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家张景岳，本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为温补学派的核心人物。其对于养生倡导中兴论，提出中年当大为修复，以再振根基；阐释天年之理，认为后天之养，其为在人，须避害以培为善；辨析先后天，指出先天责在父母，后天责在吾心，善养生则先养此形，其论亦颇具特色。

　　中年修理，再振根基，复人之固有

　　养生原理与方法，是《内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景岳之阐述甚为深入，其在《类经》与《景岳全书》的多篇文章均有论述。首先，关于人之发育及衰老进程，《素问.上古天真论》有云：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男子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灵枢·天年》亦云，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 故好坐。据此，《类经·三卷·藏象类·天年常度》注释其机理，乃天地消长之道，犹如物极必变，盛极必衰，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明言“人当四十，阴气已半”，故发颇斑白，而平盛不摇，好坐，此乃衰之渐，其已认识中年盛极，继而出现衰老征象，如何应对其变化而延缓衰老，乃张景岳关注《内经》养生理论，并着力研究解决的核心命题。

　　《景岳全书·二卷·传忠录中·中兴论》以“中兴”为主题，进行阐发。张景岳认为，先天有定数，固当听乎天命。然若“后天之道，则参赞有权，人力居多”。进而以国家安泰之理，比喻论证人身之寿夭，犹如 “国运皆有中兴，人道岂无再振”，此即国家可由弱而转兴盛，而人身之消长乃同一理，小大皆然。故借此国运之征，阐释人体康健之理。譬如国家之衰，或以人心之间离，或以财用之匮乏，或以兵戈之残伤，或以优柔之旷废。而人之康泰，亦无非一理。上述相关因素，在国为人心，在人为神志。提示生气之主在乎心，此则“元神之不可不养”。又在国为财用，在人为血气。而气为阳，阳主神也；血为阴，阴主形。然血气若衰，则形神俱败，此乃营卫气血当珍惜。又云在国为兵戈，在人则为克伐。若日加克伐，致残伤人体元气，此消耗之不可不慎。

　　故而概言之：“在天在人，总在元气”，其要义在于，但使元气无伤，“元气既损，贵在复之而已”。继之，联系临床常见病之罹患，亦“惟元气有伤，而后邪气得以犯之”。故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但凡虚邪之辨，如情志之销蚀，神主于心；治节之不行，气主于肺；筋力之疲困，血主于肝；精髓之耗减，骨主于肾；四肢之软弱，肌肉主于脾。如：损其一浅，犹在肤腠；损其二深，犹如经络；损其三四，则连及脏腑。进而言及人之大数，则犹有先天后天之体用，而兴亡之应变，则有培育来复之机，此与人自身所为密切相关，“亦莫匪人之自为”。又如，《灵枢·天年》描述人之生长壮老已，诸如人生十岁，血气始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气血方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脏腑经脉其盛已定，腠理始疏，故好坐。五十岁，肝气衰，故目不明。六十岁，心气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衰。八十岁 ，肺气虚，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竭。百岁，五脏六腑皆虚，神气皆去，故形骸独居而终。张景岳注释认为“此即先天之常度，是即所谓天年”。提出人生之常度有限，而情欲无穷。精气之生息有限，而耗损无穷。因而戕伐此先天，而得全我之常度，乃是“残损有因，惟人自作”，告诫此后天之所为，即由人之所丧而致。因此指出，挽回之道，仍由人而致。且认为“此非逆天以强求，亦不过复吾之固有”。若“得之则国运人运，皆可中兴”。因此提出“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此中年时期之修复，重振根基之论，对后世养生具有重要影响。

　　后天之养，其为在人，避害以培为善

　　《景岳全书·二卷·传忠录中·天年论》提出，“后天之养，其为在人”，认为以养生家宜以此为首务。张景岳提出外界有关影响人寿命与健康的因素，将其归纳为三方面：

　　气候剧烈变化等，如寒暑不时，灾荒饥馑，或横加祸灾，谓之“天刑”。大旱水灾等自然灾害，旱潦灾荒，水火突难，或阴毒害人，或危险困毙，谓之“地杀”。战争及打斗杀人，如争斗伤残，刀兵屠戮，或嫁祸阴谋，或明欺强劫，谓之“人祸”。

　　该文又指出，生活方式等因素，亦对人的寿命与健康具有不良影响因素，并将其归结为六方面，故言此“凡孽由自作而致不可活者，犹有六焉”。有酒色财气，及功名之累，而庸医之害皆是。

　　故有困于酒，但知米汁之味甘，不思酒曲之性烈，其能大损寿元而人乃不知。及其致病或血败，而肌肉为水湿浸渍，则鼓胀之类乃是。或湿邪侵土，而清致浊不分，则泻利之类。或血不养筋，而弛纵拘挛，甚眩晕猝倒，则中风之类。或水泛为涎，而满闷不食，甚脾败呕喘，则为痰饮病证。若嗜酒而不节制，则精髓怎堪久醉，阴血日以散亡，而未及中年，多见病变百出。

