生健康领军人才等。
“坚守初心，守正创新，让中医在危急重症治疗中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卢云说。 （陈丽娜）
态靶辨治为中医诊疗装上“北斗”
摘自2024-9-23中国中医药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仝小林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工作中，中医药在降低转重率、促进康复等方面的独特疗效已被大众熟知，同时也涌现了许多中医药救治危重症患者的成功案例，一改中医“慢郎中”的刻板印象。而对于中医，大众还有另一个普遍印象，那就是找中医主要是“调理调理”，尤其当大家身上出现一些现代医学难以解释的症状时，往往就会求助于中医大夫，希望能给出一些关于人体“五脏六腑”“气血阴阳”哪里偏虚或哪里偏旺的解释，然后开出药方来整体改善一下。那么中医看病真的只能调理吗？中医药在现代疾病的诊疗中能发挥哪些作用和优势？今天让我们一起聊聊现代中医的看病之道。
什么是中医“宏观调态”思想
中医在看待问题时更倾向于从人体系统的全景入手，因此在治疗时往往善于利用药物的偏性调整患病人体的偏态，通过调动人体的自调节、自修复、自平衡的能力，起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
所谓“调理”，是群众对中医“宏观调态”的一个通俗认识。由于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深远的影响，中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构建了独特的以“整体观”“天人相应”等哲学思想为指导的医学理论体系。与主张实体还原论的西方医学不同，中医在看待问题时更倾向于从人体系统的全景入手，强调对人体系统整体内在关系的把握，因此在治疗时往往善于利用药物的偏性调整患病人体的偏态，通过调动人体的自调节、自修复、自平衡的能力，起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即所谓“体内自有大药”。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西瓜，要防止西瓜腐烂（疾病），西医内科可能会选择给西瓜注射防腐剂，外科会手术切除腐烂部位，而中医治疗则更像是把西瓜放进冰箱，这种通过改变患病的人体内、外环境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就是中医的“宏观调态”。毫无疑问这一理念是中医的优势所在，以此为核心的中医疾病诊疗模式也使得中医在调整患者整体功能状态、改善临床症状以及治疗一些病因不明、难以诊断的疾病时具有显著优势。
“宏观调态”存在不足
“刻下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对现代医学诊断疾病全周期发展规律的认识及群体化诊治策略的制定。因此，单纯从“宏观调态”入手的中医治疗，往往不能对现代医学微观检查指标起到直接改善作用。
然而，现代医学背景下的“宏观调态”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方面，中医对机体状态的评价多是基于当下对特定患者进行望闻问切获取的信息，也就是“刻下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对现代医学诊断疾病全周期发展规律的认识及群体化诊治策略的制定。比如面对一个脾胃虚寒的胃痛患者，中医如果不考虑疾病本身发展规律，甚或只开一些温胃散寒止痛的方子，而忽视疾病诊断，可能胃痛治好了，但却错过了一个胃癌患者早期干预的时机。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对机体结构、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层面已逐渐由宏观走向微观，我们拍的“片子”，做的胃镜、肠镜，以及实验室检查测的血糖、血脂、转氨酶、尿酸等指标逐渐替代了传统的临床症状，成为许多疾病诊断和疗效判定标准。因此，单纯从“宏观调态”入手的中医治疗，往往不能对这些指标起到直接改善作用，这也导致许多中医大夫在治疗一些早期以指标异常为突出表现的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面对疾病的典型病理指标（如甲亢的甲状腺激素水平、痛风的尿酸水平）时，感到临床选方用药没有抓手，宏观辨证难以精准起效。
“态靶辨治”的提出
“态靶辨治”让中医大夫从过去单纯“宏观调态”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强调通过现代药理成果的临床回归为中药赋予“态靶同调性”，在避免中药西用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中医治疗的靶向性。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背景，笔者经过多年的理论摸索与临床实践，提出了“态靶辨治”的现代中医诊疗体系。“态靶辨治”让中医大夫从过去单纯“宏观调态”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在临床诊疗中充分借鉴、吸纳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对于现代医学已研究得较为深入和成熟的疾病，重新用中医的特色思维方法，对疾病进行全程、全面的再认识，以弥补中医传统诊疗模式的不足，为只有“刻下”的中医辨证论治提供一个横向的时间轴。
另一方面，中药对临床理化相关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相关指标的靶向性仍然不足，需要寻找精准改善指标的“靶”药，尽管有这样功效的中药古人是“闻所未闻”的，但我们现在有技术可以把它们找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组织开展了大量的中药药理研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青蒿素等中药单体被人们发现和应用，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价值也逐渐明晰。这些成果成为寻找中医临床“标靶”药的重要资源。因此“态靶辨治”强调，通过现代药理成果的临床回归为中药赋予“态靶同调性”，在避免中药西用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中医治疗的靶向性。当有着“解表”“清热”“健脾”等不同宏观药性功效的中药，忽然有了“抗炎”“降血糖”“修复胃黏膜”等微观的现代药理作用“加持”，传统中药将迸发新的活力，为中医大夫临床选方用药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态靶辨治”是中医从宏观走向精准的历史选择
“态靶辨治”思想不仅使中医宏观的调态理念与现代研究揭示的微观标靶相结合，同时也实现了将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思想与现代医学疾病认知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中医临床诊疗的有效性和精准性。
如果说曾经的中医治疗是看着“指南针”辨别方向，只要方向对，怎么都能有点效果。那么“态靶辨治”思想将无异于为中医装备上“北斗”卫星导航，让中医大夫的临床选方用药真正拥有了时间和空间的精准定位。它不仅使中医宏观的调态理念与现代研究揭示的微观标靶相结合，同时也实现了将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思想与现代医学疾病认知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中西医汇通之“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背中”的原则，极大地提高了中医临床诊疗的有效性和精准性。目前，“态靶辨治”思想已经帮助中医实现了中药独立降糖、降压的重大突破，在多种代谢性疾病、慢性肾病、肿瘤等领域也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相信未来这种全新的中医诊疗体系，在临床各种疾病中的广泛运用将有助于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更好地发挥双方优势，共同造福人类健康。
摘自2024-9-23中国中医药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仝小林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工作中，中医药在降低转重率、促进康复等方面的独特疗效已被大众熟知，同时也涌现了许多中医药救治危重症患者的成功案例，一改中医“慢郎中”的刻板印象。而对于中医，大众还有另一个普遍印象，那就是找中医主要是“调理调理”，尤其当大家身上出现一些现代医学难以解释的症状时，往往就会求助于中医大夫，希望能给出一些关于人体“五脏六腑”“气血阴阳”哪里偏虚或哪里偏旺的解释，然后开出药方来整体改善一下。那么中医看病真的只能调理吗？中医药在现代疾病的诊疗中能发挥哪些作用和优势？今天让我们一起聊聊现代中医的看病之道。
什么是中医“宏观调态”思想
中医在看待问题时更倾向于从人体系统的全景入手，因此在治疗时往往善于利用药物的偏性调整患病人体的偏态，通过调动人体的自调节、自修复、自平衡的能力，起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
所谓“调理”，是群众对中医“宏观调态”的一个通俗认识。由于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深远的影响，中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构建了独特的以“整体观”“天人相应”等哲学思想为指导的医学理论体系。与主张实体还原论的西方医学不同，中医在看待问题时更倾向于从人体系统的全景入手，强调对人体系统整体内在关系的把握，因此在治疗时往往善于利用药物的偏性调整患病人体的偏态，通过调动人体的自调节、自修复、自平衡的能力，起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即所谓“体内自有大药”。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西瓜，要防止西瓜腐烂（疾病），西医内科可能会选择给西瓜注射防腐剂，外科会手术切除腐烂部位，而中医治疗则更像是把西瓜放进冰箱，这种通过改变患病的人体内、外环境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就是中医的“宏观调态”。毫无疑问这一理念是中医的优势所在，以此为核心的中医疾病诊疗模式也使得中医在调整患者整体功能状态、改善临床症状以及治疗一些病因不明、难以诊断的疾病时具有显著优势。
“宏观调态”存在不足
“刻下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对现代医学诊断疾病全周期发展规律的认识及群体化诊治策略的制定。因此，单纯从“宏观调态”入手的中医治疗，往往不能对现代医学微观检查指标起到直接改善作用。
然而，现代医学背景下的“宏观调态”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方面，中医对机体状态的评价多是基于当下对特定患者进行望闻问切获取的信息，也就是“刻下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对现代医学诊断疾病全周期发展规律的认识及群体化诊治策略的制定。比如面对一个脾胃虚寒的胃痛患者，中医如果不考虑疾病本身发展规律，甚或只开一些温胃散寒止痛的方子，而忽视疾病诊断，可能胃痛治好了，但却错过了一个胃癌患者早期干预的时机。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对机体结构、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层面已逐渐由宏观走向微观，我们拍的“片子”，做的胃镜、肠镜，以及实验室检查测的血糖、血脂、转氨酶、尿酸等指标逐渐替代了传统的临床症状，成为许多疾病诊断和疗效判定标准。因此，单纯从“宏观调态”入手的中医治疗，往往不能对这些指标起到直接改善作用，这也导致许多中医大夫在治疗一些早期以指标异常为突出表现的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面对疾病的典型病理指标（如甲亢的甲状腺激素水平、痛风的尿酸水平）时，感到临床选方用药没有抓手，宏观辨证难以精准起效。
“态靶辨治”的提出
“态靶辨治”让中医大夫从过去单纯“宏观调态”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强调通过现代药理成果的临床回归为中药赋予“态靶同调性”，在避免中药西用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中医治疗的靶向性。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背景，笔者经过多年的理论摸索与临床实践，提出了“态靶辨治”的现代中医诊疗体系。“态靶辨治”让中医大夫从过去单纯“宏观调态”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在临床诊疗中充分借鉴、吸纳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对于现代医学已研究得较为深入和成熟的疾病，重新用中医的特色思维方法，对疾病进行全程、全面的再认识，以弥补中医传统诊疗模式的不足，为只有“刻下”的中医辨证论治提供一个横向的时间轴。
另一方面，中药对临床理化相关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相关指标的靶向性仍然不足，需要寻找精准改善指标的“靶”药，尽管有这样功效的中药古人是“闻所未闻”的，但我们现在有技术可以把它们找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组织开展了大量的中药药理研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青蒿素等中药单体被人们发现和应用，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价值也逐渐明晰。这些成果成为寻找中医临床“标靶”药的重要资源。因此“态靶辨治”强调，通过现代药理成果的临床回归为中药赋予“态靶同调性”，在避免中药西用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中医治疗的靶向性。当有着“解表”“清热”“健脾”等不同宏观药性功效的中药，忽然有了“抗炎”“降血糖”“修复胃黏膜”等微观的现代药理作用“加持”，传统中药将迸发新的活力，为中医大夫临床选方用药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态靶辨治”是中医从宏观走向精准的历史选择
“态靶辨治”思想不仅使中医宏观的调态理念与现代研究揭示的微观标靶相结合，同时也实现了将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思想与现代医学疾病认知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中医临床诊疗的有效性和精准性。
如果说曾经的中医治疗是看着“指南针”辨别方向，只要方向对，怎么都能有点效果。那么“态靶辨治”思想将无异于为中医装备上“北斗”卫星导航，让中医大夫的临床选方用药真正拥有了时间和空间的精准定位。它不仅使中医宏观的调态理念与现代研究揭示的微观标靶相结合，同时也实现了将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思想与现代医学疾病认知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中西医汇通之“师古而不泥古，参西而不背中”的原则，极大地提高了中医临床诊疗的有效性和精准性。目前，“态靶辨治”思想已经帮助中医实现了中药独立降糖、降压的重大突破，在多种代谢性疾病、慢性肾病、肿瘤等领域也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相信未来这种全新的中医诊疗体系，在临床各种疾病中的广泛运用将有助于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更好地发挥双方优势，共同造福人类健康。
通过正确地认识人体生理和疾病的核心病因病机，并采用精准的方法进行辨证，有助于最终实现顺应自然的处方用药——
“无为而治”思想在中医临床的妙用
摘自2024-10-17中国中医药报
韩学杰 任聪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医临床中的“无为而治”思想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保护机体自身生理机能，顺应自然规律、休养生息，处理好“正邪”关系；二是疾病发生发展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在疾病恢复阶段要扶助正气，做到用药适时、适量、适度，处理好“药病”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无为而治”不是患者消极懈怠对待病情或医者过度强调疾病程度而引起患者焦虑紧张，而是应该通过正确的科普和科学的防病养生观念，来保持身心健康。
“无为而治”体现在中医因、机、证、治的多个方面，通过正确地认识人体生理和疾病的核心病因病机，并采用精准的方法进行辨证，有助于最终实现顺应自然的处方用药，此为完整的中医“无为而治”应用法则。
处理“邪正”关系
以“无为而治”思想处理好“正邪”关系，勿伤自然，应该保护正气，注重养生，这也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重要体现。具体包括“顾护正气，宝命全形”和“祛除邪气，给邪出路”两个方面。
顾护正气，宝命全形
《黄帝内经》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健康无恙时注重保护正气、防止邪气侵袭，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第一要义。具体来讲，风为阳邪易袭阳位，寒为阴邪易伤阳气，湿性趋下，燥邪干涩，火邪趋上，暑性升散，六邪致病各有特点，在养生防病时应该注意阴阳寒热的平衡，并结合“三因制宜”思想，在节令变化或寒热交替时注意饮食选择和衣着加减。
另外，饮食不节、劳逸过度、七情内伤等都是常见致病因素，形成合理的饮食习惯，不应进食生冷油腻食物，寒热荤素及营养搭配合理；张弛有度，不过度劳累或被外界音色所累；情绪舒畅平和、静心养气都是保持机体健康的重要方式。
祛除邪气，给邪出路
中医学以“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为治病八法，其中“汗、吐、下、清、消”是直观的祛邪方法，“温、补”则是扶正祛邪的重要法则。研究发现《神农本草经》中对邪气有治疗作用的药物有89味，这些药物对邪气的治疗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直接祛除邪气；二是通过补益气血或温阳化湿等功能达到祛邪效果，可见“给邪以出路”是中医药治疗的重要法门。
笔者总结了“祛邪五径”临证法则，即在处方用药时以“祛痰浊、微发汗、通大便、利小便、调血分”为径。
祛痰浊
中医之“痰”是因脾、肺、肾多脏腑气机失调所引起的黏腻、秽浊、流散性病理产物，同时也是致病因素，分为实痰和虚痰。其治疗应祛痰化湿或健脾燥湿，或采用祛痰序贯四步法：第一步竹茹、竹沥水清热涤痰；第二步茵陈、泽泻化湿祛痰；第三步海藻、昆布祛痰散结；第四步生龙牡、海蛤壳化痰软坚。又因为痰瘀互结日益成为复杂的致病因素，笔者提出化瘀序贯四步法：第一步石菖蒲、郁金行气化瘀；第二步川芎、丹参活血化瘀；第三步地龙、水蛭剔络化瘀；第四步三七、鸡血藤奇药化瘀。如此则痰湿得化。
微发汗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故而对于病邪在表或半表半里者，采用汗法可以迅速驱邪外出。对于太阳表实证，《伤寒论》第35条言：“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对于太阳表虚证，《伤寒论》第12条言：“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故而用麻黄、杏仁、桔梗等宣肺解表；桂枝、白芍、甘草等养阴合营；柴胡、黄芩、半夏和解表里，是通过汗法驱邪外出的主要方法。同时，中医认为血汗同源、血能载气，发汗过度会引起气随津脱、津枯血燥，出现气短乏力、口干口渴等症，甚至导致亡阴亡阳的危重病变，故而应该使用微汗法，而不可过汗、大汗。正如《伤寒论》桂枝汤方后注中所言“微似有汗者益佳”。
通大便
《素问·五脏别论》言“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人体正常代谢所产生的糟粕应该从大便而解。宿食停留，腑气不通，会引起脾胃枢纽升降失常，气血运化无源，产生腹胀腹痛、胸满膈胀等疾病。而通利大便，可以有效帮助机体糟粕排出体外，同时有利于热邪、痰湿从大便而解。如癫痫、躁狂、焦虑等痰湿热邪蒙蔽清窍的疾病，通过泻下通便法可以祛邪开窍。
利小便
《素问·汤液醪醴论》言“开鬼门，洁净腑”，《金匮要略》言“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其小便”，通利小便是水湿肿满、小便癃闭等疾病的有效治法。韩学杰提出，利小便有二法，当水液在里或在下停聚，伴有水、湿、痰、饮等病理产物，以小便不利为主症时，以利水为主；当血虚津燥、排便无力为主时，不可单纯利小便，应该辅以补益正气，正如《伤寒指掌》言“若大病后，汗下后，津液内竭，故不利。若强利之，则水愈涸，必纯用养阴生津之品，则津液复而水道行矣，痢亦然”。
调血分
《温热论》云“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其中“凉血”指重用苦寒之品，釜底抽薪、凉解血分伏热；“散血”指以丹皮、赤芍、生地等活血养阴。中医刺络放血法在湿疹、带状疱疹、儿科扁桃体炎、发热等内外科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血实宜决之”即为此意。
可见，正确的祛邪法是遵循邪气致病规律、治疗疾病的有效路径，对于以邪实致病为主者疗效显著。反之，当以上疾病失治误治，不能及时引邪外出或闭门留寇导致病邪内郁，常引起神昏谵语、高热不退、皮肉溃烂等危重症，是与机体抗病的天然机制相违背的。但是，对于虚证为主、亡血失津、阴阳亏虚的患者应该适当慎用，或采用攻补兼施法，以免伤正，违背了“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根本要义。
处理“药病”关系
以“无为而治”思想处理好“药病”关系、“勿碍病情”。辨证时应该注重把握核心病因病机，正确认识脏腑、经脉、三焦、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表现，是辨证准确的前提。正如《金匮要略》言：“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其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在处方用药时注重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把握药物偏性、“以偏纠偏”，使因、机、证、治相一致，才能准确辨证论治，使五脏安和、阴阳平衡。正如《伤寒论》第58条言：“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辨证准确
宏观来讲，辨证论治的方法实则是“道法自然”的方法，不直接治病，不直接针对某种病因，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最终却治愈了疾病。这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也是中医学的科学思想所在。微观来讲，辨证论治是医者基于望闻问切四诊资料，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辨析核心病因病机的“有为”步骤，是顺应疾病演变规律从而实现治疗“无为”的关键环节。
道法自然，辨脏腑经脉。《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在情志方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因此，应该顺应五脏形志之苦乐。《素问·营卫生会》言“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正确认识三焦的生理病理特点，明确“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的法则。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表现同样是辨证的基础。