　　有困于色者，但图娇艳可爱，而不沉溺其中，故有因色而病，则或成劳损，或染秽恶，或相思之伤心，或郁结之害命。甚有因色而死，则或以窥窃，或以争夺败伤，或以荡败无踪，或以惊吓丧胆。总之，好色之人必多淫溺，乐而忘返，未有贪之恋之，而不招殃致败。《类经·一卷·摄生类·上古之人春秋百岁今时之人半百而衰》亦注释，以酒为浆，乃沉溺于酒，以妄为常，乃肆乎其行。醉以入房，则为酒色并行。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乃纵欲则精竭，竭则真散。“故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而身健则病少，神气坚强，老而益壮，乃皆本乎精也。

　　有困于财者，止知财能养命，不识财亦能杀人。故鄙吝者，每以招尤。奔波不已者，则多竭其力。贪得无厌，又常忘其身。顾利罔顾义，骨肉为之相残，聚敛而尽膏血，此受利中之害。

　　有困于气者，每恃血气之强，只喜人不负我，非骄矜则好胜，致人心不平，争端遂起，事无大小，怨恨醉心，此愤怒最损肝脾，而隔食气蛊，疼痛泄泻，厥逆暴脱等多起。又或争竞相倾，宁趋势利以卑污，甘受丑凌，及被他人苛辱等，甚至破家荡产，骨肉分离之害，悔时已迟。

　　有困于功名，有飞腾之念想，功业之期许。既达竞争之尔虞我诈，未济者，妄受灯窗寒苦之负，望眼欲穿而大失所望。

　　有困于医者，凡疾苦之望医，犹凶荒之望岁，其恳切期待，微妙难言。认为此必得其病情，若必得则其人可言医。庸医多，则杀人多，而性命重托，又岂浅薄之辈轻而托付。但明示“至于六杀之防，则全由乎我”。明示若酒杀可避，而能不醉；色杀之可避，而能不迷；财杀可避，而能不贪；气杀可避，而能看破不较真；功名之杀可避；庸医之杀可避。在此强调宜知避免相关不利养生的因素，“如是而培以为善，则可全收其效”。乃重视养生调摄，趋利避害，而达延年益寿之目的。

　　先后天辨析，善养生则先养此形

　　《景岳全书·二卷·传忠录中·先天后天论》阐释先天后天的辨析，及其养生之要义。提出从先后而言，故生者在前，成者在后，而先天后天之义，于此可见。进而举例，“以人之禀赋言，则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强调“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若后天斫削，则夭者更夭。若骨骼者，乃属先天。肌肉者，乃为后天。认为声音之有辨析，充者寿而怯者夭。脉象之辨析，虽脉细而长者吉，虽洪而促者凶。形体之有辨析，坚者寿而脆者夭，身虽羸瘦而动作能耐者吉，体虽强盛而精神易困者凶。动静亦有辨，静者寿而躁者夭，性虽若急而急中有和者吉。气质之辨，少年华丽而易盈易满，乃早凋之兆。先后俱失其守，夭寿难卜预后不佳。若以人之作用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后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且提出慎养之四法：

　　慎情志可以保心神。

　　慎寒暑可以保肺气。

　　慎酒色可以保肝肾。

　　慎劳倦饮食可以保脾胃。

　　认为唯乐可以养生，而欲乐者莫如为善。“但使表里无亏，则邪疾何由而侵犯人体”，其慎养之法，体现着意脏腑调理之特色，且突出情志之调摄，乃与《内经》形与神俱之健康观，可谓一脉相承。此外，明示掌握先天，尤其是后天调养之权，乃在于每个人自己。此论与《类经·三卷·藏象类·天年常度》以中寿而尽者为例，说明凡此形体血气不足，既已异于长寿者，则其中寿而夭亡者，此乃固有所致，先天之禀赋使然。同时提出，但禀得其全，而又合于养生之道，则必将长寿；然禀赋失其全，而养生又违和，则难以长寿。认为从天年而言，所谓天定则能胜人，“人定亦能胜天”。明示禀赋乃为先天，然修养则为后天。而“先天责在父母，后天责在吾心”。此乃从另一角度阐释先后天之概念，不可忽略后天调养在养生长寿中的意义。

　　《景岳全书·二卷·传忠录中·治形论》批评昧于养形之道，不以情志伤其府乃舍之形，则以劳役伤其筋骨之形。“内形伤则神气为之消靡，外形伤则肢体为之偏废”。甚至肌肉尽削，其形可知，其形既败，则其命可知。阐释内之神气与外形体的关系，故而提出，“善养生者，可不先养此形”，原理在于，形体为神明之宅，固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因形体“以为兴复之基”。具体而言， 虽治形之法，非止一端，而“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究其缘由，所以欲祛外邪，非从精血不能利而达；欲固中气，非从精血不能蓄而强。进而联系脏腑，则“脾为五脏之根本，肾为五脏之化源”，乃其精血滋补灌溉之源泉。且明示，然则“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故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并认为用此之法，实现滋补精血为治形，则无逾药饵，而药饵之最切于此，不过数味之间，其他如性有偏用者，唯作为佐使使用而已。亦犹饮食之于人，凡可口者，孰无资益，意在“求其纯正无损而最宜于胃气”。 （钱会南 北京中医药大学）