精确辨证以“无为”用药。如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沈绍功认为，“辨证要准，主症要精”，提出以主症为核心，加数个兼症来形成对病因病机准确的认识。如主症为失眠，兼见心悸健忘、乏力纳差就是“心脾两虚证”。又如胸闷痞满，口黏乏味，纳呆脘胀为主症，兼以恶心呕吐，头重身困，就可确立为“痰浊闭塞证”。
用药适宜
中医有多项治疗原则，如早期治疗、治病求本、标本缓急、正邪兼顾、三因制宜等，已在病因病机等部分予以阐述。本部分主要针对具体的处方用药，讨论临床应该遵循的用药原则，通过合理、规范地用药，从而实现“因-机-证-治”的最后环节，给出契合患者病因病机的治疗方案。
善用引经
易水学派张元素创立了“引经报使”理论，他认为取各药性之长，使之各归其经，则效专力宏。《医学阶梯》所言：“汤之有引， 如舟之有楫。”用药应注意引经，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分部引经，上行者用升麻、桑枝、姜黄、葛根、柴胡、蝉蜕、石菖蒲，用量宜轻；下行者用川牛膝、桑枝、木瓜、独活、车前草、泽泻、生薏苡仁，用量宜重。其二，分脏引经，川黄连、炙远志、琥珀入心；川楝子、薄荷、菊花、柴胡入肝；砂仁、干姜、法半夏入脾；桔梗、橘红、桑白皮入肺；黄柏、肉桂、川牛膝、益智仁入肾。
治疗用药应注意适量、适时、适度三个原则
一是适量用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壮火食气”“少火生气”，过用黄芪、人参等补益药物容易造成气机不利、气郁化火，产生发热、胃痛、心慌心悸、口干口渴等症。有学者提出，小剂量柴胡有升举阳气之功，中剂量有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之功，大剂量有和解少阳、解表退热之功，过量久服有“耗气伤阴”之嫌”。因此，升散阳气、活血化瘀、芳香理气类药物不可多服久服，以免伤阴耗气，形成神疲体倦、胸闷气短之弊。《景岳全书》言：“虚者可固，实者不可固；久者可固，暴者不可固。当固不固，则沧海亦将竭；不当固而固，则闭门延寇也。” 《儒门事亲》言：“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故过用或误用收涩药容易闭门留寇，形成“实实”之弊。有研究表明，苦寒药物对胰蛋白酶的抑制应是“苦寒败胃”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不仅局限于抑制胃蛋白酶、损伤胃黏膜等作用。故应该避免过用苦寒伤胃。此外，过用温热药易引起血败肉腐，形成疮疡溃脓病变。《素问·五常政大论》言“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应该慎用有毒药物，讲究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和毒性，并采用先煎、久煎、火炙等煎煮、炮制方式减毒增效。
二是适时用药。及时解决“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矛盾，在疾病初期及时救治，是“未病先防”思想的体现。同时要注意中病即止，在治疗有效后根据邪正程度选择用药时间，以正盛邪除、正进邪退为度，对于龙胆草、白头翁、肉桂、附片等寒热属性较强药物的应用，尤应重视。
三是适度用药。要善用君臣佐使配伍法则，合理选择药物剂型和服法。外用药物有助于直达病所，内服药物有助于标本同治。丸药缓图可以免于疾病复发，主要以滋肾柔肝、补养脾胃为主，通过补阳气及先后天之本，来提高防病康复能力。一般需要服用2~3个月。在药物配伍中应该重视反佐，可以减少副作用，如温热药中少佐蒲公英、连翘、黄连、黄柏、栀子、丹皮、白花蛇舌草等寒性药物，寒凉药中反佐高良姜、川椒、肉桂、乌药、细辛、小茴香等温热药，亦可防止药物服用时出现寒热格拒等现象，如寒药温服、热药冷服等，均可提高疗效。
注意事项
患者勿予轻视
“无为”不代表消极懈怠、讳疾忌医。缺乏对疾病的客观认识或逃避诊治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应该树立正确的就医、诊疗观念。学习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在疾病已经出现时应该给予重视。
医者勿误患者
医者应该进行科普，可以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思想。同时应该在告知病情的同时给予合理的建议，而不能单纯引起患者的恐惧情绪。对患者进行疾病流行病学、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情绪调整等知识的普及，可以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并且增强对医生的信赖，提高患者依从性，从而取得更好的疗效。
价值意义
以养代治
“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可以保命全形，延长寿命。通过保护机体本真，减少疾病发生频率、持续时间或病症程度。同时减少外界对机体的刺激和伤害过度；帮助辨证准确，取效益佳，对于失眠、焦虑抑郁等疾病，可以更好地防治。并且减轻医疗负担，形成全民养生的健康观念。
形神和谐
通过锻炼、生活调养，可以实现情志和谐，安康顺遂。减轻医疗压力，将治疗压力转为养生防病的动力，形成“保健重于治疗”的新观念和新风气。总之，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体现在中医养生观和疾病观因、机、证、治的各个方面，在生活、工作节奏过快的当下社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值得推广。
“无为而治”思想在中医临床的妙用
摘自2024-10-17中国中医药报
韩学杰 任聪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医临床中的“无为而治”思想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保护机体自身生理机能，顺应自然规律、休养生息，处理好“正邪”关系；二是疾病发生发展中要顺应自然规律、在疾病恢复阶段要扶助正气，做到用药适时、适量、适度，处理好“药病”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无为而治”不是患者消极懈怠对待病情或医者过度强调疾病程度而引起患者焦虑紧张，而是应该通过正确的科普和科学的防病养生观念，来保持身心健康。
“无为而治”体现在中医因、机、证、治的多个方面，通过正确地认识人体生理和疾病的核心病因病机，并采用精准的方法进行辨证，有助于最终实现顺应自然的处方用药，此为完整的中医“无为而治”应用法则。
处理“邪正”关系
以“无为而治”思想处理好“正邪”关系，勿伤自然，应该保护正气，注重养生，这也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重要体现。具体包括“顾护正气，宝命全形”和“祛除邪气，给邪出路”两个方面。
顾护正气，宝命全形
《黄帝内经》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健康无恙时注重保护正气、防止邪气侵袭，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第一要义。具体来讲，风为阳邪易袭阳位，寒为阴邪易伤阳气，湿性趋下，燥邪干涩，火邪趋上，暑性升散，六邪致病各有特点，在养生防病时应该注意阴阳寒热的平衡，并结合“三因制宜”思想，在节令变化或寒热交替时注意饮食选择和衣着加减。
另外，饮食不节、劳逸过度、七情内伤等都是常见致病因素，形成合理的饮食习惯，不应进食生冷油腻食物，寒热荤素及营养搭配合理；张弛有度，不过度劳累或被外界音色所累；情绪舒畅平和、静心养气都是保持机体健康的重要方式。
祛除邪气，给邪出路
中医学以“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为治病八法，其中“汗、吐、下、清、消”是直观的祛邪方法，“温、补”则是扶正祛邪的重要法则。研究发现《神农本草经》中对邪气有治疗作用的药物有89味，这些药物对邪气的治疗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直接祛除邪气；二是通过补益气血或温阳化湿等功能达到祛邪效果，可见“给邪以出路”是中医药治疗的重要法门。
笔者总结了“祛邪五径”临证法则，即在处方用药时以“祛痰浊、微发汗、通大便、利小便、调血分”为径。
祛痰浊
中医之“痰”是因脾、肺、肾多脏腑气机失调所引起的黏腻、秽浊、流散性病理产物，同时也是致病因素，分为实痰和虚痰。其治疗应祛痰化湿或健脾燥湿，或采用祛痰序贯四步法：第一步竹茹、竹沥水清热涤痰；第二步茵陈、泽泻化湿祛痰；第三步海藻、昆布祛痰散结；第四步生龙牡、海蛤壳化痰软坚。又因为痰瘀互结日益成为复杂的致病因素，笔者提出化瘀序贯四步法：第一步石菖蒲、郁金行气化瘀；第二步川芎、丹参活血化瘀；第三步地龙、水蛭剔络化瘀；第四步三七、鸡血藤奇药化瘀。如此则痰湿得化。
微发汗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故而对于病邪在表或半表半里者，采用汗法可以迅速驱邪外出。对于太阳表实证，《伤寒论》第35条言：“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对于太阳表虚证，《伤寒论》第12条言：“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故而用麻黄、杏仁、桔梗等宣肺解表；桂枝、白芍、甘草等养阴合营；柴胡、黄芩、半夏和解表里，是通过汗法驱邪外出的主要方法。同时，中医认为血汗同源、血能载气，发汗过度会引起气随津脱、津枯血燥，出现气短乏力、口干口渴等症，甚至导致亡阴亡阳的危重病变，故而应该使用微汗法，而不可过汗、大汗。正如《伤寒论》桂枝汤方后注中所言“微似有汗者益佳”。
通大便
《素问·五脏别论》言“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人体正常代谢所产生的糟粕应该从大便而解。宿食停留，腑气不通，会引起脾胃枢纽升降失常，气血运化无源，产生腹胀腹痛、胸满膈胀等疾病。而通利大便，可以有效帮助机体糟粕排出体外，同时有利于热邪、痰湿从大便而解。如癫痫、躁狂、焦虑等痰湿热邪蒙蔽清窍的疾病，通过泻下通便法可以祛邪开窍。
利小便
《素问·汤液醪醴论》言“开鬼门，洁净腑”，《金匮要略》言“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其小便”，通利小便是水湿肿满、小便癃闭等疾病的有效治法。韩学杰提出，利小便有二法，当水液在里或在下停聚，伴有水、湿、痰、饮等病理产物，以小便不利为主症时，以利水为主；当血虚津燥、排便无力为主时，不可单纯利小便，应该辅以补益正气，正如《伤寒指掌》言“若大病后，汗下后，津液内竭，故不利。若强利之，则水愈涸，必纯用养阴生津之品，则津液复而水道行矣，痢亦然”。
调血分
《温热论》云“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其中“凉血”指重用苦寒之品，釜底抽薪、凉解血分伏热；“散血”指以丹皮、赤芍、生地等活血养阴。中医刺络放血法在湿疹、带状疱疹、儿科扁桃体炎、发热等内外科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血实宜决之”即为此意。
可见，正确的祛邪法是遵循邪气致病规律、治疗疾病的有效路径，对于以邪实致病为主者疗效显著。反之，当以上疾病失治误治，不能及时引邪外出或闭门留寇导致病邪内郁，常引起神昏谵语、高热不退、皮肉溃烂等危重症，是与机体抗病的天然机制相违背的。但是，对于虚证为主、亡血失津、阴阳亏虚的患者应该适当慎用，或采用攻补兼施法，以免伤正，违背了“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根本要义。
处理“药病”关系
以“无为而治”思想处理好“药病”关系、“勿碍病情”。辨证时应该注重把握核心病因病机，正确认识脏腑、经脉、三焦、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表现，是辨证准确的前提。正如《金匮要略》言：“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其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在处方用药时注重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把握药物偏性、“以偏纠偏”，使因、机、证、治相一致，才能准确辨证论治，使五脏安和、阴阳平衡。正如《伤寒论》第58条言：“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辨证准确
宏观来讲，辨证论治的方法实则是“道法自然”的方法，不直接治病，不直接针对某种病因，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最终却治愈了疾病。这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也是中医学的科学思想所在。微观来讲，辨证论治是医者基于望闻问切四诊资料，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辨析核心病因病机的“有为”步骤，是顺应疾病演变规律从而实现治疗“无为”的关键环节。
道法自然，辨脏腑经脉。《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在情志方面，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因此，应该顺应五脏形志之苦乐。《素问·营卫生会》言“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正确认识三焦的生理病理特点，明确“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的法则。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表现同样是辨证的基础。
精确辨证以“无为”用药。如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沈绍功认为，“辨证要准，主症要精”，提出以主症为核心，加数个兼症来形成对病因病机准确的认识。如主症为失眠，兼见心悸健忘、乏力纳差就是“心脾两虚证”。又如胸闷痞满，口黏乏味，纳呆脘胀为主症，兼以恶心呕吐，头重身困，就可确立为“痰浊闭塞证”。
用药适宜
中医有多项治疗原则，如早期治疗、治病求本、标本缓急、正邪兼顾、三因制宜等，已在病因病机等部分予以阐述。本部分主要针对具体的处方用药，讨论临床应该遵循的用药原则，通过合理、规范地用药，从而实现“因-机-证-治”的最后环节，给出契合患者病因病机的治疗方案。
善用引经
易水学派张元素创立了“引经报使”理论，他认为取各药性之长，使之各归其经，则效专力宏。《医学阶梯》所言：“汤之有引， 如舟之有楫。”用药应注意引经，主要包括两点：其一，分部引经，上行者用升麻、桑枝、姜黄、葛根、柴胡、蝉蜕、石菖蒲，用量宜轻；下行者用川牛膝、桑枝、木瓜、独活、车前草、泽泻、生薏苡仁，用量宜重。其二，分脏引经，川黄连、炙远志、琥珀入心；川楝子、薄荷、菊花、柴胡入肝；砂仁、干姜、法半夏入脾；桔梗、橘红、桑白皮入肺；黄柏、肉桂、川牛膝、益智仁入肾。
治疗用药应注意适量、适时、适度三个原则
一是适量用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壮火食气”“少火生气”，过用黄芪、人参等补益药物容易造成气机不利、气郁化火，产生发热、胃痛、心慌心悸、口干口渴等症。有学者提出，小剂量柴胡有升举阳气之功，中剂量有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之功，大剂量有和解少阳、解表退热之功，过量久服有“耗气伤阴”之嫌”。因此，升散阳气、活血化瘀、芳香理气类药物不可多服久服，以免伤阴耗气，形成神疲体倦、胸闷气短之弊。《景岳全书》言：“虚者可固，实者不可固；久者可固，暴者不可固。当固不固，则沧海亦将竭；不当固而固，则闭门延寇也。” 《儒门事亲》言：“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故过用或误用收涩药容易闭门留寇，形成“实实”之弊。有研究表明，苦寒药物对胰蛋白酶的抑制应是“苦寒败胃”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不仅局限于抑制胃蛋白酶、损伤胃黏膜等作用。故应该避免过用苦寒伤胃。此外，过用温热药易引起血败肉腐，形成疮疡溃脓病变。《素问·五常政大论》言“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应该慎用有毒药物，讲究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和毒性，并采用先煎、久煎、火炙等煎煮、炮制方式减毒增效。
二是适时用药。及时解决“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矛盾，在疾病初期及时救治，是“未病先防”思想的体现。同时要注意中病即止，在治疗有效后根据邪正程度选择用药时间，以正盛邪除、正进邪退为度，对于龙胆草、白头翁、肉桂、附片等寒热属性较强药物的应用，尤应重视。
三是适度用药。要善用君臣佐使配伍法则，合理选择药物剂型和服法。外用药物有助于直达病所，内服药物有助于标本同治。丸药缓图可以免于疾病复发，主要以滋肾柔肝、补养脾胃为主，通过补阳气及先后天之本，来提高防病康复能力。一般需要服用2~3个月。在药物配伍中应该重视反佐，可以减少副作用，如温热药中少佐蒲公英、连翘、黄连、黄柏、栀子、丹皮、白花蛇舌草等寒性药物，寒凉药中反佐高良姜、川椒、肉桂、乌药、细辛、小茴香等温热药，亦可防止药物服用时出现寒热格拒等现象，如寒药温服、热药冷服等，均可提高疗效。
注意事项
患者勿予轻视
“无为”不代表消极懈怠、讳疾忌医。缺乏对疾病的客观认识或逃避诊治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应该树立正确的就医、诊疗观念。学习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在疾病已经出现时应该给予重视。
医者勿误患者
医者应该进行科普，可以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思想。同时应该在告知病情的同时给予合理的建议，而不能单纯引起患者的恐惧情绪。对患者进行疾病流行病学、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情绪调整等知识的普及，可以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并且增强对医生的信赖，提高患者依从性，从而取得更好的疗效。
价值意义
以养代治
“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可以保命全形，延长寿命。通过保护机体本真，减少疾病发生频率、持续时间或病症程度。同时减少外界对机体的刺激和伤害过度；帮助辨证准确，取效益佳，对于失眠、焦虑抑郁等疾病，可以更好地防治。并且减轻医疗负担，形成全民养生的健康观念。
形神和谐
通过锻炼、生活调养，可以实现情志和谐，安康顺遂。减轻医疗压力，将治疗压力转为养生防病的动力，形成“保健重于治疗”的新观念和新风气。总之，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体现在中医养生观和疾病观因、机、证、治的各个方面，在生活、工作节奏过快的当下社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值得推广。
修炼内功，顺应“结合” 做好中医药传承创新
国医大师 徐经世
•要提高中医临床思维能力，能力的提高又在于对中医经典的学习，但学习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要灵活运用到临床上，这是对修炼内功的具体要求，也是做好中医临床的关键所在。
•做好顺应“结合”，要坚持“借西守中”和“衷中参西”的思维；要坚持“宜中则中，宜西则西”和中西互补；要坚持“百花齐放、借西促中”。
•中医临床工作者治病取效首先要明辨病机，辨证论治，而取方用药亦是重要一环，必须紧紧抓住药之配伍，每味药的用量，炮制对药物的临床疗效的发挥也十分重要。
岁次甲辰，紫气东来，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又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在这非凡之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我们中医药人要不负重托，不负期盼，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之路走实走好。要以临床为导向，来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我认为应着力在以下几点。
不负重托，练好内功
国家重视，人民期盼，当下中医药人应练好内功，做好临床。要深知疗效是中医药的优势与生命力所在，并要知道疗效是中医药理论实践价值的集中反映，是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医药的立足之本，优势专科又是医院的立身之基。不过从临床实际来看，中医药疗效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提高疗效须重塑中医思维，首先要从“审察病机，辨证论治”着手，这是提高中医疗效的抓手，是“练好内功”的切实落脚点。今天的中医要立足自信，深刻领悟中医药学术有其深厚的文化和哲学背景。其凝聚着天人合一、相生相克、顺应平衡的辩证统一思想，要求遵循传统医学思维去分析“中医现实”，并提出中医策略。而策略就是要提高中医临床思维能力，能力的提高又在于对中医经典的学习，但学习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要灵活运用到临床上，切不可学用分离，这是对修炼内功的具体要求，也是做好中医临床的关键所在，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所以练好内功乃为要务。
着力“我主”，顺应“结合”
中医药得到传承发展，在政策指引下，有序推进，从“依法支持”到“促进振兴”，再到“坚持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西医结合”，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所取之举让中医与西医在同等位置上以“和而不同”的智慧，发挥中医药优势，用疗效“说话”。学科引领者要着力带领中青年中医工作者，秉持“宜中则中，宜西则西，能中不西”的治疗原则，让中医药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价值，真正寻找到中医院姓“中”和中西医结合的切实落脚点，融合地走中西结合之路，是当今临床医学的呼声。随着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要以多变思维去认识疾病，其中要将现代医学技术为我所用，在辨明病机的同时，还要分析病变的转归，随机应变，拟定中医方案。现在的学科引领者，既有中医的经验，又有现代医学的知识，而关键在于用心，以姓“中”的理念是完全有能力带领下级医生做好中医临床工作。如以疗效来说，是有双重要求，对功能紊乱性疾病又兼有实质性病变的患者，中医需要着力用心抓住重点，各个击破，取得疗效，并以此为起点组织团队加联盟研究大病种的筛选，制定相对统一的方案，施于临床，通过实践与数据，来阐释中医药的疗效，落实中医院姓“中”的宗旨。
逐渐实现数字化是新时代对中医药的要求，要深刻认识数字化是加快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以数字化推动服务能力提升，赋能中药产业的转型升级，打造中医药发展新赛道，塑造中医药发展新动能。
至于如何顺应“结合”，首先要正确认识把握好中西医结合，融合互补。从字义上讲“结合”是结聚、合作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共同体，对人来说就是彼此之间进行合作，团结起来做好事情。如从中医药实际来说，就是以中医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模式寻找结合点，这样方可无失结合的目的。至于提出的“融合”，从“融”的含义来说，“融”有调和融洽之意，对两种不同的事物进行相互渗透，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使之得到更好的发展。可说“融合”是中西医结合的切入点，因为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对象是病家，是因病结合，对症融合，对中医要求就是要查其脉证，知其所病，辨证立法，遣方用药即是。以此来做好结合和融合的文章。至于如何做好需要做到三个坚持。
一要坚持两个思维——即“借西守中”和“衷中参西”的思维。中医应该积极地借助现代医学的检验等手段发现和认识疾病，并借其甄别有无器质性改变，是否可以选择手术治疗，是否需要生命支持辅助手段进行挽救等。在适合的阶段遵循中医的辨证原则，分析判断疾病的虚实并给予针对性的方药调理，支持辅助西医共同取得最佳效果，特别对疑难杂病，如肿瘤手术、放化疗等恢复期患者，中医药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在识病上中医是以宏观和形象思维取以四诊（望、闻、问、切）去辨证处理，而进一步剖析又以“八纲”（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生理关系都为核心，对此思维的定向需要用心领悟。可见做中医临床一定要辨证论治。此“辨法”用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但又需要看到辨证是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是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证”是有三个基本要素，即谓之病位、病因、病性，这都需要领悟以指导实践。
二要坚持“宜中则中，宜西则西”和中西互补。中医讲究“三因治宜”，即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辨证施治。可谓“三因”是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既要注意事物的普遍性和共性，又要研究事物特殊性，从而才能够对症下药，取得效果。如新冠的防治，中西医结合互补展示了强大的力量，而互补结合是有讲究的，如疫情初期适宜采用中医药来预防，对轻症和转阴恢复期的患者要按照中医辨证的原则给予扶正，一人一方，一方统筹，以提高机体的正气（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至于重症、危重患者则必须宜中则中，先西后中，对症辅助生命支持，度过危重期，保证生命体征逐渐转向平衡阶段，然后根据个体情况结合“四诊”辨证施策， 使机体达到康复。如说清楚、讲明白中医药疗效，在抗疫中拟定化湿败毒方剂，通过研究形成的范式，得到的结论，让世界医学界认识中药复方疗效，充分说明中西互补的作用。再如肿瘤的治疗，又增添“靶向”的精准疗法，这是在细胞学水平上定向结合特定的病灶，拟用药物直接注射体内病位，以达到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并可不损伤人体其他正常组织细胞。这是现代医学对疾病由局部到整体的回归性认识，也是对中医“内病外治、外病内治”的新提示。如此可说中医治疗肿瘤优势在术后，祛邪和扶正反复轮替的，就能取得更好的疗效。扶正中药能够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目前在业内已经得到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在放化疗期间通过中医药调理，患者能够减少不良反应。笔者以扶正祛邪、祛邪扶正的“雪中送炭”法则，提出扶正安中的方药得到有效应证，让三位食道癌或胃癌患者保持常态二十多年，现在仍有二位健在。这虽属个案，但以实效来说中医治肿瘤是有效的，可谓“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有疗效就是真理”。但按要求仍需提高认识，继续努力解决难点。要为更多肿瘤患者解除痛苦，更需要以“治未病”理念在降低发病率上下功夫，而降低发病率，我认为要着力五要:一要心神修养——宽广胸怀，认识自我；二要形体锻炼——方式多样，贵在坚持；三要饮食清淡——膏粱有节，注重入量；四要药物调节——药食同源，配制服用；五要身体检测——动态观察，未病先防。
三要坚持“百花齐放、借西促中”。对于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自身的理论、临床、理法方药、古方今用、药材培育、加工炮制、制剂研发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积极借助和利用西医学的微观、有效成分检测、细胞分子提取等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来不断发现中药新效能、新用途，并不断研发出包括给药途径在内的一系列中医药创新成果。 《中国中医药报》3版刊发的“西医大家话中医”栏目，让我们中医药人更加认识到自信的重要性。我们要提高自我，做好中西医结合。以坚持中西医并重，用“和而不同”的智慧，发挥出特色优势，以疗效来说中医。让中西医融合贯通，并行不悖。
临床用心，方药在握
中医临床工作者治病取效首先要明辨病机，辨证论治，而取方用药亦是重要一环，对于提升中药的疗效，必须紧紧抓住以下几点：
首先，是药之配伍。药有千万种，有的具有多效作用，配伍得当则起效。如临床遇见高血压合并颈椎病而出现眩晕症状的，有求于中医治疗，则需要用升降同施的方法。取煨葛根配伍代赭石、竹茹、天麻钩藤饮出入图之，即可使人体的升降得到平衡，眩晕得止，可见药效在于配伍。
其次，对每味药的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以君臣佐使的用药要求，应以君主臣辅，佐使相助。君药的用量最大，臣佐使药以小量寓其中，同时还要以性味来取效，这是在临床上需要注意的。如以吴又可的《瘟疫论》首方“达原饮”药取七味（槟榔、厚朴、知母、黄芩、芍药、草果、甘草药）药味之少，量也较小，以槟榔为君药，按四气五味，取槟榔，即是取其“性”，以“气化”而走上，则收开达膜原，辟秽化浊之效，（此所谓膜原是指人体胸膜与膈肌之间的部位，乃为表里的连接点），如以槟榔味重走下，而起消积导滞的作用。由此而言，药之“气化”作用对疗效产生的影响难以目及。古人对药物“气化”作用的认知，集中体现在“四气五味”这两种属性中，如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把药物的属性作了明确论述，并类比说明药有“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药物“四气五味”的属性，产生了“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势，正好对应着人体 “升、降、出、入”的“气”的运行方式。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详细述解：“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之巅顶。”如此可以说，这个论述将药物的气味所应对的气化属性进行了高度概括，可见药物因不同气味，产生了不同的“升降浮沉”趋势，从而具有“以偏纠偏”的功能，所以以“气化”之说来取方用药，其之应效涵于其中，而奇妙之处，确是难以言表，如求深之，在于探索。
此外，炮制对药物的临床疗效的发挥也十分重要，现在中医临床工作者有见忽略，而制药工作者也有失传统。举例来说，如生姜，是一味药食同源的良药，其入药之品常有鲜姜、干姜、姜皮、姜汁、煨姜、炮姜等六种，而现在药房饮片中只有鲜姜、干姜、炮姜、姜皮，却鲜见煨姜，我在临床上运用煨姜对“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的寒热错杂之症，起到确切的应对作用，因煨姜性温而不燥，又有利胆作用；又如拿甘草来说，其入药有生甘草、甘草梢和炙甘草等几种，生甘草用以调和诸药，如以10克以上用量，配生黄芪又可起到托里解毒之效；甘草梢有清心利窍，引热下行之功，如导赤散即用梢而取效；炙甘草分蜜炙，姜炙两种，蜜炙则润肺止咳，姜炙则以气化的作用调节心率，如“炙甘草汤”用意如此，而今日的中医门诊处方上，只看到一个“炙”的字迹，所用饮片并无蜜炙，姜炙之别。
总之药制作用有五：相反为制——如吴茱萸和黄连；相贵为制——知母与黄柏；相畏为制——如生姜能解半夏、南星之毒，故以炮之使胃受纳，利于服用，对气味重的药物醋炙，酒炙，麦麸炒姜炙等；相恶为制——如以米泔水制苍术以缓其燥性；相喜为制——使形、色、气味发生改变，利于服用，如五味子配干姜，酸辛并用治疗内伤咳嗽。
面对现实，应着力解决中药炮制问题，中医院要作为一项内涵建设，在药剂科设立“临方加工室”，按患者病情进行个性化加工，体现中医院的特色，促进疗效的提高。
基层的中医药工作者要有多面手的能力，既要有大内科知识，又要有外治的方法，这是随机应对的，如中药，针灸都是有效之取。
以上简短之言，是我从事临床的感悟，我们要提高站位，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让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发力，用疗效来诠释中医药，让中医药扎根疗效，永葆生机。
国医大师 徐经世
•要提高中医临床思维能力，能力的提高又在于对中医经典的学习，但学习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要灵活运用到临床上，这是对修炼内功的具体要求，也是做好中医临床的关键所在。
•做好顺应“结合”，要坚持“借西守中”和“衷中参西”的思维；要坚持“宜中则中，宜西则西”和中西互补；要坚持“百花齐放、借西促中”。
•中医临床工作者治病取效首先要明辨病机，辨证论治，而取方用药亦是重要一环，必须紧紧抓住药之配伍，每味药的用量，炮制对药物的临床疗效的发挥也十分重要。
岁次甲辰，紫气东来，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又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在这非凡之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我们中医药人要不负重托，不负期盼，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之路走实走好。要以临床为导向，来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我认为应着力在以下几点。
不负重托，练好内功
国家重视，人民期盼，当下中医药人应练好内功，做好临床。要深知疗效是中医药的优势与生命力所在，并要知道疗效是中医药理论实践价值的集中反映，是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医药的立足之本，优势专科又是医院的立身之基。不过从临床实际来看，中医药疗效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提高疗效须重塑中医思维，首先要从“审察病机，辨证论治”着手，这是提高中医疗效的抓手，是“练好内功”的切实落脚点。今天的中医要立足自信，深刻领悟中医药学术有其深厚的文化和哲学背景。其凝聚着天人合一、相生相克、顺应平衡的辩证统一思想，要求遵循传统医学思维去分析“中医现实”，并提出中医策略。而策略就是要提高中医临床思维能力，能力的提高又在于对中医经典的学习，但学习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要灵活运用到临床上，切不可学用分离，这是对修炼内功的具体要求，也是做好中医临床的关键所在，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所以练好内功乃为要务。
着力“我主”，顺应“结合”
中医药得到传承发展，在政策指引下，有序推进，从“依法支持”到“促进振兴”，再到“坚持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西医结合”，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所取之举让中医与西医在同等位置上以“和而不同”的智慧，发挥中医药优势，用疗效“说话”。学科引领者要着力带领中青年中医工作者，秉持“宜中则中，宜西则西，能中不西”的治疗原则，让中医药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价值，真正寻找到中医院姓“中”和中西医结合的切实落脚点，融合地走中西结合之路，是当今临床医学的呼声。随着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要以多变思维去认识疾病，其中要将现代医学技术为我所用，在辨明病机的同时，还要分析病变的转归，随机应变，拟定中医方案。现在的学科引领者，既有中医的经验，又有现代医学的知识，而关键在于用心，以姓“中”的理念是完全有能力带领下级医生做好中医临床工作。如以疗效来说，是有双重要求，对功能紊乱性疾病又兼有实质性病变的患者，中医需要着力用心抓住重点，各个击破，取得疗效，并以此为起点组织团队加联盟研究大病种的筛选，制定相对统一的方案，施于临床，通过实践与数据，来阐释中医药的疗效，落实中医院姓“中”的宗旨。
逐渐实现数字化是新时代对中医药的要求，要深刻认识数字化是加快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以数字化推动服务能力提升，赋能中药产业的转型升级，打造中医药发展新赛道，塑造中医药发展新动能。
至于如何顺应“结合”，首先要正确认识把握好中西医结合，融合互补。从字义上讲“结合”是结聚、合作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共同体，对人来说就是彼此之间进行合作，团结起来做好事情。如从中医药实际来说，就是以中医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模式寻找结合点，这样方可无失结合的目的。至于提出的“融合”，从“融”的含义来说，“融”有调和融洽之意，对两种不同的事物进行相互渗透，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使之得到更好的发展。可说“融合”是中西医结合的切入点，因为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对象是病家，是因病结合，对症融合，对中医要求就是要查其脉证，知其所病，辨证立法，遣方用药即是。以此来做好结合和融合的文章。至于如何做好需要做到三个坚持。
一要坚持两个思维——即“借西守中”和“衷中参西”的思维。中医应该积极地借助现代医学的检验等手段发现和认识疾病，并借其甄别有无器质性改变，是否可以选择手术治疗，是否需要生命支持辅助手段进行挽救等。在适合的阶段遵循中医的辨证原则，分析判断疾病的虚实并给予针对性的方药调理，支持辅助西医共同取得最佳效果，特别对疑难杂病，如肿瘤手术、放化疗等恢复期患者，中医药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在识病上中医是以宏观和形象思维取以四诊（望、闻、问、切）去辨证处理，而进一步剖析又以“八纲”（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生理关系都为核心，对此思维的定向需要用心领悟。可见做中医临床一定要辨证论治。此“辨法”用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但又需要看到辨证是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是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证”是有三个基本要素，即谓之病位、病因、病性，这都需要领悟以指导实践。
二要坚持“宜中则中，宜西则西”和中西互补。中医讲究“三因治宜”，即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辨证施治。可谓“三因”是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既要注意事物的普遍性和共性，又要研究事物特殊性，从而才能够对症下药，取得效果。如新冠的防治，中西医结合互补展示了强大的力量，而互补结合是有讲究的，如疫情初期适宜采用中医药来预防，对轻症和转阴恢复期的患者要按照中医辨证的原则给予扶正，一人一方，一方统筹，以提高机体的正气（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至于重症、危重患者则必须宜中则中，先西后中，对症辅助生命支持，度过危重期，保证生命体征逐渐转向平衡阶段，然后根据个体情况结合“四诊”辨证施策， 使机体达到康复。如说清楚、讲明白中医药疗效，在抗疫中拟定化湿败毒方剂，通过研究形成的范式，得到的结论，让世界医学界认识中药复方疗效，充分说明中西互补的作用。再如肿瘤的治疗，又增添“靶向”的精准疗法，这是在细胞学水平上定向结合特定的病灶，拟用药物直接注射体内病位，以达到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并可不损伤人体其他正常组织细胞。这是现代医学对疾病由局部到整体的回归性认识，也是对中医“内病外治、外病内治”的新提示。如此可说中医治疗肿瘤优势在术后，祛邪和扶正反复轮替的，就能取得更好的疗效。扶正中药能够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目前在业内已经得到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在放化疗期间通过中医药调理，患者能够减少不良反应。笔者以扶正祛邪、祛邪扶正的“雪中送炭”法则，提出扶正安中的方药得到有效应证，让三位食道癌或胃癌患者保持常态二十多年，现在仍有二位健在。这虽属个案，但以实效来说中医治肿瘤是有效的，可谓“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有疗效就是真理”。但按要求仍需提高认识，继续努力解决难点。要为更多肿瘤患者解除痛苦，更需要以“治未病”理念在降低发病率上下功夫，而降低发病率，我认为要着力五要:一要心神修养——宽广胸怀，认识自我；二要形体锻炼——方式多样，贵在坚持；三要饮食清淡——膏粱有节，注重入量；四要药物调节——药食同源，配制服用；五要身体检测——动态观察，未病先防。
三要坚持“百花齐放、借西促中”。对于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注重自身的理论、临床、理法方药、古方今用、药材培育、加工炮制、制剂研发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积极借助和利用西医学的微观、有效成分检测、细胞分子提取等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来不断发现中药新效能、新用途，并不断研发出包括给药途径在内的一系列中医药创新成果。 《中国中医药报》3版刊发的“西医大家话中医”栏目，让我们中医药人更加认识到自信的重要性。我们要提高自我，做好中西医结合。以坚持中西医并重，用“和而不同”的智慧，发挥出特色优势，以疗效来说中医。让中西医融合贯通，并行不悖。
临床用心，方药在握
中医临床工作者治病取效首先要明辨病机，辨证论治，而取方用药亦是重要一环，对于提升中药的疗效，必须紧紧抓住以下几点：
首先，是药之配伍。药有千万种，有的具有多效作用，配伍得当则起效。如临床遇见高血压合并颈椎病而出现眩晕症状的，有求于中医治疗，则需要用升降同施的方法。取煨葛根配伍代赭石、竹茹、天麻钩藤饮出入图之，即可使人体的升降得到平衡，眩晕得止，可见药效在于配伍。
其次，对每味药的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以君臣佐使的用药要求，应以君主臣辅，佐使相助。君药的用量最大，臣佐使药以小量寓其中，同时还要以性味来取效，这是在临床上需要注意的。如以吴又可的《瘟疫论》首方“达原饮”药取七味（槟榔、厚朴、知母、黄芩、芍药、草果、甘草药）药味之少，量也较小，以槟榔为君药，按四气五味，取槟榔，即是取其“性”，以“气化”而走上，则收开达膜原，辟秽化浊之效，（此所谓膜原是指人体胸膜与膈肌之间的部位，乃为表里的连接点），如以槟榔味重走下，而起消积导滞的作用。由此而言，药之“气化”作用对疗效产生的影响难以目及。古人对药物“气化”作用的认知，集中体现在“四气五味”这两种属性中，如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已经把药物的属性作了明确论述，并类比说明药有“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药物“四气五味”的属性，产生了“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势，正好对应着人体 “升、降、出、入”的“气”的运行方式。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详细述解：“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之巅顶。”如此可以说，这个论述将药物的气味所应对的气化属性进行了高度概括，可见药物因不同气味，产生了不同的“升降浮沉”趋势，从而具有“以偏纠偏”的功能，所以以“气化”之说来取方用药，其之应效涵于其中，而奇妙之处，确是难以言表，如求深之，在于探索。
此外，炮制对药物的临床疗效的发挥也十分重要，现在中医临床工作者有见忽略，而制药工作者也有失传统。举例来说，如生姜，是一味药食同源的良药，其入药之品常有鲜姜、干姜、姜皮、姜汁、煨姜、炮姜等六种，而现在药房饮片中只有鲜姜、干姜、炮姜、姜皮，却鲜见煨姜，我在临床上运用煨姜对“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的寒热错杂之症，起到确切的应对作用，因煨姜性温而不燥，又有利胆作用；又如拿甘草来说，其入药有生甘草、甘草梢和炙甘草等几种，生甘草用以调和诸药，如以10克以上用量，配生黄芪又可起到托里解毒之效；甘草梢有清心利窍，引热下行之功，如导赤散即用梢而取效；炙甘草分蜜炙，姜炙两种，蜜炙则润肺止咳，姜炙则以气化的作用调节心率，如“炙甘草汤”用意如此，而今日的中医门诊处方上，只看到一个“炙”的字迹，所用饮片并无蜜炙，姜炙之别。
总之药制作用有五：相反为制——如吴茱萸和黄连；相贵为制——知母与黄柏；相畏为制——如生姜能解半夏、南星之毒，故以炮之使胃受纳，利于服用，对气味重的药物醋炙，酒炙，麦麸炒姜炙等；相恶为制——如以米泔水制苍术以缓其燥性；相喜为制——使形、色、气味发生改变，利于服用，如五味子配干姜，酸辛并用治疗内伤咳嗽。
面对现实，应着力解决中药炮制问题，中医院要作为一项内涵建设，在药剂科设立“临方加工室”，按患者病情进行个性化加工，体现中医院的特色，促进疗效的提高。
基层的中医药工作者要有多面手的能力，既要有大内科知识，又要有外治的方法，这是随机应对的，如中药，针灸都是有效之取。
以上简短之言，是我从事临床的感悟，我们要提高站位，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让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发力，用疗效来诠释中医药，让中医药扎根疗效，永葆生机。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恩师任继学逝世15周年缅怀
摘自2025-2-6中国中医药报
国医大师 南征
2月4日，是恩师任继学教授逝世15周年的日子。静坐书屋，掩卷覃思，从创建中医急诊学学科体系，到创新中医药学术理论；从“深究医理，循序渐进”的治学思想，到从“因势利导，启发教学”的教学经验，回顾恩师的一生，为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可谓皓首穷经。先生之风，何其山高水长。现辑恩师学术思想五则，以示缅怀。
任继学（1926.1.9一2010.2.4），首届国医大师，“白求恩奖章”获得者，长春中医学院终身教授、脑病学科创始人，中国中医急诊学学科体系创建者之一。主编我国中医急症第一部规划教材《中医急诊学》，著有《悬壶漫录》《任继学经验集》等著作。
学术思想之——论募原
“募原”这个名词，源于《内经》。如《素问•举痛论》记载：“寒气客于小肠募原之间。”
关于“募原”二字，金元起以“募作膜”，故后人多从金元起而写作“膜原”。因而募原与膜原通用，明代吴又可对温病的病理学说、治则治法，无不本诸膜原，兹就其部位、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等临摹分析。
募原部位结构
募原这种分布于机体各部的组织，在机体各部是有形可验、有质可查的。如张志聪云：“募原者，连于肠胃之脂膜，亦气分之腠理。”又说：“在外则为皮肤肌肉之腠理，在内则为横联脏腑之膜原。”亦如薛生白曰：“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连胃腑，即三焦之门户。”
可见中医所谓募原，相当于肌肉组织中的筋膜和腱膜，消化系统中的肠系膜、腹膜，呼吸系统中的胸膜，以及网状内皮系统等组织。进一步细究前贤所言指孙络、络脉者募原中之小络，募原亦包括了淋巴系统组织。
募原生理功能
募原的生理功能有二：一为机体内气体与体液循环之重要辅助器官。如《素问》曰：“脾与胃以膜相连。”张志聪释曰：“膜为募原也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体仁汇编》亦说：“募原之间，皆有络脉，以其升降津液也。”这说明人体内的气化功能与体液循环，除三焦主宰施化以外，募原也确系一条主要的渠干，并可视为三焦系统的辅助系统。由此论断“募原就似乎具有淋巴系统输送淋巴液的作用”。二是募原对机体还起着保卫作用。张志聪说：“膜原者，皆三焦通会元真处……乃卫气游行之腠理也。”这就指出募原在机体内不但有气化与体液循环的功能，更主要的是还具备了防御病邪之功能，这种防御功能，近似“淋巴结”“网状内皮系统”等组织的功能。
募原病理变化
募原御邪功能，是在人体阴阳平衡、营卫和谐的基础上构成的。如果受到某些条件的影响或不良因素刺激，导致人体阴阳失衡、营卫不和，则正气紊乱、腠理不密，而募原御邪之机亦随之失灵。因此，六淫或天行时疫之邪侵入人体时，往往内潜于募原，久伏不出，则募原便发生病理变化。就其病变来说，是随着病因的风、寒、暑、湿、燥、火，及疫疠之邪的性质不同，而在机体上反映出不同的病理变化。
任继学认为“疫疠之邪，污染了饮食和空气而侵入机体，乘机体御邪之能失灵，造成疫疠下趋募原，募原为邪所扰，则生理功能紊乱，而发生温热病的病理反应”。吴又可说：“病疫之由……邪自口鼻入，舍于伏膂之内，即针经所谓横连募原是也。”又说：“温疫之邪，伏于募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灵，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附，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症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因温邪侵袭机体，直中肠胃，内伏募原，致使募原气结不宣，中阳不布，湿郁化热，外渍肌肉，内痹中州，则升降之机失司，导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湿蒙清阳，热灼津液，湿热相搏，则卫气不达，故症见：始则恶寒，后但热不寒，胸闷，舌白，口渴不欲饮，或有便溏，小便短赤。”故薛生白说：“湿热病……邪由上，直趋中道，故病多归募原”而生湿热之疾。任老旁征博引，医理明晰，治学严谨，堪为楷模。
由此可见，募原是集组织结构和功能为一体的论断，是防治疫戾之病的关键靶点，是疫戾之邪侵袭机体的所在，待营卫受伤，诸症渐显，则病已成，影响脏腑之功能，败坏形体，变化为危症。
学术思想之——论散膏
《难经•四十二难》言“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
散膏，即今之胰腺，散膏乃由先天之精化生而成，内通经络血脉，为津、精之通道，外通玄府，以行气液，故人体内外之水精，其升降出入皆由“散膏”行之。而三焦有形有体有用，为六腑之一。《中藏经》所说“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是言其用，“中清之腑”是言其形，即脘。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故三焦为行水精、气液、津血之通道。
消渴，是因情志抑郁、饮食失节。尤其是酗酒蓄毒等，又年老体衰，生理退化或先天禀赋不足而化燥，燥又分热燥、寒燥。热燥耗精损液，寒燥凝精害液，使液不散、津不布，瘀滞而生内毒，损伤散膏，侵蚀三焦，进而募原受伤、藏真受损，由损生逆，由逆致变，变则为病。另三焦为气化水津之通道，三焦受损，气化随之受阻，以致气不化精，精不化液，水津代谢失常，气血循环瘀阻，痰浊内生，毒自内泛，体液暗耗而成病。临床表现为气血津精代谢失常，如体倦、身痒、汗出、口干、喜饮多尿、多食善饥、形体消瘦等。
总之，消渴之病机，核心为阴虚为本、燥热为标，而散膏损伤进而侵蚀三焦，其功能失司为消渴病机之本。辨治消渴，一方面针对其虚损之病性，根据“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理论，而予血肉有情滋润粘腻之品，如《仁斋直指方》缫丝汤、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滋膵饮等；另一方面针对其燥热而投生津润燥之白虎人参汤及二冬汤、玉液煎之类，扶正祛邪为一法，较单纯降糖疗法更具有优势。
学术思想之——破血止血
急证中风病机关键，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经络不畅所致。轻则血失气煦，血为之凝，凝则为癖，血癖痰生，热结、毒生，脑络脉弃塞，损伤脑之神机，神经失治而生缺血性中风。重则脑气不能束邪。
急证治疗
病发72小时以内者，必先投三化汤加味方。厚朴、大黄、枳实、生蒲黄、桃仁、煨皂角，水煎服，得利停服。同时用清开灵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血塞通注射液，选而用之，静脉滴注，一天2次，疗程28天。同时口服抵当汤（水蛭、虻虫、桃仁、大黄）。神昏病人鼻饲或肛门高位灌肠。除汤剂外，亦可用醒脑健神胶丸，每次4～6粒，6小时1次，疗程为14天。病至15天汤剂改用补阳还五汤减黄芪加生蒲黄、苏木、土鳖虫、豨莶草水煎服，8小时1次，亦可选用中风脑得平每次7～8粒，8小时1次，疗程14天。
随证加减
本症在急救过程中，症见神志不清，重则昏迷者加服安宫牛黄丸，每次1丸，8小时1次。
症见烦躁不安，加服黄连解毒汤，送服局方牛黄至宝丹1丸，6小时1次。
症见风头旋者（血压高）于汤剂加羚羊角、玳瑁、莱菔子；再用吴茱萸、附子、怀牛膝、茺蔚子（益母草子）为面，蜂蜜调和，敷足心涌泉穴24小时。
症见真心痛即急性心肌梗死者，加用参麦注射液，静脉滴注，一天2次，汤剂加服四妙勇安汤治之。药用金银花、当归、玄参、生甘草水煎服，6小时1次。
症见神昏不省人事者，加用醒脑静注射液，静脉滴注，一天2次，汤剂用宣窍醒神汤，药用水牛角、羚羊角、玳瑁、石菖蒲、郁金、细芽茶、白薇、栀子仁、清夏，水煎服，同时送服醒脑散，药用牛黄、麝香、龙涎香、安息香、冰片、西红花、猴枣、石菖蒲、莲子心、胆星、煨皂角共为细面，每次2～3g，6小时1次。再用此散纱布包好放入两耳孔中12小时取出。
学术思想之——伏邪论
伏邪发病，溯《黄帝内经》之渊源，考历代医家之宏论，思近、现代外感、杂病之辨证，探伏邪之奥义，切中肯綮。今择其精文引述如下：
伏邪不仅有外感所致伏邪，如清代刘吉人的《伏邪新书》云：“感六淫而即发病者，轻者谓之伤，重者谓之中。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邪。已发者而治不得法，病情隐伏，亦谓之曰伏邪。有初感治不得法，正气内伤，邪气内陷，暂时假愈，后仍作者，亦谓之曰伏邪。有已治愈，而未能除尽病根，遗邪内伏，后又复发，亦谓之曰伏邪。”
还包括内伤杂病所致伏邪：如经过治疗的内伤疾病，病情得到控制，但邪气未除，病邪潜伏，可引发他病。或者某些内伤疾病经治疗，达到了临床治愈，但未能彻底祛除发病原因，致使残余邪气潜伏下来，遇诱因则反复发作。或者某些患者因遗有父母先天之邪毒，伏藏体内，逾时而诱发。再者由于先天禀赋各异，后天五脏功能失调，自气生毒，渐而伏聚，遇因而发等等。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通天篇》载：“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灵枢•岁露篇》又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说明天地之内有五行化五气，天有日月星，地有水火风，人有精气神，所以天有五气化五行，人有五行化五脏，从而形成了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
天有阴阳水火，人有阴阳表里，水是生命之源，火是生命之本，所以人生长在自然环境中，机体内环境的平衡必须与外在环境之平衡相协调。所谓协调，人体必和自然界之生长化收藏相应。如何“相应”呢？人体内必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人体与自然界的阴阳、生长化收藏相一致，才能保证人体的正气、营气、卫气三维防御系统的抗病能力，才能保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是为无病之人。与此相反，如人不知养生，不能保持正气存于内，营气存于脉，卫气存于外，则邪能为害。人体养生失常，五脏失调，经络气血阻滞，阴阳表里失调，造成：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泻；夏伤于暑，秋为咳疟；秋伤于湿，上逆为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又言感之不即病者，乃藏于经脉脏腑之间，而为伏气之病也。春伤于风者，阳邪也，留连日久，乃下为洞泻之阴病；秋伤于湿之阴邪，乃为上逆而咳之阳病，甚则必成痿厥；夏伤于暑热之阳邪，至秋发为咳疟之阴病；冬伤于寒之阴邪，至春必为温热之阳病，是阴阳上下之相乘。然伏气之因，不仅乎此，经文简奥，特示人以四时之机，互根之理。
伏邪发病在临床上屡见不鲜，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都与伏邪有密切关系。《羊毛瘟论》：“夫天地之气，万物之源也；伏邪之气，疾病之源也”。
学术思想之——活用达原饮巧治“非典”
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魔侵袭全球，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充分发挥中医药学的优势，研究探索“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发病和诊疗规律，在临床救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任继学教授投入这场战斗。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中日友好医院焦树德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路志正教授和陆广莘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等电话商讨治则，并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晁恩祥教授研究出了一整套治疗方案，取得良好效果。
任继学教授提出以升降散合达原饮为基础方，结合临床辨证施治原则，在治疗过程中发挥奇效。邓铁涛教授所在的医院收治的112例患者中，只有7例死亡，其余全部治愈出院，平均住院时间4.22天。该院急诊科主任林琳认为，中医药主要发挥了早期干预作用，阻断病程；明显减轻症状；缩短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促进炎症吸收，减少后遗症；减少并发症和西药的不良反应。邓铁涛教授认为，对病毒性疾病的攻克，中医自有其优势。中医虽然没有病毒学说，但这些病原体已经被概括在中医的“戾气”之中，中医诊治的关键在于辨证论治。
任继学教授在重大疫情面前挺身而出，体现了中医人的担当。随着“非典”疫情的蔓延，吉林省也出现了病例，他赶紧通过省中医药管理局向省领导反映，坚决要求中医走向一线，参与救治。他亲自24小时值守，随时接听一线医生的电话，指挥中医药参与治疗。他认为“非典”不过是“时行瘟疫”，古人不仅认识这类疾病，还有成熟的办法能够应对。他预测“非典”疫情入夏即会消退，真实的结果是同年5月22日最后一例“非典”患者治愈出院，非常准确。任老根据本地病例特点，带领相关专家制定了吉林省“非典”防治方案，吉林省的“非典”患者获益良多。结合该病特点，创制了扶正除疫方，9万人服用，无一例感染，后来制成院内制剂，即扶正除疫颗粒，取得良好疗效。
悼任老
任老逝世十五年，学生悲怀难自禁。
先生驾鹤归西去，晚辈洒泪祭先贤。
大医任老似神仙，妙手回春除病真。
救死扶伤仁心术，悬壶漫录照乾坤。
乙巳立春
——恩师任继学逝世15周年缅怀
摘自2025-2-6中国中医药报
国医大师 南征
2月4日，是恩师任继学教授逝世15周年的日子。静坐书屋，掩卷覃思，从创建中医急诊学学科体系，到创新中医药学术理论；从“深究医理，循序渐进”的治学思想，到从“因势利导，启发教学”的教学经验，回顾恩师的一生，为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可谓皓首穷经。先生之风，何其山高水长。现辑恩师学术思想五则，以示缅怀。
任继学（1926.1.9一2010.2.4），首届国医大师，“白求恩奖章”获得者，长春中医学院终身教授、脑病学科创始人，中国中医急诊学学科体系创建者之一。主编我国中医急症第一部规划教材《中医急诊学》，著有《悬壶漫录》《任继学经验集》等著作。
学术思想之——论募原
“募原”这个名词，源于《内经》。如《素问•举痛论》记载：“寒气客于小肠募原之间。”
关于“募原”二字，金元起以“募作膜”，故后人多从金元起而写作“膜原”。因而募原与膜原通用，明代吴又可对温病的病理学说、治则治法，无不本诸膜原，兹就其部位、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等临摹分析。
募原部位结构
募原这种分布于机体各部的组织，在机体各部是有形可验、有质可查的。如张志聪云：“募原者，连于肠胃之脂膜，亦气分之腠理。”又说：“在外则为皮肤肌肉之腠理，在内则为横联脏腑之膜原。”亦如薛生白曰：“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连胃腑，即三焦之门户。”
可见中医所谓募原，相当于肌肉组织中的筋膜和腱膜，消化系统中的肠系膜、腹膜，呼吸系统中的胸膜，以及网状内皮系统等组织。进一步细究前贤所言指孙络、络脉者募原中之小络，募原亦包括了淋巴系统组织。
募原生理功能
募原的生理功能有二：一为机体内气体与体液循环之重要辅助器官。如《素问》曰：“脾与胃以膜相连。”张志聪释曰：“膜为募原也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体仁汇编》亦说：“募原之间，皆有络脉，以其升降津液也。”这说明人体内的气化功能与体液循环，除三焦主宰施化以外，募原也确系一条主要的渠干，并可视为三焦系统的辅助系统。由此论断“募原就似乎具有淋巴系统输送淋巴液的作用”。二是募原对机体还起着保卫作用。张志聪说：“膜原者，皆三焦通会元真处……乃卫气游行之腠理也。”这就指出募原在机体内不但有气化与体液循环的功能，更主要的是还具备了防御病邪之功能，这种防御功能，近似“淋巴结”“网状内皮系统”等组织的功能。
募原病理变化
募原御邪功能，是在人体阴阳平衡、营卫和谐的基础上构成的。如果受到某些条件的影响或不良因素刺激，导致人体阴阳失衡、营卫不和，则正气紊乱、腠理不密，而募原御邪之机亦随之失灵。因此，六淫或天行时疫之邪侵入人体时，往往内潜于募原，久伏不出，则募原便发生病理变化。就其病变来说，是随着病因的风、寒、暑、湿、燥、火，及疫疠之邪的性质不同，而在机体上反映出不同的病理变化。
任继学认为“疫疠之邪，污染了饮食和空气而侵入机体，乘机体御邪之能失灵，造成疫疠下趋募原，募原为邪所扰，则生理功能紊乱，而发生温热病的病理反应”。吴又可说：“病疫之由……邪自口鼻入，舍于伏膂之内，即针经所谓横连募原是也。”又说：“温疫之邪，伏于募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灵，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附，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症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因温邪侵袭机体，直中肠胃，内伏募原，致使募原气结不宣，中阳不布，湿郁化热，外渍肌肉，内痹中州，则升降之机失司，导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湿蒙清阳，热灼津液，湿热相搏，则卫气不达，故症见：始则恶寒，后但热不寒，胸闷，舌白，口渴不欲饮，或有便溏，小便短赤。”故薛生白说：“湿热病……邪由上，直趋中道，故病多归募原”而生湿热之疾。任老旁征博引，医理明晰，治学严谨，堪为楷模。
由此可见，募原是集组织结构和功能为一体的论断，是防治疫戾之病的关键靶点，是疫戾之邪侵袭机体的所在，待营卫受伤，诸症渐显，则病已成，影响脏腑之功能，败坏形体，变化为危症。
学术思想之——论散膏
《难经•四十二难》言“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
散膏，即今之胰腺，散膏乃由先天之精化生而成，内通经络血脉，为津、精之通道，外通玄府，以行气液，故人体内外之水精，其升降出入皆由“散膏”行之。而三焦有形有体有用，为六腑之一。《中藏经》所说“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是言其用，“中清之腑”是言其形，即脘。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故三焦为行水精、气液、津血之通道。
消渴，是因情志抑郁、饮食失节。尤其是酗酒蓄毒等，又年老体衰，生理退化或先天禀赋不足而化燥，燥又分热燥、寒燥。热燥耗精损液，寒燥凝精害液，使液不散、津不布，瘀滞而生内毒，损伤散膏，侵蚀三焦，进而募原受伤、藏真受损，由损生逆，由逆致变，变则为病。另三焦为气化水津之通道，三焦受损，气化随之受阻，以致气不化精，精不化液，水津代谢失常，气血循环瘀阻，痰浊内生，毒自内泛，体液暗耗而成病。临床表现为气血津精代谢失常，如体倦、身痒、汗出、口干、喜饮多尿、多食善饥、形体消瘦等。
总之，消渴之病机，核心为阴虚为本、燥热为标，而散膏损伤进而侵蚀三焦，其功能失司为消渴病机之本。辨治消渴，一方面针对其虚损之病性，根据“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理论，而予血肉有情滋润粘腻之品，如《仁斋直指方》缫丝汤、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滋膵饮等；另一方面针对其燥热而投生津润燥之白虎人参汤及二冬汤、玉液煎之类，扶正祛邪为一法，较单纯降糖疗法更具有优势。
学术思想之——破血止血
急证中风病机关键，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经络不畅所致。轻则血失气煦，血为之凝，凝则为癖，血癖痰生，热结、毒生，脑络脉弃塞，损伤脑之神机，神经失治而生缺血性中风。重则脑气不能束邪。
急证治疗
病发72小时以内者，必先投三化汤加味方。厚朴、大黄、枳实、生蒲黄、桃仁、煨皂角，水煎服，得利停服。同时用清开灵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血塞通注射液，选而用之，静脉滴注，一天2次，疗程28天。同时口服抵当汤（水蛭、虻虫、桃仁、大黄）。神昏病人鼻饲或肛门高位灌肠。除汤剂外，亦可用醒脑健神胶丸，每次4～6粒，6小时1次，疗程为14天。病至15天汤剂改用补阳还五汤减黄芪加生蒲黄、苏木、土鳖虫、豨莶草水煎服，8小时1次，亦可选用中风脑得平每次7～8粒，8小时1次，疗程14天。
随证加减
本症在急救过程中，症见神志不清，重则昏迷者加服安宫牛黄丸，每次1丸，8小时1次。
症见烦躁不安，加服黄连解毒汤，送服局方牛黄至宝丹1丸，6小时1次。
症见风头旋者（血压高）于汤剂加羚羊角、玳瑁、莱菔子；再用吴茱萸、附子、怀牛膝、茺蔚子（益母草子）为面，蜂蜜调和，敷足心涌泉穴24小时。
症见真心痛即急性心肌梗死者，加用参麦注射液，静脉滴注，一天2次，汤剂加服四妙勇安汤治之。药用金银花、当归、玄参、生甘草水煎服，6小时1次。
症见神昏不省人事者，加用醒脑静注射液，静脉滴注，一天2次，汤剂用宣窍醒神汤，药用水牛角、羚羊角、玳瑁、石菖蒲、郁金、细芽茶、白薇、栀子仁、清夏，水煎服，同时送服醒脑散，药用牛黄、麝香、龙涎香、安息香、冰片、西红花、猴枣、石菖蒲、莲子心、胆星、煨皂角共为细面，每次2～3g，6小时1次。再用此散纱布包好放入两耳孔中12小时取出。
学术思想之——伏邪论
伏邪发病，溯《黄帝内经》之渊源，考历代医家之宏论，思近、现代外感、杂病之辨证，探伏邪之奥义，切中肯綮。今择其精文引述如下：
伏邪不仅有外感所致伏邪，如清代刘吉人的《伏邪新书》云：“感六淫而即发病者，轻者谓之伤，重者谓之中。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邪。已发者而治不得法，病情隐伏，亦谓之曰伏邪。有初感治不得法，正气内伤，邪气内陷，暂时假愈，后仍作者，亦谓之曰伏邪。有已治愈，而未能除尽病根，遗邪内伏，后又复发，亦谓之曰伏邪。”
还包括内伤杂病所致伏邪：如经过治疗的内伤疾病，病情得到控制，但邪气未除，病邪潜伏，可引发他病。或者某些内伤疾病经治疗，达到了临床治愈，但未能彻底祛除发病原因，致使残余邪气潜伏下来，遇诱因则反复发作。或者某些患者因遗有父母先天之邪毒，伏藏体内，逾时而诱发。再者由于先天禀赋各异，后天五脏功能失调，自气生毒，渐而伏聚，遇因而发等等。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通天篇》载：“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灵枢•岁露篇》又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说明天地之内有五行化五气，天有日月星，地有水火风，人有精气神，所以天有五气化五行，人有五行化五脏，从而形成了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
天有阴阳水火，人有阴阳表里，水是生命之源，火是生命之本，所以人生长在自然环境中，机体内环境的平衡必须与外在环境之平衡相协调。所谓协调，人体必和自然界之生长化收藏相应。如何“相应”呢？人体内必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人体与自然界的阴阳、生长化收藏相一致，才能保证人体的正气、营气、卫气三维防御系统的抗病能力，才能保持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是为无病之人。与此相反，如人不知养生，不能保持正气存于内，营气存于脉，卫气存于外，则邪能为害。人体养生失常，五脏失调，经络气血阻滞，阴阳表里失调，造成：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泻；夏伤于暑，秋为咳疟；秋伤于湿，上逆为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又言感之不即病者，乃藏于经脉脏腑之间，而为伏气之病也。春伤于风者，阳邪也，留连日久，乃下为洞泻之阴病；秋伤于湿之阴邪，乃为上逆而咳之阳病，甚则必成痿厥；夏伤于暑热之阳邪，至秋发为咳疟之阴病；冬伤于寒之阴邪，至春必为温热之阳病，是阴阳上下之相乘。然伏气之因，不仅乎此，经文简奥，特示人以四时之机，互根之理。
伏邪发病在临床上屡见不鲜，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都与伏邪有密切关系。《羊毛瘟论》：“夫天地之气，万物之源也；伏邪之气，疾病之源也”。
学术思想之——活用达原饮巧治“非典”
2003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魔侵袭全球，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充分发挥中医药学的优势，研究探索“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发病和诊疗规律，在临床救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任继学教授投入这场战斗。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中日友好医院焦树德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路志正教授和陆广莘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等电话商讨治则，并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晁恩祥教授研究出了一整套治疗方案，取得良好效果。
任继学教授提出以升降散合达原饮为基础方，结合临床辨证施治原则，在治疗过程中发挥奇效。邓铁涛教授所在的医院收治的112例患者中，只有7例死亡，其余全部治愈出院，平均住院时间4.22天。该院急诊科主任林琳认为，中医药主要发挥了早期干预作用，阻断病程；明显减轻症状；缩短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促进炎症吸收，减少后遗症；减少并发症和西药的不良反应。邓铁涛教授认为，对病毒性疾病的攻克，中医自有其优势。中医虽然没有病毒学说，但这些病原体已经被概括在中医的“戾气”之中，中医诊治的关键在于辨证论治。
任继学教授在重大疫情面前挺身而出，体现了中医人的担当。随着“非典”疫情的蔓延，吉林省也出现了病例，他赶紧通过省中医药管理局向省领导反映，坚决要求中医走向一线，参与救治。他亲自24小时值守，随时接听一线医生的电话，指挥中医药参与治疗。他认为“非典”不过是“时行瘟疫”，古人不仅认识这类疾病，还有成熟的办法能够应对。他预测“非典”疫情入夏即会消退，真实的结果是同年5月22日最后一例“非典”患者治愈出院，非常准确。任老根据本地病例特点，带领相关专家制定了吉林省“非典”防治方案，吉林省的“非典”患者获益良多。结合该病特点，创制了扶正除疫方，9万人服用，无一例感染，后来制成院内制剂，即扶正除疫颗粒，取得良好疗效。
悼任老
任老逝世十五年，学生悲怀难自禁。
先生驾鹤归西去，晚辈洒泪祭先贤。
大医任老似神仙，妙手回春除病真。
救死扶伤仁心术，悬壶漫录照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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